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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与市场关系

2021/10/25 阅读:

摘要:平台经济的兴起是否有助于缓解我国的市场扭曲?两者之间又是否具有协同共生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互联网平台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水平进行测度,对互联网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简单线性关系量来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市场扭曲;考虑到二次项的模型结果显示,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作用,整体上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变化。文章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线上与线下贸易融合,同时要鼓励行业间的交互融合过程,加快促进市场要素资源的内部流动,以进一步强化平台经济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平台经济;市场扭曲;非线性关系;缓解作用;市场资源

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 40 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多元化经济主体的存在激活了我国的市场化体系,也为打破贸易边界与贸易壁垒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但是,受限于地理、历史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完全性特征,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要素资源仍未实现跨部门与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这也致使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回避的市场扭曲问题。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平台经济正在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形态快速崛起,而依托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跨时空便利性,平台经济在消融贸易边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平台经济的兴起是否有助于缓解我国的市场扭曲?两者之间又是否具有协同共生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以上思考对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经济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我国的市场化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发挥平台经济在市场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尤其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兴起的背景下,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都产生质的影响,极大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着面对面式的贸易模式,社会交易行为不再受到空间与时间的决定性约束,贸易边界也因平台经济的持续演化而逐渐消融,那么平台经济的发展又对市场竞争过程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也进行了诸多讨论,例如,王舒婷等(2020)在研究中指出,平台经济的兴起为市场竞争的有序化推进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在我国现阶段,平台经济还未完全发挥其对市场竞争的有序调节作用,健全平台竞争机制对于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叶秀敏(2018)从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指出,平台经济的兴起对于优化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平台经济对社会分工与结构的二次影响,平台模式促进了贸易边界的消融,平台信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共享信息。王法涛(2019)从电子商务发展的角度指出,平台经济对市场运行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网络效应层面,相较于传统经济形式不同,平台经济为企业进入更多的贸易领域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意味着企业竞争在平台经济的影响下出现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熊鸿儒(2019)基于垄断视角提到,数字平台的企业发展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平台企业极大促进了传统贸易行业效率水平的提升,推动着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是在现有监管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平台企业的竞争过程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性,并且出现了寡头垄断的局面,这对于市场均衡的长期发展又是不利的。王俐(2019)基于结构主义视角指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产物,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前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乱象,主张依托合作式治理模式整治平台竞争乱象。余文涛(2020)在研究中指出,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市场扭曲,其主要作用机制在于加剧区域间的市场竞争水平,同时促进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从以往研究来看,学界关于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但是对于两者关系的呼声并未形成统一定论,持有乐观态度的学者将平台经济作为推动市场竞争的重要利器,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工的大转变过程,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市场的持续性繁荣。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到,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对市场竞争过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平台经济的滞后性是导致市场扭曲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平台经济对市场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总的来看,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关系存在着复杂性,但是以往研究侧重从理论层面辨析两者的经济关系,少部分量化研究侧重从国家层面考察两者经济关系的动态特征,而忽略了由省际发展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缺少对两者非线性关系趋势的统计判断。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利用二次项方法构造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影响的非线性估计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作用,为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经验证据。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利用一般线性 OLS 回归模型对互联网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经济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利用二次项系数的特征分析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作用,一般的二次项系数显著则意味着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并可以根据其系数值的正负情况判断平台经济影响作用的变化趋势。一般的,在二次项系数显著的情况下,当系数值为正值,意味着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表现出“U”型变化特征,反之,当二次项系数为负则意味着平台经济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倒 U”型特征。

(二)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市场扭曲(y)。要素市场扭曲实质上是指这样一种市场情况,即由于信息不对称,要素价格与其成本无法匹配,导致资源在不同要素之间配置效率低下的现象,本文参照林伯强(2013)的测算方法衡量各地区的市场扭曲水平。具体测算公式如下:其中,F 表示市场扭曲程度,i 与 t 分别表示省份与时期,max(factor)为 31 个省份中市场化指数的最大值,factor 为市场化指数,该指数既可以反映地区要素市场随时间的变化,也能体现出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相对差异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平台经济(x)。从现有研究来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测度指标主要从经济总量与规模变化层面进行衡量,例如部分研究倾向于采用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销售额或者采购额等衡量,也有研究者从企业数量、从事平台经济企业比重等方面衡量。而单一指标的测度会导致对平台经济水平估计的偏误,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反映互联网经济的整体发展面貌,本文利用熵权法对互联网平台经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外商投资水平、财政分权水平、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与城镇化作为控制变量,分别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财政分权度、人均 GDP、地方人口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衡量,记为 tz、cz、gdp、p、urb。其中,财政分权度以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的比值测算所得。外商投资水平、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均采用了对数值。本文采用了我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2013-2019 年的面板数据,表 2 为所有变量 2013-2019 年的均值描述统计结果。

(一)相关关系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着统计层面的关联性,初步确定互联网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表 3 可以看到,各变量之间普遍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仅人口规模与经济水平、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较低显著性水平。而本文中的核心变量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52,在 1% 水平上达到显著,意味着两者存在着较强的关联程度。

(二)基于曲线关系的非线性判断

本文基于曲线估计的思想,利用 SPSS 21.0 对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之间的线性、非线性关系进行初步检验,表4 报告了以市场扭曲为被解释变量,平台经济、二次项、三次项为解释变量依次纳入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在线性模型中,平台经济的系数值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每提升 1 个百分点会导致市场扭曲程度加深 0.779个百分点;进一步引入二次项后,模型的 F 值在 1% 水平上达到显著性,该模型中平台经济的水平系数值仍然在1% 水平上显著,并且对市场扭曲程度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提升,而二次项的系数值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引入三次项后,模型的 F 值仍然在 1% 水平上达到显著,但是在该模型中,平台经济的水平系数值已经不再显著,并且影响作用很小,而二次项的系数转变为正值,但并不显著,三次项系数则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见,随着平台经济的高次项逐渐引入模型,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在三次项引入模型后,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更加明显,这也反映出两者可能存在着多阶段的经济关系。

(三)非线性关系的实证估计

上文对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初步判断,本部分继续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表 5 中模型 1- 模型 3 均以市场扭曲为被解释变量,平台经济、二次项与三次项依次引入模型,同时,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各模型中均含有控制变量。从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模型 1- 模型 3 的拟合度R2 及调整后的参数值均在 0.85 以上,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度较高,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经济关系分别解释了模型方差变异的 86.5%、87.1%、87.1%,根据 F 更改值的显著性可知,模型 2 较之模型 1 的显著性有明显变化,而模型 3 的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综合比较模型的拟合度与 F 值来看,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更具统计有效性。因此,后文将主要围绕着模型 2 的回归估计结果进行相关解释。表 6 报告了模型 1- 模型 3  的系数值回归估计结果,鉴于模型 2的模型设计最为合理,因此模型 1 与模型 3 仅作为对比分析,重点对模型 2 中系数的经济含义进行解释。可以看到,模型 1 中平台经济的系数值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 2 中引入二次项后,平台经济的系数值仍然为正,并且较模型 1 中有显著提升,增加了 0.432,二次项系数值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意味着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发生了典型的非线性变化,因其系数值小于零,故可以判断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经历了先正后负的变化,而从模型 3 中也可以看到,引入三次项后,平台经济的水平值、二次项与三次项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说明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之间的经济关系仅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其对市场扭曲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倒 U”型变化,拐点值为 0.596(0.611/(0.512*2)),即当市场扭曲度小于 0.596 时,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当市场扭曲度大于 0.596 时,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平台经济的影响作用并非表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市场扭曲水平的提升,平台经济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对于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地区,平台经济在缓和市场扭曲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反之在市场扭曲程度较低的地区,平台经济反而促进了持续扭曲的加剧。本文利用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互联网平台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对互联网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的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从简单线性关系量来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市场扭曲;考虑到二次项的模型结显示,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作用,整体上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变化。即以 0.596 为结构突变点,市场扭曲水平小于 0.596 时,平台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反之,当市场扭曲水平大于 0.596 时,平台经济则显著抑制了市场扭曲的加剧。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从缓解市场扭曲的角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线上与线下贸易融合。作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兴起的一种新兴业态,平台经济的发展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平台经济的发展又与平台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强化平台经济在促进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财政与税收政策对平台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减少企业发展初期的竞争压力,逐步放宽中小型平台企业的融资、贷款额度限制,鼓励有创新潜力的企业向纵深化发展,为增强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实力积蓄力量。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推动线上与线下企业的交互融合,深化依托平台经济形成的多元化贸易方式,最大限度的打破贸易边界,节约企业的总体成本,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为市场竞争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二,鼓励行业间的交互融合过程,加快促进市场要素资源的内部流动。我国平台经济落地所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传统企业的现实阻碍,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造就了相对固化的就业与产业结构,而作为新兴经济体,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对传统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这必然会引起传统经济与新兴经济的冲突激化,而从市场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政府等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加强对平台经济落地的宣传力度。鼓励本地制造企业等传统行业部门引入平台经济模式,以尽可能地使本地传统产业部门实现平稳转型,最大限度减少因经济模式变革而导致的失业、经济下滑等问题,以真正发挥平台经济对地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促进平台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协同共生关系。

作者:许扬阳 单位:中共普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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