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与货币危机实证关系研究范文

虚拟资本的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但对虚拟资本的科学分析由马克思首开先河，这是因为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的分析首次置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受制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分析的虚拟资本具体形式比较有限，但重温马克思虚拟资本的内涵仍是当代社会正确和深入理解虚拟资本运行机制的唯一源泉。

一、虚拟资本的含义与表现形式

虚拟资本，是由英文fictitiouscapital翻译过来的，起初指的是与实际营业无关、纯粹人为制造、类似空头汇票的支付凭据和流通手段。如威·里瑟姆在《关于货币问题的通信》中说，所谓“空头汇票，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马克思，1975)451。后来马克思借用这个概念，把虚拟资本扩大到所有生息资本的形式，因为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所有生息证券的资本价值都纯粹是幻想的。如股票，它确实“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马克思，1975)529。当然这种定义只是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最窄范围的定义，在这一层次上每个虚拟资本都有现实资本与之对应，这种形式的虚拟资本也远不是虚拟资本的全部。马克思(1975)526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所以不论是商品还是金属货币本身，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成为信用的对象，派生出虚拟资本。同样，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代表中央银行的负债，因而也是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再次，尽管“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时，才成为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能排除: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长在一起”(马克思，1975)428，结果，生息资本的生息属性在形式上脱离了生产过程，取得了独立地位。例如，国债即使出于非生产性目的发行，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即使因使用价值的消失而不再存在，国债依然取得虚拟资本的形式，并且期限不到不会消失。最后，由于“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马克思，1975)526。马克思(1975)528－529据此认为，尽管虚拟资本的产生源于现实资本的借贷，但生息资本的形式使人们在观念上把一切收入资本化，相应地，虚拟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收入资本化的过程，即“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范畴最终确立起来。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范畴固然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但收入的资本化这一本质规定并不影响虚拟资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突破价值信用的范围。首先，虚拟资本固然可以产生于价值信用，但价值信用并非虚拟资本产生的必要前提。信用的对象既可以是没有价值的有形物品，如土地，也可以是无形的劳务、权利等，而不是仅局限于现实资本、商品和金属货币等。总之，一切收入通过资本化都可以导致虚拟资本的产生。其次，即使虚拟资本产生于价值信用，虚拟资本的价格与现实资本的价值也是两个概念。虚拟资本本身无价值，其价格是虚幻的，是收入的资本化，而现实资本的价值是其内在物化劳动量的体现，同时它们之间的变动完全可以不一致。马克思(1975)531指出，“在危机时期，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者增值同他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倒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灭而减少分文”。再次，不同于现实资本只能表现为有形的商品、货币，虚拟资本的载体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传统的所有权证书到新兴的电子证券都可以充当虚拟资本的载体，虚拟资本的存在关键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代表收入索取权。因此，当代社会的虚拟资本范畴是极为广泛的，它既包括商品信用带来的商业票据，也包括纸币信用带来的银行票据;既可以是体现为所有权的股票，也可以是体现为债权的债券;既可以是传统的融资证券，也可以是新兴的衍生证券。可以说，当代社会的虚拟资本涵盖了一切有价证券，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它实际上是金融工具的代名词。

反观当前国内关于虚拟资本的分析，无论是定义还是表现形式，其范围显然普遍偏窄。如许均华和高翔(2000)认为，虚拟资本指“同实际资本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并具有独立的价值增殖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戴相龙(2003)则进一步把虚拟资本主要指向股票、债券、衍生产品等信用工具，这里实际上依然在强调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自然把相当一部分虚拟资本形式排除在外。应该知道，虚拟资本固然最初产生于现实资本信用的需要，但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它已经取得了虚幻的形式，表现为收入的资本化，收入资本化产生的虚拟资本外延显然远远大于现实资本信用产生的虚拟资本外延。虚拟资本外延的人为缩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我国虚拟资本研究及其结论的片面性，容易以偏概全。相反，西方社会关于符号经济(symboleconomy)、道德经济(virtualeconomy)的研究，就其研究对象看，显然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有更多重叠的部分，但因其不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至今没能科学地总结虚拟资本的自身发展规律。科学地界定虚拟资本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吸收西方社会关于虚拟资本研究的现有成果，矫正我国虚拟资本研究的片面性，它也是正确和全面理解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石。

二、现实资本的运行与虚拟资本的产生

尽管马克思将虚拟资本定义为收入的资本化，但马克思并没有截然割裂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反他强调了现实资本运行对虚拟资本生生灭灭的决定性影响。因为从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要求看，货币经济条件下现实资本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不是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也不是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化，而是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因而货币资本的过多或过少均不利于职能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信用的产生由此成为一种必然。马克思(1975)686认为，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信用不仅节约了货币的使用，而且加快了资本形态的变化从而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以至平均利润“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正是通过信用，大量的虚拟资本如本票、汇票、支票、债券、股票等被创造出来，满足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本运行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必要需求。现实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规模越大，虚拟资本越是得到发展，因此虚拟资本的膨胀总是伴随着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繁荣而出现的。从历史上看，商品和货币的虚拟化现象早已出现，因为它只需要简单商品流通就可形成，但资本的虚拟化首先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1975)450－451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虚拟资本的起源客观上要求虚拟资本的运动必须服从于现实资本运行本身的需要，应由实体经济的发展决定虚拟经济的发展，然而受信用属性的影响，这两者都很难做到。

首先，马克思(1975)649认为，“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因此，虚拟资本产生的前提就是现实资本本身运行的通畅，物化的个人劳动可以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它客观上要求社会生产应按照人们的需要来进行，劳动时间应按照人们的需要来配置。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实行宏观调控，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社会生产的失衡状态，现实资本的正常运行是偶然的、相对的，而其阻涩甚至停滞则是必然的、绝对的。所以，在现实资本运行越需要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时候，虚拟资本通常供给越少，供给成本也越高，也就是说现实资本运行并不一定能催生它需要的虚拟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时候。另一方面，在现实资本运行越容易获得货币的时候，也意味着此时信用的基础是最坚实的，因而虚拟资本供给越多，成本则越低，相对于生产规模而言，货币供给越来越处于过剩状态，如经济繁荣阶段就是如此。

其次，虚拟资本一经产生，虽然促成了现实资本运行中使用货币的节约，却往往给社会再生产传递虚假的信号，通过社会再生产的失衡诱发现实资本运行的停滞，破坏信用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1)规模日渐扩大的现实资本运行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投入进来，但因为存在“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马克思，1975)649，经济繁荣不但没有吸收现存的货币，反而通过提供信用货币把大量的流通手段从再生产领域排挤出来，使得金融市场货币过剩，游资充斥，利率很低;(2)“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马克思，1975)686，同时低利率对现实资本的运行又意味着低成本，这两种因素一起导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因为信用被强化到了极限;(3)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马克思，1975)405。因此，与人们的日常观念相反，经济繁荣必然伴随着高利率完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尽管不排除“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马克思，1975)404;并且经济越繁荣，虚拟资本越膨胀，货币越过剩，利率也越低，从而形成的这种扭曲越严重。经济繁荣与低利率的游资充斥并存，进一步刺激人们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把现实资本的运行规模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在现实资本运行罔顾社会需求而盲目扩张导致失衡日趋严重的同时，满足其规模扩张需要的虚拟资本供给也随表面的、虚假的繁荣得到迅速扩张，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基础的货币规模却相对越来越小并日益作为过剩货币被排挤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因此日益分裂成相对独立的两个组成部分:反映现实资本运行的实体经济部门和反映有价证券交易的金融经济部门，它们的运行受各自不同的规律支配。成思危(1999)把金融经济部门简化为“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这一提法应该是较为确切的(鉴于虚拟经济概念易于引起误解，本文使用更易被人接受的金融经济概念)。

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顺利运行在现实生活中首先就受到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制约，如果再考虑到收入的资本化这一虚拟资本的本质属性，则虚拟资本运行产生异常波动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三、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机制

虚拟资本虽然最初产生于现实资本运行的需要，但它一经形成就相对独立并具有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使得整个金融经济部门呈现无限扩大的趋势。从目前来看，金融经济规模的无限扩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生息资本的形式使得任何一种价值或货币都表现为资本，任何一种收入都被资本化，包括一切收入索取权在内的证书或有价证券的产生自然会超出现实资本运行需要的范围，某些形式的虚拟资本的产生甚至可以与现实资本的运行完全无关;第二，虚拟资本的存在只与它自己规定的存续期限有关，而与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存在与否无关，这导致大量的现实资本在本身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其对应的虚拟资本仍然占据着金融经济的一个相当比重。然而，金融经济的无限扩大趋势更多地是与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1975)578指出，“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会得到发展。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整个虚拟资本市场于是日益表现为有价证券市场，通过有价证券的交易，实现本金的升值。从本质上看，货币对有价证券的追逐是对虚拟资本所代表的剩余价值的追逐，与先前阶段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企业主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并无质的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有差别，这种所谓质的差别也是由量的分割引起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虚拟资本取得了相对独立于现实资本的地位，本身没有价值，虚幻的有价证券的价格变动给交易参与者带来极大的风险，包括本金也存在着被侵蚀掉的可能。

首先，有价证券的价格受到它所代表的收益水平波动不定的影响。剔除固定收益证券，绝大部分的有价证券代表的收入都是波动不定的。虽然某个时期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相对稳定的，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却是通过竞争来平均化的。对每个具体的现实资本运行来说，其所实现的利润总额和利润率，不但相互之间不可能一样，不同的时期也可能不一样，现实中的一致通常是偶然的。即使是相等的利润量，当分割到虚拟资本这个阶段时，受分割过程中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仍然保持利润量的相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认为，即使不考虑整体的经济状况，现实资本运行管理效率的差异也会带来有价证券收益的差异。

其次，有价证券的价格受到利息率变幻不定的影响。尽管和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的中等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表现为一致的、确定的、明确的量，但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供求平衡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利润本身构成利息的最高界限，但利息的最低界限则无法确定;(2)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危机的过渡相适应，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但另一方面，低的利息也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则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3)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而具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因此，对证券价格的决定来说，利率完全就是一个外生变量。(马克思，1975)405－409

再次，有价证券的价格还受到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如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还会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马克思，1975)530－531。而在平时，影响有价证券供求的因素固然包括上述比较确定的现期收益和当前利率等客观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受不确定的主要表现为信心、预期、偏好、传言等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必然会导致有价证券交易价格经常莫名其妙地大起大落，证券市场的特征非常明显。

最后，即使不考虑上述所有因素，纸币本身代表的价值量的不稳定也会导致有价证券价格的不稳。因为纸币只是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其所代表的价值量完全受制于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受制于纸币的发行量，这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当代社会发行纸币的原则是稳定物价，不是稳定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而物价的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商品和劳务样本的选择，更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在现实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物价的稳定通常是与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直线下降相伴的，因此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升降与其所代表的剩余价值量的多少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虚拟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对货币资本存在替代效应，但与其说货币供应取决于虚拟资本的创造，不如说取决于现实资本运行的需要，货币供应及其所代表的价值量对有价证券价格的决定同样是一个外生变量。

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幻不定必然迫使投资者采取各种方式规避风险，提高货币收益，这客观上导致与以前其它形式资本参与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一样的结果，即实现对有价证券代表的剩余价值量的再一次瓜分，此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除了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外，也包括风险原则，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规避风险方式和承担风险水平的差异相应地导致有价证券市场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有的创新涉及货币资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模式，有的涉及现有有价证券风险和收益的重新组合与分解，大量的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大批的金融资产被提供给投资者选择，从而形成一轮又一轮的虚拟资本自我膨胀高潮。如近些年出现的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热潮，期权、期货等衍生证券涉足的对象由有形的商品转向了无形的指数等，都属于这一类。一般而言，只要投资者有需要，只要虚拟资本的派生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这种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过程理论上就不会停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虚拟资本的这种自我膨胀过程通常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它通常会被现实资本运行的停滞而中止，因为受低利率信用刺激的现实资本运行规模的扩张终究会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从而信用基础被破坏，不但纸币和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冲动消失，而且大量的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本身也会消失。

四、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由于虚拟资本的产生与现实资本的运行并非完全紧密相关，而且即使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和现实资本的价格也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决定的，这就意味着虚拟资本市场价格的主观性、易变性和脆弱性。有时候实体经济运行总体通畅，仅仅由于人们主观评价和心理预期的变化，某类或某地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就会大起大落，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或羊群效应，诱发整体性的金融危机，生生拖垮运行正常的实体经济，反过来坐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不过，更多的、更全面的货币危机主要还是由实体经济的根本性失衡和局部失衡导致的。

现实资本运行的需要产生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一经产生就具有自我膨胀的内在冲动，从其内在的相互关系看，只要虚拟资本的产生源于现实资本运行的实际需要，现实资本的运行不会受到阻碍，则这种现实资本扩张引发的虚拟资本膨胀一般会永远健康地发展下去。但现实资本运行的停滞往往会中断虚拟资本的扩张过程，虚拟资本自我膨胀中的泡沫通常又成为现实资本停滞的诱因，从而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

就实体经济部门而言，尽管社会范围内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货币数量相对越来越少，但在经济繁荣阶段，由于信用货币或虚拟资本的补充，现实资本运行的最大障碍不是获取货币成本的高低，而是维持人们对信用的信心，即避免生产过剩和商业的过度投机。图克在《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中指出，“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马克思，1975)452。但当生产变得过剩或商业投机过度时，货币就是货币，商品就是商品，它们的区别不在于价值量，而在于货币是财富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信用货币或虚拟资本虽然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因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马克思，1975)648。于是，信用货币大大贬值，信用的基础遭到破坏，虚拟资本必然不再能执行现实资本运行所需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而必须用金属货币本身来代替，从而现实资本的运行展开了对有限货币的最残酷争夺，最终利率达到最高水平。现实资本运行因缺乏必要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直至消除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度的投机库存为止。所以，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现实资本运行的停滞，而不是所谓的虚拟资本存在或虚拟资本泡沫。此时缓和货币荒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固银行的信用，透过银行提供必要的信用货币满足现实资本运行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马克思(1975)585认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全面的生产过剩或商业过度投机导致的货币危机事实上极为少见，更多的是局部的生产过剩或商业过度投机提前引爆货币危机。虚拟资本的产生源于现实资本运行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因而每一张有价证券起初都对应着现实的资本，代表着现实资本的价值或货币资本。然而虚拟资本进入市场交易以后，有价证券的货币价格迅速与其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偏离，最终完全与现实资本的价值无关，有价证券的价格只取决于平均利息率、收入索取权和市场的供求状况等偶然性极大的因素。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与现实资本价值的偏离虽然是虚拟资本的基本特征，却容易给现实资本的运行提供极为错误的信号，使得现实资本运行的规模和结构与社会的客观需要相脱离，并且多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这一点，在垄断性程度较高的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垄断使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获得垄断性高收益，表现在虚拟资本市场上是房地产浮动收益证券的市场价格大幅飚升，虚高的价格根本不能反映社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客观需求，却使房地产商融资的成本大大下降，融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结果，房地产商用于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投入过多，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严重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行业的资本运行停滞。这又反过来使得与房地产相关的现实资本运行停滞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崩溃，最终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把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行业甚至部分健康的企业都卷入进来，引发全面的货币危机。因为“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马克思，1975)559。可以说，当代社会的货币危机，源于全面的生产过剩或商业过度投机极少，绝大多数是由某些行业甚至某些企业的财务危机引爆的。因而预防货币危机，就应主要集中精力，干预现实资本的运行，尤其应关注那些发展过热的行业、部门和企业。针对东亚金融危机，胡兆量(1999)总结认为，“加强实质经济，提高竞争能力，防止泡沫孳生，是防止金融危机的根本”，这是不无道理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客观上要求我们，仅仅做到通过调控实体经济、加固银行信用来减轻货币危机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消极的，还应该把握货币危机带来的机遇，化被动为主动，这突出表现在货币危机对资本集中的促进作用。首先，危机时期，“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马克思，1975)404－405，因而有价证券在危机中的贬值，通常被人们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其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使得“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化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力”(马克思，1975)618，然而对社会主义来说，这不失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一种强制手段。最后，货币危机通常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马克思(1975)585指出，当信用链条中断时，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而“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同时“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消失了”(马克思，1975)581。显然，这个时候拥有雄厚货币资本的国家对外收购企业等财富和现实资本，机会是相当难得的。因此，面对货币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和必然性，防患于未然，把货币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或者对已经发生的局部危机实施局部管制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利用货币危机带来的资产重组机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同样必不可少。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由于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不仅为我们正确地界定了虚拟资本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虚拟资本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分析了货币危机的必然性，更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金融经济和更好利用虚拟资本的基本指导原则。

首先是我们应明确发展虚拟资本的必要性。当前的世界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信用是它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有信用就必然要有虚拟资本。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前提下，现实资本运行中的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本来就在所难免，虚拟资本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信用工具，也是企业在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取胜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甚至是可能非常大的缺陷就弃之不用。科学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发展虚拟资本，扬其长避其短，创造条件尽可能利用其有利的一面，而对其消极面则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其次是正确把握虚拟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虚拟资本不仅派生于现实资本，也可以派生于商品、货币，甚至是虚拟资本自身。虚拟资本在某些领域与现实资本确实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并且随着经济证券化进程的日益铺开和深入，这种脱节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比较高、经济相对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与现实资本存在对应关系的虚拟资本上，不仅不利于我们科学揭示虚拟资本的运行规律，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虚拟资本的脉搏，也不利于我们培育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的功能。

再次是正确把握虚拟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现实资本的相互关系。虚拟资本是收入的资本化，它的产生源于现实资本运行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要，对货币资本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但虚拟资本又与现实资本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一经产生就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从而相对独立于现实资本。因此，虚拟资本的产生以现实资本的顺利运行为前提，最初确实能进一步促进现实资本的运行，但由本质属性决定而很容易出现的虚拟资本泡沫往往又对现实资本的运行发出错误的信号，诱发现实资本运行的停滞，产生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过度，从而破坏虚拟资自身存在的基础。促进现实资本的顺利运行需要发展虚拟资本，但发展虚拟资本不是实体经济顺利运行的充分条件，同时虚拟资本的繁荣也不是无条件的，要避免其向实体经济部门发出错误的信号，要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第四是既要认识到货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更要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机遇。货币危机表面上爆发于现实资本停滞带来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突然不足，更基本的原因则是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必须通过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当今的货币危机不仅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关，也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形式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关，只要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存在市场经济，货币危机的爆发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过使得货币危机的爆发更具有明显的特征罢了。我们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按价值规律办事，积极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促进现实资本的运行通畅，避免全局性经济失衡;对于局部性的生产过剩与商业过度投机，要局部问题局部处理，把其不良影响内部消化或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诱发更大规模的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对有价证券市场的过热现象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其干扰现实资本的正常运行，同时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货币危机带来的机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老、大、难”问题的尽早解决。从目前来看，消极预防与化解货币危机有余，积极利用货币危机带来的机遇则不足。当中国无法避免世界性的货币危机爆发时，充分利用外部世界货币危机带来的机遇可能更为重要。

最后鉴于货币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应加强全球经济的合作和调控。货币危机，尤其对于那些不能有效应对的国家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它与国际竞争有关，但货币危机的爆发往往提供国际合作的契机和客观基础，每一次货币危机在沉重打击各国国民经济的同时，都引发国际收购和国际兼并浪潮，这是调控全球现实资本运行最重要的基础和最强大的动力。货币危机是不分国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应参与国际合作，因为货币危机最终将作为一个强制手段参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