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探析范文

一、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下降

1•外资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水平

20世纪90年代,我国吸收外资增加很快。FDI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在1991—1997年期间达到了12•3%,高于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各个分类组别的平均水平。①最近几年,全球FDI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然而我国这个阶段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国内投资迅速增长,虽然我们还保持着最大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地位,但是实际使用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4年,我国这一比重降到了8•2%,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10•5%的平均水平和中东欧国家19•1%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1和图1。

2•与发展中大国比较我们排名居中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大国比较更有意义。从表2可以看出,1997年,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为14•8%,明显高于发展中大国6•1%的平均水平。国别比较,中国仅低于墨西哥,排在发展中大国第二位。但到2004年,中国这一比重降为8•2%,已低于发展中大国9•6%的平均水平。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都要高于中国,我们仅居中间位置。

3•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内纵向比较,FDI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实际使用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17•1%的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6•7%,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603亿美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降为5•6%。①见表3。对这种下降趋势,有观点指出是受近两年外资统计更加严格的影响。我们选择另外两个不依赖于外资管理部门的统计指标,看看是否具有相同变化。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有按资金来源进行的分类,其中利用外资是一类,数据见表4。二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其中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计算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数据见表5。这两组数据同样显示,外资作为资金来源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图3是三种口径计算的FDI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比重的变化。上述分析表明,以若干重要指标衡量,FDI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中国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

4•竞争推动FDI提高水平

FDI相对地位的变化受到各国之间吸收FDI竞争加剧和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位势变化两大类因素的影响。最近一些年,各个发展中国家和中亚东欧国家都在调整政策鼓励吸收外资,①使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这里我们分析国内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我国吸收外资的较早时期,FDI及其带来的技术等是国内的“稀缺”要素,“去中国投资”和“吸收外资”对双方来说,都有确定的收益预期。这是过去10多年我国吸收FDI持续较大规模增长的市场基础。随着大量FDI的进入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使一些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通讯设备、洗涤用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外资较为密集的行业中,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利润开始下降。以轿车工业为例,自2004年开始,竞争使轿车价格持续较快下降,投资收益已大不如以往。下面图4是1999—2005年,汽车制造业资产总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以及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利润总额从2004年开始已成负增长。这种情况使得新投资者持更加谨慎的态度。①随着国内竞争加剧和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市场上立足和发展,使用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起码的条件。不仅如此,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中文简本)。这个趋势表明,以FDI为载体,能够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二、作为跨国投资母国:投资迅速增加和相对地位上升

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按商务部统计,1999—2004年,我国年对外投资额从6•2亿美元上升为55亿美元,2005年预计将达到68亿美元,据此计算,年均增长49•1%。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本部分我们分析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若干重要因素,并据此推测我国“十一五”期间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投资规模的因素较多。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八项指标为参照。其中四项为可计算指标,四项为参考指标。四项可计算的指标是:对外投资增长率,出口总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四项参考指标是: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外汇储备,汇率变动预期,贸易摩擦状况。以具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参照。②预测1:依据前五年平均增长率预测。前期对外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投资增长趋势。1999年到2004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2•3%。按照这一速度外推,2010年投资额可达301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838亿美元,年均投资168亿美元。预测2:依据出口规模预测。对外投资规模与出口能力有明显的相关性。出口规模大,表明产品已经被海外消费者普遍接受。此时从出口转向在当地投资生产的条件较好。2001—2004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为1•15%。①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0•91%。2005年1—12月,我国出口达到7620亿美元,同比增长28•4%。预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5%,到2010年,中国出口额为15327亿美元。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176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679亿美元,年均投资136亿美元。预测3:依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预测国内投资能力强的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值平均为1•54%。②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1•02%。“十一五”时期,预计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5%。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274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1058亿美元,年均投资212亿美元。预测4:依据GDP规模预测GDP总量大,国内外投资规模也会相对较大。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比值平均为0•25%。③同一时期,我国这一比值为0•26%。

2005年,我国调整后的GDP折算成美元为22257亿美元。“十一五”期间预计GDP年均增长为8%,按此计算,到2010年,我国GDP将达到32703亿美元(2005年美元,人民币汇率不变)。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将达82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353亿美元,年均为71亿美元。除上述几项可计算的指标外，还有四项难以计量、但影响突出的因素,使我国今后几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可能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一是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市场饱和导致竞争加剧,是推动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因素。今后几年,生产能力过剩行业将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二是外汇储备数额巨大。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8189亿美元,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需要的外汇资金充裕。三是汇率变化预期。汇率变化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成本增加,同时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一升一降,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四是贸易摩擦加剧。最近几年,贸易摩擦使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必然选择。综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5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3位。

三、非FDI方式吸收外资和多种途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在FDI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吸收外资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1•吸收外资方式不断增加

在FDI流入增长趋缓的同时，非FDI方式吸收外资不断增加。近几年,我国企业开始在海外资本市场较大规模地融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负债项目差额在2003年和200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分别达到84亿美元和132亿美元(见表7)。另据研究,200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IPO融资总额为780•6亿元,2003年为554•4亿元,增长了40•8%,IPO公司的数量增长了75%。①另据证监会消息,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83家红筹公司(即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筹资总额约为497亿美元。②综合这些数据,中国企业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已有较大规模。此外,在未来几年,国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也会有较快发展。例如,外资可以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共有34家机构获批QFII资格,累计批准额度56•5亿美元,QFII共持有证券资产近347亿元人民币,占其总资产的90%。由于看好中国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对QFII的额度竞争激烈。QFII投资额度成为稀缺资源。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外投资者通过QFII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2•组合全球要素有新途径

过去多年,吸收FDI是我们吸收全球其他要素特别是技术的主要载体,最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一是组合全球要素在中国创业。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虽然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但企业主体在我国国内,并不是任何国外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开发出我国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和一批技术骨干均为海归精英,其中有20多位是来自Intel,SUN,IBM,HP,KODAK等世界知名大公司的资深软硬件、多媒体及网络技术专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无线通信标准SCDMA的信威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陈卫和徐广涵,分别来自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团队也有多名海外归国人员。在上海浦东设立的中芯国际公司也是这种类型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芯片制造业中的排头兵。这类企业中有些还是所谓的外商投资企业,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外企已大不相同。二是对外投资获得技术等要素。国内企业已有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获得先进技术。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跨国购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目标往往是经营困难但有良好核心资产特别是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的国外企业。不少国内企业通过上述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生产缝制设备的上工集团收购了在世界工业缝机领域排名第三的德国DA公司,DA的技术涵盖了缝机高端技术几乎所有领域,上工集团的技术水平一跃进入全球前列。浙江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并购多家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获得了这些公司的品牌、技术专利、客户资源及全球市场网络。还出现了徒弟收购“师傅”的现象:上海明精公司收购了德国著名数控机床企业沃伦贝尔机床制造公司,获得多项专利、先进技术和品牌、客户资源。此前明精公司为沃伦贝尔定牌生产已有20多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例如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为我国企业工作,直接分享其多年技术开发的经验。在数控机床行业,目前国内已有10户以上企业雇用国外专家做数控核心技术的研发。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利用海外制造资源为国内的品牌企业代工,即由海外制造商为我们从事OEM加工。最近几年,国内企业做品牌由海外企业代工或者国内外资企业代工的情况大量出现。目前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特别是台湾的著名企业代加工。

3•收购兼并方式增多

过去10多年,我国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即新建企业的方式。最近几年,我们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使用收购兼并方式的比重都在上升。理论上分析,以购并方式吸收外资需要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新建方式难度增大;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三是母国企业具备购并海外企业的综合能力。因此,绿地投资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主要采用购并方式。我国更多地吸收外商购并投资和使用购并方式对外投资,表明我国吸收外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国外投资者购并我国企业,往往着眼于国内企业的分销网络、品牌影响力和当地客户资源,这种资源既不像技术一样可以从母公司带来,又不能在短期内开发。因此,一些跨国公司特别是进入我国市场较晚、没有取得相当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倾向于使用这种方法实现在短期内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扩张市场份额的目的。此外,由于金融业中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非常重要,这个领域中跨国投资倾向于采用购并方式。考虑这些因素,可以预计未来外资购并的案例会继续增加。我们海外投资也大量采用收购兼并方式。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05年前11个月,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7%,主要集中在电讯、汽车、资源开发等领域。我国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海外购并投资,目标往往是经营困难但有良好核心资产特别是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的企业。

4•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进入全球分工体系

最近一些年,全球跨国投资更多地向服务类部门集中。2001—2002年和1989—1991年相比,投资到服务业领域的FDI从50•56%上升到了65•26%(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同一时期,中国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吸收外资仅占吸收外资总额的22%,明显低于全部国家65%和发达国家71%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9%的水平。见图5。近些年,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中,服务外包发展很快。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业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近些年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发展最为普遍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和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的“不可贸易行业”的性质发生变化,是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2003年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向我国转移这些岗位,进展很迅速。在未来几年内,承接服务外包将成为我们吸收外资的重要新领域。

5•外资流入、权益变动和就业增长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发生变化

今后有可能出现外商权益和品牌影响力增加、但没有外资流入的现象。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或海外的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但并不是从其母国引入资金,而是在我国国内融资完成收购;二是在服务业中,跨国公司的非权益性参与增加,包括特许权、管理协议、合作协议、承包、BOT和BTO项目等。非权益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国外品牌但并没有资金投入。此外,外资数额和就业数量的关系也出现变化:在研发设计、数据处理、后台支持、客户服务、咨询中介等服务业中,外商投资数额并不大,却往往能吸收大量就业;但在购并投资中,由于只是现有企业权益易手而不是设立新企业,很可能不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变化使以往有些判断吸收外资意义的标准不再适用。

四、适应新形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我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趋势的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同时成为跨国投资的重要东道国和重要母国。随着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大规模双向跨境流动,我们与外部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原有的利益关系也在变化。面对新形势,研究开放问题要有新的分析角度和战略思路。

1•继续吸收FDI仍然有重要意义

吸收FDI对东道国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资金。随着资金的流入,人力资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管理能力等等,都会一同进入国内,这“一揽子要素”的引入更为重要。不应从“国内资金已不短缺”的判断,引出“我们不需要继续吸收外资”的结论。放宽眼界看,只从资金角度无法解释全球FDI的流动。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部分的FDI。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需要借助内部外部各种资源。“引进来”、“走出去”的各种形式,都会在某个阶段或某种竞争格局中呈现出其必要性。吸收FDI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到的趋势是: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分解价值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愈来愈多的产品、制造和服务环节可以进行全球分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些都使参与全球化各方获利的机会更多。同时,各国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大大加快了吸收FDI的速度。①继续努力吸收FDI,提高利用FDI的水平,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

2•加快完善体制环境,促进有效使用国内资金

国内资金没有作为股本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股本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不少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魏尚进,2006)。随着国内企业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国内优质企业不仅通过“引进来”,而且可以通过“走出去”使用外资;不仅可以吸收FDI,还可以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制,完善政策环境,使国内资金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

3•加强监管防止资金跨境流动带来波动和风险

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FDI,着眼于长期回报,撤资的成本较高,对东道国来说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外资类型。今后我国吸收外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对外资的监管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对FDI类型的购并投资,监管的重点是防止产生垄断,②特别是要对重要战略性领域中的购并行为有严格的审查规定和控制能力。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高度关注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影响,特别要对短期资金流动严格监控。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也带来新的监管难题。国内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要防止一哄而起向外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内国际环境与我国目前有相似之处,许多企业在海外投下巨资搞收购兼并和新建项目,成功的并不多,造成大批资产损失和银行坏账,教训深刻。今后几年,可以考虑对海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国有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出现决策不负责任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4•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更加合理与开放

我们长期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个全球性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的开放体系,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我们要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以更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权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