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资料文库 公允价值财会与其应用范文

公允价值财会与其应用范文

时间:2022-04-18 11:05:22

公允价值财会与其应用

毫无疑问,在不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时,公允价值的计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难点。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就是市场模型法(如Black-Scholes模型)。但采用这种方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模型输入数据的可靠性,举例来说,在计量员工股票期权时,大量的证据表明管理当局操作模型的输入数据,以此来降低其公允价值,进而降低对利润表的不利影响(Bartovetal.,2007);二是模型本身的可靠性,仍以员工股票期权为例,因为其期权不满足Black-Scholes模型要求的公开市场可交易性假设,运用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将高估员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Kotharietal.,2011)。这样计量出的公允价值含有太多的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同可靠性之间没有一个能够消除资产负债表(历史成本)数字和利润表(公允价值)数字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的框架,所以对FAS157有关非金融资产和负债的适用是存在一定质疑的。这些只是在相关性得以提高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然后公允价值的广泛应用是否能够真正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呢?国外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该派以Barth(1994)为代表,其后又有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PetroniandWahlen,1995;Bernardetal.,1995;Robb,1996;Barthetal.,1996;Eccheretal.,1996;Venkatachalam,1996)。而另一派研究结论却并不完全支持公允价值信息与历史成本信息相比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Lys(1996)就发现,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使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市场价值估计发生了偏离,相关性并没有提高,Khurana和Kim(2003)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

目光转回到国内,研究现状同国外大致相似。邓传洲(2005)在研究了1997年至2004年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应以及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后发现,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显著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或损失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张烨和胡倩(2007)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但路晓燕(2008)的研究却发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调整额及净资产对股票收益缺乏增量的价值相关性。王建新(2010)选取2007-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对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中国企业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做了全面的分析,发现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但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环境的影响。总之,有关公允价值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若会计可靠性却大幅下降,实为得不偿失。我们认为在逐步扩大公允价值适用范围的同时,必须坚守两条原则:一是必须保证坚守可靠性的底线,不得为了片面的提高相关性而置可靠性于不顾;二是只有当相关性的增加不少于可靠性的减少时,这些会计信息才是有用的。

公允价值与稳健性的辩证统一

会计稳健性(又称为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其传统的含义是确认利润的可靠性标准需高于确认亏损的可靠性标准。坚守稳健性原则,从利润表来讲,将导致提早确认费用、成本、资产减值,而推迟确认收入、利得、资产升值;从资产负债表来讲,将导致净资产的持续性低估。Sterling(1970)把稳健性原则列为会计学的最重要原则。虽然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由来已久,但针对稳健性进行的系统研究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个国家会计准则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形下才开始兴起(杨华军,2007)。最早建议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Watts(1993),他认为会计稳健性由来已久,主要由契约签订、政府管制、税收和法律诉讼等四个原因导致。具体到公允价值会计,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具有稳健性的财务信息,实属其应有之义。那么,公允价值的广泛适用是不是有违稳健性原则?公允价值是不是与稳健性相冲突?能不能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这正是本节需要讨论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公允价值的滥用是导致1929年股灾的元凶之一,因此加强了历史成本的地位(Scoot,2003)。但有趣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公允价值会计逐渐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稳健性则被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FASB甚至一度认为稳健性有违公允,而不宜倡导。即便是在理论界讨论的如火如荼时,也不过轻描淡写地认为稳健性有其合理之处,“在财务会计和报告中,也存在稳健性的合理位置,因为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随即话锋一转又指出“需要慎重运用”。这是否意味着会计人员已经忘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训呢,还是因为用于估计公允价值的计量工具的改进(例如大型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和各种数学模型的使用),有助于避免早期公允价值被滥用的历史再现呢?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

正如葛家澍、徐跃(2006)所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未来充满创新的社会现阶段来说,人们愈来愈发现历史成本信息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那就是无法满足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估计。目前方兴未艾的公允价值正是时代前进的产物”。通常认为,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加符合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公允价值提供了预测公司未来业绩的最好的指示器。既然历史成本信息不能满足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估计,那么,公允价值是不是一定能对此问题迎刃而解呢?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此时的资产或负债的报价就是公允价值。这是因为报价是买卖双方或多方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估计,形成的对双方或各方均认为有利于各自利益主体的公允表示,完全符合公允价值的设计内涵。这时的公允价值自然就不会与稳健性相冲突,因为各利益主体已经充分考虑了包括稳健性在内的各种因素,若报价是有失稳健性的,公允价值自然也就不会形成。所以说,在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若仍旧在确认利润和亏损时使用双重标准,即利润的可靠性标准高于确认亏损的可靠性标准,就不再是稳健性原则的体现了。由此造成的在利润表中提前确认费用、成本、资产减值,而推迟确认收入、利得、资产升值,以及在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的持续性低估是不可靠的。这种在可靠性大幅受损的情况下,为了“稳健性”而“稳健性”的做法是极其片面和形而上学的。总之,在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兼顾了稳健性原则,两者不存在冲突的“土壤”。

但是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这样的二级市场,如何在公允价值中体现稳健性呢?此问题即是FAS157涉及到的第二、第三层次上需正视的问题。无论是存在次活跃市场或者类似资产、负债的市场,或者存在可观测的市场数据,或者使用估值技术来计量的公允价值,其估算的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都依次降低。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估计,历史成本信息不能满足要求,公允价值可能也不能满足要求。基于稳健性原则,若此时的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小于/(或大于)历史成本计量,则资产/(或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反之,若此时的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大于/(或小于)历史成本计量,则仍应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准,进行报告。否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就可能成为公司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函数操纵利润的手段。考虑到此时的公允价值信息仍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行的方法是在以历史成本为准的财务报告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单独地披露,以有利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济前景做出自己的预测。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公允价值会计

以上两节依次对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及可靠性、公允价值与稳健性关系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内的资本市场具有普适性。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方面有没有特殊的地方,或者说,是不是存在一些有别于他国的特殊问题,需要在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时特别注意的。本节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予以分析。

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从2007年1月1日起率先在上市公司中实施,在新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较大范围的使用引起了关注。例如在首次执行并需调账的15项业务中,涉及公允价值的竟有13项之多。可见,公允价值在本次会计准则的变革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本准则》的第42条指出:公允价值是相对于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这四种基本计量属性外,第五种基本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但紧接着又指出,“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足见准则制定者对待公允价值问题还是相当审慎的。当今中国,在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虽然不断健全、但依然比较薄弱,政府干预较为严重,关联方交易又较多的情况下,这种审慎的态度和做法是必要而又及时的。作为一个正历经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一方面,中国存在较西方资本市场国家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拥有更多的私有信息,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外部人获取公司信息的渠道有限,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专有性更强,导致所谓的公允价值更难“公允”;另一方面,即便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作为产权的重要保护方式———公平交易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虽有较快发展,但与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尚处于发展期,水平较低,同时地区间差异较大;还有就是政府行为虽然逐步规范,但对微观主体运行的干预却仍较为强势;公司治理水平仍不完善,这些都可能导致一系列特殊交易的存在(孙铮、刘浩,2008),而这些特殊交易往往打着“公允”的幌子行“不公允”之事。

另外,不同的企业性质、不同的契约关系、不同的行业管制,也可能会对公允价值的运用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同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可能更偏好通过公允价值的计量来满足国有资产运作绩效的考核目标。尤其是自2010年始,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采用EVA指标对公司业绩进行度量以来,央企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甚。随着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涉及行业和范围越来越广,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但是所得税的税基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为了将更多的资本留存于企业内部,而不是通过缴税等形式从企业流出,民营企业可能更愿意用历史成本把真实的财务盈利掩盖起来,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不同的契约关系也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严格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往往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得远超过正常利润的垄断收益,此时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为了能够刻意地隐藏利润,这些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可能性就不会太高。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按照逻辑程式的推测,是否如此,则需要具有原创意义的、源于我国实践背景的公允价值实证研究成果来验证。若根本就不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公允价值会计存在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无论采用市场模型法还是其他现值技术,在计量公允价值时所需要的数据中,均有相当一部分是估计值(如贴现率、是否包含福利以及或有事项等),这就为管理层对利润的调节提供了空间。孙铮和刘浩(2008b)就以辞退补偿为例说明,管理层甚至完全可以通过对辞退计划的宣告日的选择,决定负债的发生起始点。这种表象的公允价值严重违背了会计“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的原旨,导致负债计量的扭曲,其相关性、可靠性和稳健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归根结底,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在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需慎之又慎。这里可以用新制度经济理论予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这一概念(North,1981)。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即便是实施了相同的正式制度,由于各国的非正式制度并不相同,同时各国的实施机制也相差悬殊,其正式制度实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是“冰火两重天”。非正式制度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处于核心地位;实施机制的差异也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结果更坏(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通俗的来讲,就是公允价值会计作为正式的制度,即便是在西方国家运行的很好,但一旦嫁接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土壤上,结果就可能未必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了。当然,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则需要实证研究来验证。

中国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的实证分析———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例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是指当期直接在损益中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符合条件的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的净额。新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表》中明确指出:在利润表中应当单独列示出反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的项目,即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我们这里就以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例,对中国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一个简要的实证分析。

(一)有关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相关背景

2008年4月4日,上海证券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上证联合研究计划课题报告《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一文。文中通过对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以及其同相关科目比例的分析,得出了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是新会计准则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带给上市公司(尤其是债务重组上市公司)的“礼物”。本来基于提供更有用会计信息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科目,综合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其总额在不同公司或同一公司不同时期应该有正有负,怎么会成为上市公司的“礼物”呢?从个案来看,我们能够举出大量作为“礼物”的例子,如神火股份(000933)三季报显示公司实现公允价值净收益为2179.1万元,而去年同期仅为5万元,变动的幅度高达为435倍。但是,衡量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后果性显然无法用个案来说明,使用大样本量的数据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则能去伪存真、发现不受个案影响的一般规律。基于此,才有了对中国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进行实证分析的迫切需要。

(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以实施新会计准则后的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虑到行业性质的特殊性,剔除了所有金融类公司,最后得到6064个公司年度样本(各年度样本分别为1367、1482、1559、1656个)。其中,年报显示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不为零的公司共有1653家,占比27.3%。在这1653家公司中,865家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正,占比52.3%;788家公允价值净收益为负,占比47.7%。两者比例基本持平,均在50%上下小幅波动。分年度来看,这一比例并不恒定,2008年度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正的占比最低,为18.5%;2009年占比最高,达到75.1%,其余两年居于两者之间。粗略的看,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直接受全球经济趋势和股票波动影响,公司基本能够如实反映公允价值的损益情况。另外,从已披露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数额大小来看,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整体影响都很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基本特征。

然后,我们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细分为央企上市公司,非央企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并按此对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分年度的数据还是混合数据,央企上市公司、非央企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披露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家数占比均差异极小。将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按其数值的正负进行分类,其各自占比在不同企业性质的上市公司间亦不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不同的企业性质对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我们不能否定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是各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在业绩方面的如实反映。

进一步,我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以下假设进行了检验。假设1:ROE∈(0,0.01]或ROE∈(0.06,0.07]或剔除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后的ROE∈(-∞,0.10]时,公司更易披露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这是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当ROE略大于零时,公司的真实业绩很可能为负,其略大于零的ROE实为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Barthetal.,2008)。另外,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要求,上市公司增发必须满足最近3个会计年度ROE平均不低于6%,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ROE不低于6%的要求,这时公司往往为了达到最低的增发要求而进行盈余管理。再者,若公司亏损已成定局,管理层会对会计盈余进行“洗大澡(takeabigbath)”,以期来年向上的盈余管理(YoonandMiller,2002)。对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非零的公司,在假设1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我们分别提出假设2和假设3。假设2:ROE∈(0,0.01]或ROE∈(0.06,0.07]时,公司更易披露数额为正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假设3:ROE∈(-∞,0.10]时,公司更易披露数额为负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其中,若检验的是对公允价值净收益方向的影响,我们应用的是Probit回归;若检验的是对公允价值净收益大小的影响,我们应用的是OLS回归。无论是单变量分析,还是在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①基础上的回归,结论②都一致地表明:通常认为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高危”公司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对其披露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显著影响,包括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的方向及其大小;进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并没有成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新工具。仅从这点来说,新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是审慎的,是符合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至于公允价值相关性和可靠性,这里并没有涉及。但考虑到可靠性通常在实证中难以度量,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刘永泽、孙翯,2011)。所以,总的来说,中国新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是适度的、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这点值得充分肯定。

一些初步的结论

本文在财务会计的目标———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之下,通过对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必须坚守可靠性的底线,不得为了片面的提高相关性而致可靠性于不顾,且只有当相关性的增加不少于可靠性的减少时,有关会计信息才是有用的。接着对公允价值和稳健性的辩证统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兼顾了稳健性原则;并为不存在活跃的二级市场时,如何实现公允价值和稳健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框架。然后,深入分析了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公允价值会计,认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更应持审慎的态度。最后,以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为例对中国公允价值会计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的确是审慎的,是符合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在行文即将结束之前,强调以下两点,这两点在今后是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第一、尽管FASB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公允价值是最佳的“计量属性”,是各种计量属性最终试图达到的目标,但是会计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精确计量。这是因为只要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分布不同时消亡,会计计量方法的多元化和对经验判断与估计的大量依赖就是现代企业会计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也因此限定了发展的边界,无法完善到极致。终极的目标可能只是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Hayek,1980)”。然而,做出此判断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是近代科学的牛顿传统(Newtonianheritage),即视整体为各组成部分简单、机械的加总(Johnson,1995),要把握整体,只需了解各个组成部分就行了,这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原子论或实体论观。只要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会计计量就永远是多种方法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此时,若将牛顿传统的思维方式改变为系统论的思想,则对会计计量抱有的悲观态度也许根本就不必要。因为系统论重视各个组成部分,更重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要认识整体,就必须既要认识各个组成部分,又要认识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论观。只要我们能够逐渐厘清各组成部分之关系,从整体对会计计量进行把握,也许就能对会计计量问题另辟蹊径。正如Ball(1989)所言,会计是企业用来确定准价格的,所谓的市场价格与公允价值等本来就不是会计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只是可以被加以利用的准价格信息而已。第二、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长效趋同可能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会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道路上持续地走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被动接受,可能会使中国处于尴尬的境况。举例来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外界对公允价值的质疑,IASB一直致力于对公允价值的调整和完善。2009年11月,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并计划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国际会计准则发生了变化,中国为了实现长效的趋同是不是就应该被动地接受,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衡量标准、有选择的接受?客观地讲,如果不掌握准则制定的主动权,无论怎么取舍,这种尴尬的境况都是无法回避的。

作者:郭照蕊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被举报文档标题:公允价值财会与其应用

被举报文档地址:

https://www.meizhang.comhttps://www.meizhang.com/jjlw/gyjzlw/617834.html
我确定以上信息无误

举报类型:

非法(文档涉及政治、宗教、色情或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

侵权

其他

验证码:

点击换图

举报理由:
   (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