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与元朝的经贸复苏范文

建国于公元918年的高丽王朝，一直偏安于朝鲜半岛，以都连浦至咸兴一带为北疆先后与渤海，辽，金等国为邻。东南面隔海与日本相望。在与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对抗中，高丽且战且和，一直保持着政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期间，高丽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自主性，高丽皇室对于民间的对外贸易也持默许和暗中鼓励的态度。并且大力发展北疆地区的“边地贸易”，民间和官方共同以韩纸，檀弓，人参，鱼牙绸等具有高度民族特色的高丽商品换取契丹，女真等民族的马匹，羽箭以装备高丽军队。可以说，在金帝国和大蒙古国的战争打响以前，高丽对中国各个地方政权的经济往来是十分活跃的。

但是，从1211年至1234年的这23年间，随着成吉思汗，木华黎，窝阔台先后对金帝国大举进犯，使得东北亚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北至黑龙江沿岸各城，西至科尔沁草原诸部落，南至燕京城，东至高丽西界的广大地区几乎都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蒙古铁骑的抄掠让金帝国的人口锐减了百分之九十，本来就人烟不盛的金帝国东北方向的辽阳路，胡里改路，婆速路的驻军数和边民数更是大规模下降。人口的大量减少让土地的开垦率和收获量也成倍数的下降，生产力倒退了近四百年。在蒙金大战的将近40年里，高丽王朝在北疆沿线几乎没有任何的跨国贸易可做，还要不断的防止受蒙古军队追击而涌入高丽国境的各族难民。

这样的情况在元帝国建立后得到了迅速好转。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蒙古军队在耽罗岛荡平了高丽最后的武装“三别抄义军”之后。高丽投降元朝，元朝给予了高丽很大的自治权。元丽互约为兄弟之国，元朝公主多次下嫁高丽国王。再加上元朝政府长期派驻在高丽境内的72位蒙古族达鲁花赤负责“监国”。高丽实际已经对元朝内附。从而使得数量和种类都极为庞大的朝贡经济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实现。并且，元朝和高丽不存在任何敌对关系，故元朝对从高丽输往元朝北方地区的货物基本上予以很低的赋税，使得高丽在元朝初年对中国的贸易输出量激增，边境口岸也由过去的1个迅速增加到3个。高丽方面也不再因为战乱和难民涌入问题而限制北疆的对外贸易，高丽忠宣王王璋，发《新商格式》，给予了高丽商人更大的自由和权限。一时间，大批高丽商人往来于燕京到平壤的官道上，人数之盛，非唐宋年间可比肩。

第二，元朝政府裁撤原金丽边界的婆速路与盖州府，重新设立总揽高丽边境地区军政事务的合兰路与双城府，设置双城总管大元帅。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对高丽边境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的掌控，节制。在元朝立国的104年间，双城府一直承担着监督，清点，护送高丽进贡给元朝贡品的重要责任。以及组织元朝和高丽边境的民间贸易。很大的促进了元丽百姓对于两国之间贸易的积极性。并且合兰路官员负责处理和审判在元丽贸易之中出现的摩擦，纠纷。以国家行为维护了贸易的正规性与安全性，促进了中断近40年的中国和高丽之间经济往来的复兴。

第三，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朝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北方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高丽政府对入元贸易的民间商人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元朝地方商业税务机构对前来贸易的高丽商人，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做为贸易税，称为“抽分”。元朝政府对外国商人的管理和商品征税的条例、法规，虽然重点在于南方市舶司所在地，对番舶入港时“依例抽解”，出港时“于所在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抽分又分粗货、细货，税率有十五取一或取二，十分取一或取二，也有三十取一等等不同，北方对高丽外贸的管理也应大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