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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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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工荒”现象从2004年在我国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首次出现起,以后几乎每年都会季节性地产生,起初在个别行业、地方出现,随后迅速蔓延到服务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长三角、苏南、津京沪乃至中西部省会、特大城市等国内多个地区。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春季前后表现得尤为严重。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2009年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东莞地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比从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1]。进入2011年春节前后更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工荒”,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劳务输出的几个大省———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的劳务输出量正在减少,仅湖北省就减少100万人,重庆由于东部多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落户于此,新增10万用工岗位,陷入用工短缺[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春节前的调查报告显示:广东、浙江和福建部分加工业集中地区用工短缺约在10%,广东达200万人的缺口,深圳为20万左右的缺口[3]。面对“民工荒”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民工荒”是多种原因引起的短期暂时性问题(樊纲,2005);也有学者从我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解释“民工荒”(蔡昉,2008);更多学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就业环境恶劣、外出就业成本增加等方面分析了“民工荒”的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调整视角入手,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借助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的综合框架,解析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经济发展进程中“民工荒”泛起的结构性探源

从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看,在“民工荒”泛起的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即有工作岗位找不到人或有人找不到工作同时上演。按经济学理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由此,近年来“民工荒”滥觞、扩展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因素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1.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变薄。从经济学研究的直觉来判断“,民工荒”的出现与市场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联性,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基础因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其中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可或缺的因素。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人口界区,此后老龄化加速,2010达到12.3%,2015年将到达14.8%。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16.7%,2050年将上升到31.1%(见图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4]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人口结构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比例在未来几年会出现拐点,即先升后降的态势。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也显示我国从2000年开始0—14岁的少儿人口比例从25.7%下降到2010年的19.9%,年平均下降约为0.58个百分点(见图1);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15—64岁年龄组人口到2013年将到达峰值。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2020年达到最高峰,大约为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人口负担系数也将达到最低点,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趋于上升。[5]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在2009年就已到达峰值,占72.35%[6]。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结论哪个更准确,但仍可以分析得出: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总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给趋紧的阶段,农民工总体供给也会逐年减少,据统计目前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高峰期供应量减少600多万人,3年差不多减少了2000万人[7]。这种变化趋势将使前一阶段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淡出,而“民工荒”正是这些变化的信号。

2“.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民工主体,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民工荒”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直接相关因素,使农民工的构成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前10年农民工群体结构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在民工群体中发展壮大。“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的农民工,2009年末他们在外出打工的22978万农民工中的比例已达61.6%,约有14154万人,成为当下农民工的主体。[8]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相比,存在自身发展心理预期高、职业期望值高、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收入水平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低这样“三高、三低”的状况[9]。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已不仅是单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更多地是为追求更好生活、享受或转换身份,外出动机由经济型向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向发展型转变。[10]并且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职业最看重的前三个条件是收入、发挥自己的专长、工作环境。他们更注重对社会地位、他人尊重以及发展、享受质量的追求,渴望融入都市生活,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方面要求与城市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期望愈来愈强,一旦与此抵触,他们往往采取频繁“跳槽”或辞工不干等行为,表明他们的就业观念与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并不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老一代的24.2%仅高出14个百分点[11],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素质亟待提高,这也制约着他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见,民工主体和就业结构及其观念的变化最终会以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反映出来“,民工荒”则是这一变化的折射。

(二)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性分析

1.低端产业比重大,提薪空间小。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农民工大量涌入的产业部门形成了以高劳耗、低工资、粗加工、低产值、广出口、微利润、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较大比重的格局,同时,制造业发展呈现低端繁荣现象。我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外资来料加工主导型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主要是依靠劳动投入的生产或装配活动,即使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从事的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序,产品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低。经济较发达的江、浙、鲁等地区多数工业企业也仍然存在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管理水平仍然不高,企业生产效率较低,国际竞争优势不强等问题。[12]由于企业处于生产价值链的最低端,靠的是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人数量、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成本来获得大量定单、赚取“代工费”的外延式扩张,廉价劳动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企业的扩张和产能的增加都是建立在劳动工资低且不变的基础上,一旦面临工资上涨的要求,即使是月工资上涨幅度很小,对企业来说由于工人数量的庞大也是不可承受的成本,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加、前一阶段国家出口退税的减少以及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的空间极小,企业主在提薪的问题上是慎之又慎,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代工企业大多采取血汗工资制,这无疑是民工逃离的重要因素,“缺工”现象便在各个企业蔓延开来。

2.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区域结构调整加快。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中西部对外开放水平逐年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由2009年和2010年GDP的增长率来看,湖南为13.6%和14.5%、安徽为12.9%和14.5%、四川为14.7%和15.1%、陕西为13.6%和14.5%、内蒙古为17%和15%等,均高出沿海各省的增速。[13]同时,沿海各省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带动了相关产业区域结构调整发展。据湖北省统计显示,2007年,湖北全省落实招商引资、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项目600多项,协议投资1200多亿元。[14]湖南永州市2007年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占该市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值已超过30%。[15]产业区域结构的调整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工资幅度也随之提升,与东部地区工资差额缩小。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16]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流向也会发生改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证实:2009年第二季度新增农民工就业中,东部地区增加56万人,增长了1.6%;中部地区增加80万人,增长了1.8%;西部地区增加242万人,增长了6.5%。[1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虽然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在提高。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了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了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了35.8%;监测还显示,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2008年减少了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2008年减少了22.5%。[18]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产业区域结构的调整变化,不仅增加了中西部劳动力需求的总量,也改变了劳动力的供给方向,从而致使东部一些地区“民工荒”现象持续不断。

3.农民工返乡创业增多。农民工群体经过多年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规模的资本,其中有的回乡用于投资创业,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成为他们的投资选择,也成为当下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有约52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创办工商类乡镇企业85万家,平均每个企业安排7.5人就业。[19]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数为2390.89万个,实现就业数为15089.76万人,2008年乡镇企业数为2599万个,实现就业数为15450.56万人,分别比2007增长了8.71%和2.4%(见图2)。同时,2009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万亿元,同比增幅为20.2%,平均增幅与往年比有所增加,且从全国来看,乡镇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均有稳步的增长,增加值为92500亿元,增幅10%,营业收入是381600亿元,增幅为9.7%,实现利润增幅为8.18%,上交税金增幅为8.39%。[20]显然,农民工创业对乡镇企业数目的增加作用较大,农民工回乡创业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剩余劳力的流向,在对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增加了当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工的回流。“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可能重新上演。

(三)收入结构恶化,挫伤外出务工积极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近年来,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从2005年的3.21∶1扩大到2008年的3.33∶1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在城市中,农民工所从事的领域主要是制造加工业、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等脏、累、苦、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和其他行业相比,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见表1)。即使同行业内部,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较,同工不同酬、同时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在企业所谓的“临时工”、“编外工”等等“另类”的用工形式中,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他们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收入差距拉大的低收入一极。同时,他们的福利状况也令人堪忧,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雇佣方提供的简易房、棚户区,几乎是十几人甚至好几十人同住一起共用生活基础设施,卫生环境极差,福利设施奇缺,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这与城市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农民工受到难以承受的来自于人格、尊严、体面的心理压力;更与他们来城市追求的生活目标形成强烈反差,严重挫伤了他们流动的积极性,于是有部分人愿意放弃比农村收入较高的城市工作,回乡过着虽收入较低但没有任何“歧视”、更有“尊严”的生活。

(四)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业增收潜力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二元结构,还表现为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即城乡二元体制。目前,这种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特别是受现存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影响,使得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受教育权利、医疗保险、劳动工资、住房安居等方面受到与当地城市居民严重不对等的待遇,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2647万人、4335万人、1643万人、5580万人,与2008年底比较虽然分别增加了231万人、69万人、94万人、638万人,[21]但参保人数与2.3亿(国家统计局2009年报告为22978万人)的庞大农民工基数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偏小,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覆盖面不足。尤其在农民工子女就学方面,虽然义务教育在城乡全面推广,但各地在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落实“两为主”政策(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时,[22]出现了“卡身份”(要求同时具备多个部门颁发的证明方可与当地孩子享受同等教育待遇)或“卡学位”(优质学校学位只向本地学生开放,极少向外地学生开放现象),[23]这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同时,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业投资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农民增收的潜力加大。这样,在城市与农村“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农民外出务工的成本增加,回乡意愿增强。因此,有一部分民工回流到农村也是导致“民工荒”现象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结构视角下“民工荒”的经济学解释

在经济学理论上对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贡献,莫过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论”这个具有结构分析思想的理论模型,尔后还被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乔根森等经济学家所延伸和拓展。下面则是在刘易斯和托达罗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综合模型,以期对“民工荒”现象的形成演变有所解释。

(一)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供给分析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和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以至于在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而无论是由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还是传统的社会生活标准所决定,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都等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费用。现代部门中的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实际工资水平的交点决定生产量,且将获得的大部分利润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因此,只要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传统部门维持生存的最低费用,就能源源不断地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剩余劳动力的耗竭点,即刘易斯拐点(见图3中的M点)。设传统部门(以农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的平均工资水平为ws,现代部门(以城市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的平均工资水平为wd;wd>ws,现代部门能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则第一期生产厂商的利润函数为:π=pQ(L1,K1)-wdL1-rK1(1)其中π为利润;p是现代部门产品价格,假设其不变;Q是产量;L1是第一期的劳动投入;K1是第一期的资本投入,r是资本利息,假设其不变。对方程(1)求劳动的偏导数:dπ/dL=pQ(′L1,K1)-wd=0(2)则得到厂商选择的劳动使用量和工资水平的关系:wd=pQ(′L1*,K1*)(3)从方程(3)我们可以解得:L1*=L1*(wd,p,K1*)(4)根据方程(1),则企业在第一期的利润为:π*=pQ(1L1*,K1*)-wdL1*-rK1*(5)企业的第二期生产是以第一期的工资价格wd和第一期一定利润转化为投资的资本积累水平安排生产。在一定技术水平和资本—劳动比率下,由于真实工资率wd不变,随着利润转化为投资,必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快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可以提出第n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为:Ln*=Ln*(wd,p,Kn*)Kn*>Kn-1*(6)上述分析用图3表示,则为:从图3可以看出,只要在现代部门吸纳的劳动力Ln*<L*(L*为剩余劳动力耗竭点),就能在不变实际工资率wd大于维持传统部门的最低费用ws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生产。设d=wd-ws,这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获得的高于传统部门平均收入的部分,也是必须的部分,否则劳动力不会流动。上式可变形为wd=ws+d,即wd决定于传统部门的平均工资ws和d。当市场上出现两种情况:(1)wd<ws+d;(2)Ln*>L*时就会出现用工荒。

(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的成本分析

托达罗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分析。假定:(1)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但不是无限的;(2)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3)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就业和城乡劳动力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即:L=(fd)L′>0d=wda-ws(7)式中L为城乡劳动力迁移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L′>0表示劳动力迁移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wd为城市实际工资率,ws为农村平均收入水平,a为城市就业率(在刘易斯模型中a=1)。当d>0时,不一定会引起人口的流动,这要取决于人口流动的成本。设流动成本为c,c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城市生活的水电费、房租和交通费;第二,弥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心理上的不适应或心理成本;第三,引诱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需要,即除去前两项以外的城乡收入差额。当d=wda-ws>c时,即wda>ws+c,人口会发生迁移;反之停止迁移。

(三)综合模型对“民工荒”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的分析是:滥觞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民工荒”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二元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化,则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下面结合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建立一个综合框架对“民工荒”现象进一步加以解释。由上面托达罗模型(7)可以得到:wd=(ws+d)/a(d叟c)(8)当农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乡预期收入差距d不变、a=1时,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无限弹性的水平线(如图3),此时刘易斯模型完全可以解释二元经济的增长。但当农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乡预期收入差距d发生变化或a<1时,都将意味着wd平滑上扬和发生位移,其情况主要有三种:1.当ws+d不变、a<1且不断变小时,wd=(ws+d)/a将平滑上扬,见图4-1;2.当ws+d增加、a=1时,刘易斯模型下的水平线wd垂直上移,见图4-2;3.当ws+d增加、a<1且不断变小时,wd既要垂直上移又要在靠近刘易斯拐点之前平滑上扬,见图4-3。我国民工荒可用图4-3与刘易斯两部门模型进行综合解释。如图5,实线wd=(ws+d)/a代表劳动力供给量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的实际路径。在生产的第1到n期,劳动力是在wd0不变工资下进行转移的,但在第n+1期生产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发生变化了,不仅向上垂直移动,而且在靠近刘易斯拐点之前平滑上扬,变得相对有弹性。wd垂直上移的原因是农村平均收入由ws0上升到ws和城乡收入差距d拉大,同时受到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相对减少的影响,平滑上扬主要是城市就业率a下降造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a代表劳动力主观愿望下的预期就业率而不是实际的就业率,也即是满足劳动力各种要求下(包括工资、福利要求)的就业率。在第n+1期生产时,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和我国人口结构、民工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开始缓慢平滑地上扬,由于模型下厂商仍然是按刘易斯的水平供给曲线即以不变工资wd0在扩大生产,厂商劳动力的需求量为Ln+1*,愿意付出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d0,而此时供给曲线的变化导致市场均衡点应为N点,市场劳动力供给量为Ls,市场劳动力供给价格为w1,高于厂商给出的实际工资水平wd0,于是会有Ls<Ln+1*,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Ln+1*-Ls,表现为“民工荒”。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涵义

综上所述,厂商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但劳动力需求仍按工资水平不变或者按慢于市场劳动力供给价格的变动而进行,而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等经济结构均发生了变化,供给方与需求方双方的变动不同步导致了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结果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通过对我国现阶段“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分析,需要明确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政策选择,其核心取向应该是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着手、双向调整,以达到供求的相对平衡,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刺激劳动力供给。东南亚各国的经验正是通过恰当的经济政策开发出“人口红利”而在很长时期里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4]因而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一是要改变城乡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状态,建立健全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住房安居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使农民工外出务工没有后顾之忧。二是要加大对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和单位生产率,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波动。三是适当延缓劳动力退休年龄,调动劳动力供给的自主性,扩大劳动力供给基础和缓解养老负担。

第二,横向调整区域间的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要依据市场规律,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在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形成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同时,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要以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填补为基础,或者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实行自我升级,以减少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防止转移后的“产业空心化”。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结构,实现资本利得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限制资源垄断、权力垄断性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税制及征管,加强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加强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监督力度,解决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零时工“”编外工“”派遣工”与企业正式“合同工”的差别待遇问题。

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的战略选择。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劳动力供给短缺来临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solow,1956)。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后,就是通过这一途径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使经济重新进入了持续的增长期。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1978—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率为21%,均高出世界银行对改革期间国家经济增长因素同类指标贡献率17%和16%的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25]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较为倚重劳动力数量及其转移。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也避免不了资本、技术对劳动替代的趋势,而且这也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强化对农民的知识技术的培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如水利、道路、供电等)投入,推进农业的现代发展,在确保粮棉油等战略性资源长足发展的同时,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五,适当调整现有人口政策,有计划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改革期间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以及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从政策措施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26]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也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这种“未富先老”的人口状况需要我们从具体国情出发,对不适合当下人口结构变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小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冲击下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到来。

国内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节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