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路径范文

【摘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文章阐释了供给侧改革中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内涵及其现实价值，从政府企业协同的视角构建降成本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识别降成本过程中存在的误区与风险，指出在降成本过程中，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动者，从宏观层面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安排部署；实体经济企业是相应的执行者与受益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企业成本的调整配置。只有政府、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制约，才能实现预期效果。要从结构性动因方面优化资源配置，从执行性动因方面优化政策配置。

【关键词】政企协同；降成本；实体经济企业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低成本的优势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近年来这一优势逐渐消失，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日益增加，不仅对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严重制约，而且拖累新兴企业的成长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供给侧改革中提出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策略，成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之一。2018年是“降成本”任务推进的第三年，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纷纷加快落地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降低电价、物流、税收等成本，住建部、财政部、央行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关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及物流方面进一步降成本的规定，并出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这一系列规定的出台，反映出降成本所具有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是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宏观层面的安排部署与企业微观层面的配合执行，因此，从政府与企业协同视角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问题进行分析，能够透过现象分析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本质，进而确保降成本策略顺利实施，实现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降低的最终目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目标被提出后，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经济或政府视角分析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重要性、成本高的表现及成因、降成本取得的成效、降成本措施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降成本措施等。一是关于降成本的重要性研究。主要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动[1]，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2]。二是关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的表现及成因研究。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税费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能源成本高、物流成本高、人工成本高等。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的简政放权相对滞后，项目评估环节繁琐，需耗费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由于税率高、收费项目多导致税费成本高；由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高，以银行为主的垄断性金融抑制体系导致融资成本高；由于能源接入费用高、能源价格高、收费方式不灵活，能源价格形成的政府监管机制相对滞后导致能源成本高；由于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产业布局不合理与体制性约束导致物流成本高；由于员工基本工资及社保福利费的上涨导致用工成本连续增长。

三是关于降成本取得成效的研究。主要有降税清费效果明显，电价下调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成本，央行降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各地出台的降成本策略促进了企业成本降低[3-4]。四是关于降成本措施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政策规定不具体、实际可执行性差，政策限制条件多、涉及面窄，享受降息优惠的是大中企业而非小微企业，总体力度有限、空间有待加大，由于营业收入的下降，使得税费并未实质性下降。五是关于降成本具体建议的研究。主要有政府应通过形成降成本长效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加强政府间的协调配合，细化行动方案；改革金融体制，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降低融资成本[5-6]；创新用工模式，实施人才培养工程，调整当前“五险一金”政策，降低实体经济企业人工成本；构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体系，通过“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加大清费减税力度，降低税费成本；进行能源产业的市场化改革，降低能源成本；打破物流行业无序竞争体制，发展现代物流业，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推动现有涉企优惠政策的督查落实[4]；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现有研究有利于降成本措施的进一步完善，但不足之处是缺乏理论支撑，仅从政府视角进行研究，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认识不足，导致最终提出的对策建议不全面、不系统。本文在论证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内涵与现实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政府与企业协同的视角，分析降成本中的误区与风险，并提出降成本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降成本策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有益借鉴，最终促进实体经济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内涵与现实价值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在战术上要抓好作为供给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的降成本任务，并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2016年“十三五”规划对降成本的实际行动做了进一步规划。降成本，是政府为改变我国实体经济不振的状况，通过改革与创新，改善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环境，以遏制成本逐渐增长的局面，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创新与竞争力，最终促进实体经济企业的长远发展。从具体内容来看，降成本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降低由于当前体制机制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二是降低由于企业需要缴纳税费带来的税费成本；三是降低由于企业招工与培养而带来的人工成本；四是降低由于能源供应市场的垄断而对企业带来的能源成本；五是降低企业进行融资行为时的融资成本；六是降低企业在货物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物流成本。在以往发展中，我国凭借低成本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当前低成本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当前中国除人工成本以外，其他成本均高于美国[7]。虽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人工成本较低，但与我国以往相比较来说，人工成本也在逐渐增加。即当前正处在人工成本逐渐增加，其他成本居高不下的环境中，实体经济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出现了新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实现与市场调节功能的互补。当前我国政府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规定，正是为遏制市场失灵、增强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一）促进企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政府采取相应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为企业创造成本降低的优良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充当推动者，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快步走出成本高的困境，为企业发展带来利好；另一方面政府自身也是改革者，通过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规范政府行政，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降低世界经济曲折复苏、国内经济不振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会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曲折复苏，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增加。企业是改变经济下行趋势的重要力量，在当前企业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抵挡内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而促使经济稳定增长，改变经济下行现状。

（三）增强企业活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竞争力弱的现象，创新能力欠缺，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全球贸易链的底端，获利微薄。在这种情况下，应促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打破这一恶性发展。通过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可以有效带动大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活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理论框架

（一）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理论框架构建的指导思想首先应确保在总体上遵循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原则；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框架构建，挖掘降成本的最优路径，规避实际操作中的偏差。本文基于政府与企业协同的视角，探索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具体路径。协同论认为，虽然不同系统的属性不同，但各系统间却存在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制约。在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相互协同的机理表现在：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动者，是从宏观层面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安排部署；实体经济企业是相应的执行者与受益者，是从微观层面进行企业成本的调整配置，优化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政府通过宏观引导，为企业的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企业通过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为融入新环境、适应新变化而进行自身行为优化。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政府与企业通力合作，政府制定各项制度规定，企业做出积极响应，以保证各项降成本政策规定定而用之；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相互制约，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规定约束企业的不良行为，企业通过实践政府的政策规定找出偏离现实、与现实不相契合的政策规定，避免靶向失误，以保证各项降成本政策规定用之有效。具体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结构性动因方面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执行性动因方面优化政策配置。结构性动因方面。由于我国实体经济企业数量、种类众多，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的生产经营环境。从宏观层面来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将资源更多地集中于优势企业，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传统企业优化升级，提高生产率，减少资源浪费；从微观层面来说，通过借助市场化手段的驱动，使企业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加强技术投入，优化自身生产结构。执行性动因方面。应紧紧围绕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目标来优化政策配置。从宏观层面来说，政府应着力培植、挖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创新、资金使用方面进行跟踪，使政府的政策切实转化为企业的行动；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应结合政策的指导，完善自身的成本核算体系，加强创新引领，为政府提供及时、有效的成本信息。

（二）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理论框架的构建思路降成本理论框架应符合降成本的内在逻辑，反映现实需求，具体如图1所示。首先，识别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对象为六大成本；其次，应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企业的所有成本都需要降，在制定成本降低政策和实施成本降低措施时，应该遵循结构性和执行性动机的内在需要；最后，从政府与企业协同的视角、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提出降成本的具体建议。

四、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存在的误区与风险

（一）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应避免的误区降成本不是“一刀切”，而是应客观看待，区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降成本不是降低全部成本，而是挖掘现存的不合理成本，降低不合理成本，使之合理化，应在满足执行性动因的要求下，进行行为优化与控制；降成本不是保护落后企业，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与优胜劣汰。因此要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以满足结构性动因的要求。政府推动降成本是促使企业发展的外动力，企业最终实现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依靠自身，而不能产生全部依赖政府的错误判断，降成本目标的实现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

（二）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风险（1）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反方向增加审批时间。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中央部委将制度下放基层，当基层存在“接不住”或“不想接”的情况时，基层审批效率没有得到提高，相反会由于审批权力增加使得审批时间延长。（2）税费的降低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公众服务的改善。政府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降低税费，通过短期代价换取长期利益，应保证税费降低的适度性，过度降低税费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3）人工成本的降低，可能会阻碍企业长远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稳步推进。一方面，工资水平的降低，可能会使员工丧失对企业的向心力，降低员工为企业做贡献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降低社保费率可能会阻碍社保体系的顺利实施，作为短期措施，减轻企业压力并无过失，但不是长期策略，否则会造成养老金严重收不抵支，社会保障体系不能稳步推进。（4）降低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不合理的金融创新。融资成本的降低使得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获利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为摆脱不利局面，会萌生不合理的融资模式，进而引发不合理的金融创新。

五、政府企业协同视角下的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路径

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动者，实体经济企业是相应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在降成本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只有推动者与受益者相互合作、相互制约，才能实现宏观结构改革与微观调整优化统筹协调，形成良性循环，实现预期效果。

（一）政府审批改革与企业工作响应相结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政府层面来说，要遵循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的要求，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监管制度，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引导基层简化优化审批流程，并加强宣传与监督。具体来讲，引导基层通过合并相似项目审批事项，取消重复审批事项，推行联合审批制度；推行“一站式服务”的审批模式，实施“一次申请、一次办结”的审批流程；引导基层完善优化在线审批平台，使之适用于各类企业审批需求，提高基层审批效率；加大对制度改革的宣传力度，针对不同受众对象，采取切合受众特征的宣传教育方式，使受众切实了解新规定；将新制度的实施纳入基层绩效考核中，加强对基层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从企业层面来说，应积极响应政府对于行政审批的新规定，详细对比新旧规定的区别，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调整企业相关部门的工作流程，制定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相配套的企业办事流程，建立一整套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项对应的工作体系。同时对相应员工进行培训，使之代表企业进行行政审批时，能够迅速适应政府的“一次申请、一次办结”的审批流程。另外，还要充分行使自身权利，对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措施真正落到实处。通过与政府相互合作与制约，实现企业交易成本的有效降低。

（二）政府税费优惠与企业积极配合降低税费成本从政府层面来说，应从政策优化视角规范企业行为。可制定企业缴费项目清单，尤其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应进一步落实各类减税政策。具体来说，一是贯彻落实营改增政策，将企业新购不动产而增加的增值税归到抵扣范围中；二是制定企业缴费项目清单，作为企业进行缴费行为时的参考标准（具体缴费项目通过实地考察、与企业沟通之后确定，未列入缴费项目清单的事项均不属于企业缴费的范围，且按照最低标准即缴费下限缴费，列入的项目应严格执行缴费规定进行缴费）；三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即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重点照顾对象，在合理的范围内，进一步制定专门的税费优惠政策，实现少收、缓收税费。从企业层面来说，要时刻关注政府对于税费政策的改革措施，做到与企业降低税费成本政策的步伐相一致；同时，发挥自身作为参与者的权利，参与到政府降低税费成本的政策制定中，反映自身遇到的难题，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监督政府税费优惠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做到既能照顾全局利益、促进成本控制的有序进行，又能充分行使自身权利，改善自身在税费缴纳中的压力。

（三）政府公共调整与企业创新优化相结合降低人工成本当前由于人才供不应求而形成人才危机，迫使企业不断提高人工成本，其中既有合理的人工成本提升，也有不合理的人工成本提升。人工成本尤其是工资水平的合理提升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应在正确区分合理成本和不合理成本的基础上，降低不合理的人工成本。从政府层面来说，应根据国家及劳动力市场需要，调整用工政策，在合理水平下适当降低社保费率，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监督企业严格执行，确保不调低基层员工的工资，避免高层领导的工资不降反增。同时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加大扶持力度，为企业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提供便捷的条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使企业早日完成转型升级，并淘汰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落后企业。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学习新思维、新方法，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管控，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稳定员工队伍的基础上，寻找最优的人工成本控制路径，降低不合理的人工成本，并尽量减少负面效应。同时促使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加强技术开发，逐步实现“机械代工”，实现企业的优化升级，强化对成本的消纳能力；充分行使自身权利，勇于向政府反映不合理的降成本规定。

（四）政府打破垄断与企业降耗措施相结合降低能源成本我国能源供应行业属于垄断行业，其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掌控了能源供应的市场价格，并存在不合理收费的现象，导致了我国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的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垄断性是问题出现的根源，因此，为降低能源成本，应从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的角度入手。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大对我国能源供应行业垄断状况的调整改革力度，将其纳入市场化中，引入竞争机制，大力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能源供应行业，增强企业降低成本的内生动力，并为能源供应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在质量、服务、能力的竞争中，降低能源供应的价格，但要避免由此带来的无序竞争。从企业层面来说，一是应通过技术改进，在生产过程中淘汰传统落后的设备，加强节能设备的运用；二是建立有效管理体系，在企业整个生产运营过程中有效推进节能措施；三是大力宣传节能降耗的重要性，将节能降耗纳入企业文化中，使企业整体树立节能降耗的意识，实现企业的绿色转型；四是注重降低能耗的人才创新，通过给予奖励的方法带动降低能耗创新的积极性；五是积极向政府反映不合理的调整改革，确保自身能够享受到改革的利好。

（五）政府方便融资与企业积极参与相结合降低融资成本从政府层面来说，一是将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规范化，严格检查收费项目是否合理，严格检查是否存在以贷转存、以贷收费、转嫁成本等不合理现象，确保收费项目、优惠政策公开，禁止向企业违规收取管理费、咨询费；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模式，对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便利条件；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合理的民间资本运作；四是政府可带头建立产业发展资金，对创新型企业予以支持。从企业层面来说，要主动把握融资机会的权变性，应努力营造自身良好信誉，为自身树立广阔的发展前景，以此增强金融机构的信任，减少在贷款过程中可能需要额外支付的“过桥资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对比多个融资渠道，选取融资成本低、国家支持力度大的渠道进行融资；在深入理解国家有关融资规定的条件下，充分行使合法权利，依法检举融资过程中的不合理收费现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六）政府整合带动与企业自身优化相结合降低物流成本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在考虑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加强招商力度，健全现代物流体系。具体来说，一是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在合理定位产业链的基础上，做好产业链招商，加强产业集聚度，形成倍增效应，以增加货源，减少上游货物采购、下游货物销售的物流成本；二是培育物流龙头企业，加强对其招商力度，结合建立物流产业园将物流资源整合起来；三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严厉整顿物流业乱收费的现象。从企业层面来说，一是采用战略成本管理方法，从产品企划阶段开始运用科学管理技术控制物流成本；二是通过合理削减库存，提高库存周转率，以缩短货物存储数量与存储时间，降低存储费用；三是采取效率化配送，通过减少运输次数、提高单次运输装载率、选择最优运输方式等降低物流成本；四是积极检举改革中出现的关系户企图搭便车的现象，确保改革是普惠众生，而不是个别企业获取渔翁之利的手段[7-8]。

六、结语

本文在阐释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内涵与现实价值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协同的视角构建降成本的理论框架，识别了降成本过程中的误区与风险，强调了在降成本过程中，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动者，实体经济企业是相应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只有政府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制约，才能实现预期效果。最后从政府与企业角度提出六点建议，以促进降成本策略顺利完成。要想使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降低取得成效，对政府来说需要推动改革与创新，对企业来说需要响应改革与创新。通过切实努力、长时间积累与全方位的配合，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终将实现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质变。

【参考文献】

［1］吴群，侯祥鹏.供给侧改革中企业降成本的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6（6）：15-19.

［2］张杰，宋志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战略内涵与具体途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6（5）：5-11.

［3］侯祥鹏.“降成本”的政策匹配与实际操作：苏省证据［J］.改革，2017（1）：64-75.

［4］张航燕.实体经济“降成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9）：25-28.

［5］赵治纲.“降成本”现状、成因与对策建议［J］.财政科学，2016（6）：47-53.

［6］唐金倍.推进企业降成本增活力的财政政策建议［J］.中国财政，2018（1）：54-55.

［7］刘世锦.发展实体经济要优先推进降成本的供给侧改革［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38（6）：1-4.

［8］冯圆.实体企业成本控制：降成本与谋发展［J］.会计之友，2017（6）：25-31.

作者：吴永立 杨娱 丁妥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