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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范文

时间:2022-09-29 10:03:38

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

新常态是中央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一个正确判断,说明我们正在和即将进入经济发展速度由原来30年接近两位数的平均增长速度转变为7%~8%的中高速增长速度。经济增速的换挡是一个现象,其本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新常态到来使得我们的经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结构性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挑战。全国如此,西安也不例外,只不过西安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都是近期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

一、新常态———西安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

(一)何为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是与“旧”相对而言,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预示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在新的状态下,继续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其本质核心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出现减速换挡,告别过去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集约型、高效益可持续的中高速阶段全面转型;中国语境中的“新常态”不同于西方语境“新常态”所言的“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1]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新常态的特征,包括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特征。这九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总需求、总供给以及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三大领域,其中前两个领域主要涉及到居民和企业的市场化行为,第三个领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新常态特征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形态更高级的阶段演变。但是所有的特征最后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速上,新常态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7%-8%之间的中高速,再也回不到过去30年平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且还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所谓大逻辑,就是看待一个问题,角度各不同,很多的逻辑都是存在合理性的,但是小逻辑服务于大逻辑。对于GDP换挡,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速回落是暂时性的,因为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次经济增速低于7%,像1989、1990年GDP增速是3%、4%,之后增速又回到两位数的增长,这是小逻辑。大逻辑是这次经济增速回落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以前历史上经济增速的回调时间。目前经济增速保持7%-8%已经持续3年,明年预定目标是7%。这次经济增速换挡不可能再回到两位数以上,这是经济发展的新状态和趋势,是大逻辑。

(二)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新常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是必然的趋势。1.经济发展规律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GDP增速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如同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的增长率,它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减少。从劳动投入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逐渐放缓。自从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后,预计到2020年将减少3000万人;从资本投入来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全社会的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银行的储蓄规模必然减小,而由储蓄率决定的投资资本增长也必然放缓;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相比2006-2010年,过去四年全要素对GDP的贡献平均下滑了1.5个百分点。所以,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由它决定GDP增速自然也会下降。2.国际的实践经验证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使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年增速平均高达9.7%,70年代后半期到1990年期间年经济平均增速回落到4.26%,之后到2012年期间仅为0.86%;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为8.02%,90年代后期到2012年期间仅为4.07%;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我国台湾地区国民经济年均增长8.82%,之后到2013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下调为4.15%。

(三)新常态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在2012经济工作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之间竞争本质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如果哪个国家动作快,哪个国家就能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否则就被落下来,经济结构也是如此,这充分表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著名的财经专家贾康认为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是现象,本质要求结构优化升级,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3]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低速,主要是高增长经济的内部不平衡,需要从一种平衡调整到另一种平衡。即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主线是加快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反过来,新常态主要抓手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西安的经济发展从增速来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西安的经济增速与全国经济增速变化趋势一致,西安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为9.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7.4%和陕西经济增速的9.7%,新常态下经济的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个经济增速的节点进行经济调整是一种优势。

二、西安发展中的经济结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按照经济结构理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空间结构。[4]因此,西安的经济结构也应从产业、需求、区域、城乡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产业结构:结构合理,但经济发展潜力不足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产业的组合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良好的产业结构不仅能够促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还能显著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5]从表面上来看,西安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是黄金比例“三、二、一”结构,而且五大主导产业的贡献率达到了54.3%。但产业结构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产业结构演进,致使经济总量小。[6]1990年之后西安产业结构基本上保持在黄金“三二一”结构。当时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只有西安、哈尔滨两个城市进入三二一时代,当年西安的GDP和人均GDP都是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的最后一名,只有116.5亿元和1932元。西安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时间很早,工业化过程不充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之占比三产较多的效率不到二产的一半,势必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率,表现出来就是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也是西安现在所见的经济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在第二,但是经济总量还是排在最后的重要原因。2.工业经济比重过小,工业化强度不高。近年来西安的工业发展比较快,但是占比较小,2014年工业占GDP比只有27.8%,深圳市就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占GDP比达到了35.6%;西安市规模以上工业占比小,2014年,西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1031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1.8%,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为40.6%;西安工业的先进性不强,从7个主要城市制造业的先进性综合得分看,西安仅比厦门、武汉略高一点点,比其他四个城市低很多。这也说明西安的工业强度不高。3.第三产业占比过半,但尚处于初级阶段。2014年西安第三产业的占比和4个直辖市相比,低于北京和上海,但是比天津和重庆高一些。但是西安的服务业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例如西安的五大主导产业中文化业和旅游业都属于生活性服务业,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以金融业为例,2014年西安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8.95%,成都为10.65%,深圳为14%。从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来看,西安和成都存在较大差距。4.第一产业比值减少,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14年农业劳动人口107万人,全市19.9%的就业人口创造了3.9%的GDP。说明农业的生产效率比较低。

(二)需求结构:投资驱动为主力、消费贡献偏低西安的GDP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来驱动,其需求结构为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成效欠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从投资效果看,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从2000年的0.296递减到0.159,低于全国水平0.079个百分点,低于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0.131个百分点,在15个副省级城市排名中与沈阳并列12;从投资结构看,投资占比超过80%的第三产业,主要依赖房地产等行业拉动。2014年西安固定资产投资中,技术改造等内涵性投资占比仅为6.7%;从投资主体看,国有投资比重在45%以上,发达地区为30%,这些都影响投资的成效。2.从消费来看,消费贡献偏低,尤其农村消费潜力未释放。消费需求对GDP贡献在降低,目前不到30%。消费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占到67.3%,其中食品消费占到了29.8%、交通和通讯占到13.1%,文化教育娱乐支出13.1%。农村的消费并没有释放,消费潜力未能释放出来。3.从进出口方面看,存在进出口快速扩张,但贸易对象单一。2005年后西安的进出口快速增长,但是贸易对象和全国一样主要是欧洲和北美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方面,2013年西安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仅为2400万美元,西安和中亚地区货物贸易往来并不多。

(三)城乡结构:共同发展,但差距拉大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但是差距还在扩大。西安的城镇化率2014年已经达到了72.61%,但是2013年西安的非农业人口占比才超过农业人口占比。近年来,虽然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农村的增长率都高于城市,但从绝对值角度来看,差距在扩大。西安除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扩大之外,城乡之间的金融、医疗、教育、社保等资源差距悬殊。(四)区域结构:开发区领跑,郊县发展迟缓一是开发新区领跑全市经济。2014年“五区一港两基地”和沣东新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到全市的55.3%和86%,开发区对全市的税收收入贡献达到31.5%。外商直接投资与GDP增加值主要集中在高新区、经开区和曲江新区。二是区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4年,13个区县中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莲湖区47.13亿元,是最低的周至县3.52亿元的13.8倍。GDP增长速度最快与最慢的差距为7个百分点。

三、适应新常态,打造西安经济结构“升级版”

(一)优化产业结构,夯实西安经济发展基础夯实西安经济发展基础,最重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之中,工业仍然是西安调结构、转方式的主战场。这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是提高效率,效率提高是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而西安第二产业的效率几乎高出第三产业的两倍,所以对于西安来说:1.需要壮大第二产业。一是形成规模经济。规模以上的企业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也吸引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聚集,形成集群效应。[7]西安的三星项目应该借鉴成都英特尔效应使三星蝴蝶效用持续放大。二是发展优势产业。在西安优势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2014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8.7%,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将两大产业做大做好做优。特别是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之后,国家在战略层面上打开了中亚市场,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应该抓住机遇,让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优势企业。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力度。西安应该增加研发投入,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一般研发投入在5%,国际知名企业一般在10%左右。全球的电信产业五大公司的华为科研投入占比超过10%,2014年西安的研发试验投入强度达到5.25%,大中型企业,研发试验投入强度仅为2.02%。2.强优第三产业,推动服务业高级化。一方面主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国务院国发〔2014〕2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是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又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措施,同时也指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领域。作为西安生产性服务业重点突围点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推动优势行业发展。西安的优势是科技和教育资源,应该发展科技服务业。建立服务平台,打造发展载体,支持大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启动大学科技园建设;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力发展各类创新载体和服务机构。2016年,基本建成“一带一城”(西安环大学创新产业带和科技服务创新城)。二是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作用。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就是企业内置服务社会化,市场化。西安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业企业实行主辅分离,促进企业内置服务社会化、市场化,降低运营成本。像西电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这种资产优质的集团内企业,可以尝试让他独立出来,扩大经营范围,提高西电公司的专业化程度,专注自己的变压器制造,同时也为西安的金融机构增添新的活力,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3.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和放松管制。这也是调整存量的过程。一方面,西安现代服务业主体的一部分存在于事业单位之中,例如科教文卫;另一方面,服务业存在严格的管制,如金融、铁路航运,水电气供给、排污等部门。在中国范围内的服务业按发达国家经济核算来计算,几乎占到服务业价值的80%以上。而我国包括西安存在服务业长期困在事业单位和管制中,效率低下,活力不足,发展缓慢。可以将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释放出西安现代服务业的存量,激发活力,提升服务业的效率。

(二)调整需求结构,增强西安经济发展拉力1.优化投资结构,提高资本效率。投资仍然是西安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提高投资效率,重点是需要解决“往哪儿投,谁来投,怎么投”的问题。往哪儿投?在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投资的新常态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例,西安投资重点包括关中城际铁路网、地铁线路等;谁来投,就是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怎么投?就是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拓宽投融资渠道。一是创新投融资方式,不断推广和扩大PPP模式和股权众筹融资方式。二是扩宽民间资本投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和发展民间资本市场,继续推进西安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民间金融街二、三期工程建设。2.扩大消费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一是认识消费的新常态。在201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描述消费的特征为模仿性排浪式的消费已经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渐成主流,未来的主流消费没有代表性的东西,消费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多样化的阶段。二是培育中产阶层。从微观上看,让大部分人有能力去消费,从宏观上看,是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为了经济体取得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西安人均GDP于2010年就突破5000美元,2014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394美元。根据国际标准,仍然属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这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中等收入阶层。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租屋制度和中央公积金体系,解决消费中坚力量的后顾之忧,让中产阶层这一群体愿意也有能力去消费,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挖掘西安经济发展潜力1.推进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首先必须有产业支撑形成人口聚集,实现就地城镇化。目前省级重点镇哑柏镇“产业发展吸引人口,人口聚集支持产业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可以将这一发展模式进行推广。2.推进户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重点是解决人口、土地、资金问题,通过户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发展的制度藩篱,增强城乡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流动性,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完善区域平衡,形成西安协调发展格局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以化工、汽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主要集中在高新区、经开区、航空基地、航天基地。高新区在转型过程中用高科技来改变传统产业结构,例如三星项目不仅能够让市场主动的淘汰一些与三星项目不匹配的产业项目,同时也能够带动和服务一些与之匹配的产业项目。加快全市各区县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主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周边以第二产业为主,以第一产业为主的格局,实现主城区与郊县之间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周阿利 单位:西安市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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