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建构范文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其集权化的程度，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体制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僵化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不仅使众多企业缺少活力，甚至连宏观经济也不断出现紊乱状况，总体上是从微观到宏观都缺少活力与效益。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我们刚刚举起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旗帜时，学的还是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因为他们比我们早感到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之痛，但是由于政治与社会等原因，这些国家都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走向另一条道上去了。中国则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市场导向的改革旗帜，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不仅新旧体制转轨本身有一个过程，而且人们的认识转变也有一个过程。价格是市场机制的灵魂，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长期凝固不变的价格，只是一个计量的符号，失去了价格调节的功能。恢复价格的固有功能，发挥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当年，是一个相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涉及观念上的变革，需要扭转“稳定物价”为社会主义一大优越性的传统思维，而且关系到整个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因为价格改革与调整，必然会引起不同产业的重构。我国的价格改革是从计划价格调整与局部开放少量的市场价格即双轨制价格开始的，从调到放，从双轨制价格逐步到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足足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价格改革的基本任务，使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与艰巨性，还可从对改革模式的基本认识，即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认识演变过程中得到反映：从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20世纪80年代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90年代初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主流社会对商品、市场关系的认识，也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货币关系而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有商品经济概念而不承认市场经济存在，再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市场经济的过程。

从整个社会对商品、价格、市场关系认识的这一艰难的演化过程，足以说明中国改革为什么要采取一条渐进式改革思路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因素，这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国情、对商品关系的新的认识。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并经历了1958年那一段穷过渡的深刻教训。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后。这个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摈弃、消灭商品以及市场关系的乌托邦观念，更要补商品与市场经济发展不足之课，以大力发展商品与市场经济来实现强国之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方略，可以说无一不是商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最初在农村出现的三大改革，包括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体制、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总体上是要将自给自足与半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村，走上工业化、市场化的富裕之路。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将大批不自主、低效益的企业改造成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主体。地方财政大包干则是为了结束中央与地方的统收统支关系，从中渗入计算价值的市场经济因素。价格改革、外贸改革等，更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应有之义。不仅是众多的改革政策，甚至连开放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商品没有国界，其流通要求突破一切地域与国界的限制。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商品、资本、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通。所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举起的改革开放旗帜，说到底都是商品、价格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正是源于商品与市场关系的这些政策，促成了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一、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精华

引入市场经济因素，走出计划经济体系；发展个体、私营与外资经济，重组国有经济等等，一系列改革的政策与现实，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了呢？当然不是。改革只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是公有制。早在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为无产阶级起草的不朽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经典的话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以后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阐发了这一基本观念：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当年的苏联还是中国，它们建国以后都迅速摧毁私有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然而实践却证明，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并不符合两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从而使鼓励和扶持非公经济发展，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不断压缩公有制经济的活动领域，甚至要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一种“效率论”的观点曾极力为否定公有制经济助威，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缺少活力，否则在非公企业面前不会节节败退。改革以来，不少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确是事实，然而却事出有因：一是由于国有企业恢复自主之身的改革有一个过程，而非公企业却是天生的市场经济派，在市场环境中游刃有余，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可以说，非公企业在这段时期的发展机遇，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二是因为扶持非公经济发展是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从而当时的各项政策给予非公企业加速发展的许多优惠条件与特殊待遇。

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扩权让利、利改税、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革的要求，一大批有活力的国有企业已出现在世人面前。提供公用产品的那些国有企业也多已按照市场主体要求自力运作，其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上。至于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中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正在充分显示它们的活力与效益。所以绝不能说，国有企业是一种缺乏效率的经济形式。事实上，只要改革到位，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完全能够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一争高低。

“效率论”的非难稍淡，如今又出现了一种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责难，认为中石化、中海油等一些中央国企，靠垄断资源获得巨利，压制了非公企业的进入与发展。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竞争产生垄断，垄断也会转向竞争。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反垄断法，为的是维护竞争的合理进行。但究竟是维护竞争的利益还是维护垄断的利益，在西方国家也是因时因地而异。比如，198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被政府作出反垄断裁决，公司因此改组拆分为8家独立公司，即除了新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外，还有7家区域性的贝尔电话公司。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取消了对电话电报公司的重点管制，并为其重新并购与集中开了绿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事实上为垄断企业的兼并扩张大开绿灯。所以，无论是制约垄断还是容忍垄断，都是从增强国家竞争力出发，或者说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当前进入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多是一些国际垄断企业，中国的企业如何与之竞争？显然，众多中小企业难以与之应对，而唯有一批国有大企业乃至垄断企业才能与之抗衡。当然，我们现有的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多带有一些行政性垄断因素，这也是转轨过程中的必然。怎么从行政性垄断转向市场性垄断，真正显示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还需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

公有制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当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论述，这个表述当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其中关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述，还是比较科学的。《共产党宣言》中也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来谈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上上下下都大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远远背离了这一宗旨，在快速工业化、“赶英超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钢为纲”等口号下，整个经济始终处在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运行格局，有些年份的积累率甚至高达44%，超越了世界纪录。在那个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能算低，但人民群众生活始终处于贫困之中，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与西部山区，更是处在“山河依然，面貌未改”的极度贫困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展开了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正是这场讨论在全国的充分展开，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重新获得全社会的重视，为居民生活所需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于是，直接为城乡居民提供消费品的农业与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80年代初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与提高的一个小高峰。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高积累的惯性似乎又在发生作用，积累率又在40%上下运行。八九十年代的高积累、高投资，尽管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消费的比例被压抑在有限的水平上。此时，高投资、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的动力功能被压抑住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翻番，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作为21世纪20年代经济工作的一大目标，这意味着民生问题已被置于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这不能不是我们建设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必然会导出按劳分配的理论与实践：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广大劳动者，按所支出的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对共同的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事实上已异化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处是“做多做少一个样、做与不做一个样”的分配形式，严重压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以来，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恢复计件工资与奖金制度，出台一部分人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政策，无疑大大推进了按劳分配的实践。当然，在多元经济存在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只是在公有制经济范围内发生作用，但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分配情况相比较，更显示出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间的运行必然以市场机制来规范，但是在公有制企业范围内，管理者与职工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志、互助与协作的关系。尽管有些国有企业的内部关系也有被市场关系所异化的倾向，呼经营者为“老板”，甚至由名变实。但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同志、互助与协作关系，必然会更加扎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三大组成部分。传统体制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引向极端，使按劳分配异化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把人之间的互助关系过度神化，这正是改革需要纠偏的地方。但是，改革绝不是否定一切，把一切推倒重来。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把婴儿与洗浴水一起倒掉。

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引入与继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构件，其实也是创新：前者是吸纳前人所没有涉及的东西；后者是提炼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不过，这里所论述的创新，专指来自改革与发展实践并能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新思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不是简单地引入商品与市场关系，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在商品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不仅存在前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商品与市场关系、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与市场关系，而且还存在社会主义商品与市场关系，这是商品与市场关系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商品与市场关系不是商品与市场一般关系的简单延续，而是有其特定的新的内涵。改革理论的探索，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商品与市场关系绝不是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所专有的，它也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其前提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的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说国家所有制，其实并不是纯而又纯的。纯粹的或者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制，应该是整个社会占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但是实际情况从来不是如此。由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广大农民就享受不到进入国有企业劳动与城市福利等待遇。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全民所有制建立初期，也有中央国营企业与地方国营企业之别。至于改革以后，在自主企业地位确立过程中，全民所有制中的中央利益、地方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存在与差别，就格外显明了。从而，马克思论述的商品存在两条件之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要进一步演化为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说全民所有制不纯粹，存在中央、地方与企业等利益主体之别，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仍存在商品与市场关系的土壤。从而商品与市场关系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之中，而不仅是从西方经济中引入的。

植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关系与市场经济，给予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即一方面是商品与市场一般中的基本运行规范，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规范。这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运行机制，比如，国有企业既要在市场运行中以利润为经营导向，又要自觉地维护社会利益，杜绝那些损害社会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在调动企业职工劳动积极性上，既要强化物质激励，更要关注精神激励，充分调动职工作为企业主人翁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商品与市场关系，那么，商品拜物教也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是一种经济关系，只要劳动产品变为商品，商品拜物教就内在于商品关系之中。于是，人们间交换劳动的相互关系，就演变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并反过来支配人的关系，使人们拜倒在商品、货币与资本的脚下。但社会主义商品与市场经济有内在于公有制的一些机制，如双重运行机制，它们可以抑制商品拜物教的作用范围与程度。至于当前经济领域腐败现象之严重，或者说商品拜物教现象之严重，这既与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阶段有关，也与整个社会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性，没有充分认清与发挥公有制的潜能与作用有关。正如所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表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这就是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的市场导向改革，必然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繁荣，而绝不会走向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上的又一创新，即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新的所有制结构，或者说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创建的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与非公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构成。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公有制经济，而且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也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内容了。在创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两种有害的倾向：一是害怕与抑制非公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以为非公经济的发展会危及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二是以国有企业是一种“无效率经济”为由，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实现的是两个务必政策：一方面是积极扶持与支持个体、私营与外资企业的发展，给它们以多种优惠政策与灵活措施；另一方面是通过企业改革、兼并重组等措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特殊性，不仅来自公有制基础的不纯粹性，而且还来自传统的私有制基础。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与市场关系的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交织，常常会呈现出一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在这里，既有公有制的“普照之光”会对其他经济形式发生作用和影响，其他经济形式也会对公有经济发生作用和影响。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就意味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必然要求参与剩余价值即M的分割。否则，外资企业不可能进来，个体与私营经济不可能发展。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是把V的分配与M的分配都结合在一起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分配原则，大大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要素收入必然大大高于按劳分配的收入，这是今日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用共同富裕补充“先富起来”政策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特殊性。改革是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但绝不是要否定政府应有的经济职能。改革所冲击的主要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恢复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在宏观经济范围内，政府还必须承担重要经济职能。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冲击传统的僵化体制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而且在市场体系与市场秩序恢复过程中，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助力。

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与宏观调控三大构件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来说，主要通过宏观调控机制表现出来，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主要方面。西方国家尽管有凯恩斯等宏观调控理论作指导，但由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政府的有限经济权力，它们常常无力驾驭经济的失调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既从人民与社会利益出发合理地运用经济与行政杠杆，更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为调控基础，从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能中流砥柱，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也能从容应对。当然，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既要熟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一般规范，又要把握源于公有制基础上宏观调控的新特点，这将会有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从理论到实践必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必然能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从容地达到胜利的彼岸。

作者：袁恩桢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