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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演变历史

2010/04/22 阅读:

一、执政党高层领导人丧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指出:"东欧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数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产党已丧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实用主义者,而用实用主义可以打开和平变革之门。"令人慨叹的是尼克松的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领导层信念的丧失集中表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会民主党人涅尔什,也有后起的党内激进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进而著称,他当选政治局委员时,敏感的西方记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指出匈牙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新闻,不是卡达尔的下台,也不是格罗斯当选总书记,而是具有"激进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进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没让西方记者失望,他积极参与了匈牙利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论坛的筹备和建立,建立了第一个党内反对派"改革俱乐部"。擅自宣布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剧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党的高层领导人会丧失社会主义的信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能够正确看待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而曾经十分强大的苏联阵营却在80年代后逐渐衰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东欧的部分高级领导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困境则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引发的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而苏联经济的衰落除其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失去活力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的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加以解决。匈牙利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思想僵化,不愿意改革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非常解放,是愿意积极推进改革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著作,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国债从7000亿猛增至3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8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

苏联领导人信心的丧失和经济的崩溃直接影响到东欧国家。苏联前领导人压制匈牙利的改革,使其错过了价格和其它改革的良机,并出现党内的分歧;美国的秘密经济战略不仅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破产,也导致了经互会的衰落,使外向型的匈牙利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在改革不顺利,经济又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匈牙利的部分高层领导人也对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认为西方的发展是由于制度的合理。于是,希望通过引进社会民主主义,实现所谓的"芬兰化",企图找到新的出路。

二、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误区

急于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东欧国家的一种共同心态。赫鲁晓夫在1962年提出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波兰的盖莱克在1971年提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战略",并于1975年宣布"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罗马尼亚提出198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于2000年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匈牙利也没有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虽然卡达尔对拉科西时代发展战略方面的错误也有所认识,但是,他最终未能摆脱经济决定论和追求高速度的片面性。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逐渐陷入了误区。

误区一:片面追求高速度。

1970年,在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匈牙利的领导人就已显露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当年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大"就提出:"匈牙利已经进入了可以把一个中等工业水平的国家提高成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作为现实奋斗目标的经济发展阶段。"1975年的"十一大"上,大会又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并提出了10-15年内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时间表。1988年的"十三大"上,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社工党依然不切实际地提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试图以此摆脱矛盾。结果为了达到高指标,继续增加外债,耗尽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误区二:人民生活好了,社会就会稳定。

卡达尔政府的急功近利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还表现在对人民生活水平的误区上。卡达尔关心人民,热爱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他相信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制度就能得到巩固,但没有想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会带来什么后果。

卡达尔坚信社会主义就是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片面强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及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要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这并不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必然会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急于让人民生活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卡达尔经济政策失误的重要根源。

卡达尔的务实既是他的长处,也导致了他的错误。他一贯主张"少说多做",这种品质既成就了他的事业,也导致了他的遗憾。他坚信"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生活好了,生活就会稳定,而没有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相对的。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第三世界工业化创造的机会和科技方面占有的优势,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调整了内部生产关系,在70年代以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东欧阵营则是依靠内部的资源,并且竭尽全力地与西方阵营进行军备竞赛,经济逐渐陷入困境。

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差距决不是小小的匈牙利靠发展生产力可以弥补得了的。陷入实用主义的匈牙利社工党只顾埋头发展生产,却没有教育人民怎样正确看待和比较西方的发展和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人民比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社会公平和保障。而80年代西方政府已是自觉地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覆盖匈牙利全境的宣传媒体、旅游、互访等方式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卡达尔希望通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来化解矛盾的努力终于没有奏效。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样生活得更好。处于东西方夹缝中的匈牙利人与西方接触的机会很多,经常能够出国旅游、接触外国人的匈牙利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西方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平等和保障,而是更多地注意自己不如西方人生活水平高的方面:西方的城市比布达佩斯更繁华,西方人的汽车比自己的更棒,西方的电器比自己的更先进。事实上,匈牙利人在80年代中期人均钢产量接近美国、法国,超过英国;人均肉、蛋、奶的占有和消费量居世界前几位,超过了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住房的增长速度也是空前的,大部分居民在卡达尔时期住上了宽敞、舒适、设备齐全的住房。这种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笔者曾亲身接触过这样一位匈牙利的普通小学教师,在卡达尔时期她有自己的住房和别墅,多余的住房出租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她们夫妇没有子女,酷爱旅游,曾去过2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欧、亚、非、北美和拉美(我相信这并不是每个美国的小学教师可以做得到的),但她在纽约、华盛顿、巴黎旅游时最深切的感受却是,自己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穷人,产生了极不平衡的心理。这种心理倒错实在令人慨叹!

80年代后期,希望享有北欧国家高福利的匈牙利人越来越多,形成风气。实际上,卡达尔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他曾调侃地说,匈牙利人只想享有西方人的生活,却不愿象西方人那样去工作。他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匈牙利人希望生活上享有西方人的水平,又不愿意象西方人那样面临就业和其它方面的竞争与挑战。希望同时享有西方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个矛盾不仅在当时,在今天同样是无法解决的。

在卡达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至今,匈牙利一大半人民住在卡达尔时代建造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享受着卡达尔时代建设带来的交通及其它便利。但卡达尔的政治遗产却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卡达尔个人的悲剧!

误区之三:政策摇摆

人们在反思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时,都提到改革不彻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价格体制不合理,特别是外贸价格体制是导致匈牙利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陷入困境;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这些问题部分是主观认识方面存在问题或就业不足造成的,部分是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造成的。

卡达尔一直不否认1968年发生的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对匈牙利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之不得不小心翼翼改革,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70年代初,苏联报刊公开批评匈牙利经济改革"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匈牙利来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以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盛行的时代,也使卡达尔不得不倍加小心。卡达尔不仅担心勃列日涅夫,而且担心得罪苏联中层领导人影响匈牙利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在改革中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71年匈牙利在经互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提议,将经互会内部关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互会内部价格参考国际市场价格,遭到了严词拒绝,万般无奈的卡达尔不得不保持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脱钩,这是导致匈牙利在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重要原因。

内部压力对改革的影响也很重要。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内部反对的声音会弱一些,如果经济出现波折,或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反对的声音就加大,社工党内部的斗争也趋向激化。

1972年春天,伴随着经互会国家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谴责,匈牙利报刊也陆续发表文章,把经济体制改革说成是"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把对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指责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到斯大林模式。

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1972年1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进行局部调整和紧缩的决定,以及1974年3月20日中央全会人事上的大换班。党内反对派的掣肘,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丧失了价格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的最佳时机。

党内的斗争和掣肘不仅影响了改革,也动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搞乱了群众的思想。

卡达尔的优点是善于团结,以善于妥协著称。但这种优点的另一面就是,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摇摆,结果就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难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无论匈牙利的改革还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功。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未能突破。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获得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有些情况下,旧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企业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利润率、价格等信号相当敏感。但国家对企业财政约束和信贷约束都是软的,企业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价格的途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企业力图通过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投入品价格提高时,又可以从国家取得补贴,80年代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相当于GDP约30%。企业的自我约束集中没有形成,在扩大投资和增加工资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

南斯拉夫在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企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却没有成果,用社会契约代替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从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颁布以后,国家在纠正"市场拜物教"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使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用自治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偏差,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即"契约拜物教"。协议和契约包罗万象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首要形式。"在这种拜物教形态中,一种多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用联合劳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几乎可以在现在完全排挤市场经营和国家调节。"结果造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局面,使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由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商品流通的协议和契约,往往立足于民族和地区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就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在本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而努力,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了资金,而且使统一的南斯拉夫经济形成分裂。80年代,"除了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外,各共和国间几乎没有资金流动",维系南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共和国之间形成市场壁垒。由于利益的限制,协议和契约的参加者都想从中取得好处,许多联合劳动组织经常利用关于价格和发展的协议,垄断一定的市场,并结成垄断同盟。市场和价格的垄断影响了正常的市场发育,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增长,加剧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别。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自治企业和社会政治共同体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签订的,从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中体现的局部利益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矛盾,它们很难统一在一起。同时,契约和协议并没有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环节过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障碍,就难以达成协议,也难以保证协议的履行。

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削弱不能说与南斯拉夫的分裂没有内在联系。

四、经营者阶层的异化问题

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的经济原因。

科尔内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他们能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在后来的后社会主义阶段亦是如此。1988年,匈牙利是第一个通过了所谓"公司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部法律,国有企业可以商业化并转成现代公司形式。1990年以后,新的私营企业大量涌现时,越来越多的部门倾向于合并和兼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独立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会学团体--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业阶层。从执行计划指令的前温顺党员队伍中逐渐产生了今天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当然这个阶层也有新人加入。这个领导层的转轨在数十年内进行,没有受到较大的干扰,在90年代转轨加速。科尔内无疑是将这一异化作为正面的因素加以肯定的。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

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以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决策和个人消费决策等三个层次上的决策集中程度为标准,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分为四种类型:"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认为,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实行的国有制,即集权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所有制,并且是一种较低级的胚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区分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是分权模式的理论前提。

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1)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2)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第三级,即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他提出,分权模式并不是否定或变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现存公有制基础上的体系内,经济运行机制对经济条件的适应"。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的新阶段,也必然要承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企业与中央分权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使然。

采用分权模式的目的在于:克服劳动的异化,消除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其实现的根本途经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但是,在分权模式的具体设计中,它与集权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将部分微观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二十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正是在最早采用分权模式的国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最先表露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一书中指出:"六十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际无人负责的理论。这种悖论是耐人寻味的。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框架内,实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大力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贯挑剔的西方媒体也将匈牙利称为"消费者的天堂"。

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由于经验的缺乏,自身也犯了一些错误。在8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改革最终陷入了困境:石油危机打击了匈牙利经济,民族矛盾困扰南斯拉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动摇了东欧老一代领导人的地位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经济的衰退和党的分裂动摇了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导致了主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西方则乘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爆发,导致了政治剧变,使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最终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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