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问题与对策研究范文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新问题,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有利于减小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但是,内需的持续扩大通过传导机制和乘数效应,给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该研究介绍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主要特征,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基于扩大内需的视角,阐述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1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主要特征

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我国对外贸易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的实体经济也遭到重创。改革开放以后,美、欧、日逐渐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进出口也是拉动我国近20年经济飞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不足不仅阻滞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加工出口,导致外资的抽离和企业运转资金的缺口,也给提供原料、能源以及劳动力的地区带来收入减少和就业不稳定的压力,更是对我国尚未完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外贸行业的严峻考验。因此,为了抵御宏观经济的减速和缓解“软着陆”的压力,党中央、国务院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政策的执行与落实,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刺激消费,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稳定性与渐进性。内需旺盛拉动经济回升已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影响进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我国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增速比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009年第1季度)提高5.7个百分点,比上季提高1.2个百分点,比2009年全年提高3.2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GDP环比折年率为12.2%,增速比上季提高0.9个百分点[1],有其他主要特征,如“工业生产增速快速提升,企业效益大幅度增长”、“上下游价格涨幅继续扩大”、“消费名义增速保持稳定,实际增速有所回落”、“货币供应增速回落,人民币贷款有所放缓”、“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等,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贸易顺差大幅收窄”。2010年3月,“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较快及内需强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出现自2004年5月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1]。

2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就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对外贸易规模只有206.4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额的0.78%的世界第34位一跃晋升至2009年的世界第2位。从2001~2009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表1)来看,2001~200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达到贸易额的最大值(25616.3亿美元)。进、出口额和贸易差额也随着总额的递增而呈现出逐步上扬、增速协调的增长轨迹(图1)。同时,出口一直大于进口。另一方面,2001~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幅变化趋势(图2)表明2001~2009年,除2001、2003、2004、2008和2009年外,我国的顺差同比增幅一直领先于总额增幅和进、出口同比增幅,幅度较不稳定,曾经在2002~2004年出现过较为明显的拐点,并于2005年达到近年峰值。另外,外贸总额和进、出口同比增幅的轨迹相似,相较顺差增幅小。但是,由于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国外市场需求疲软,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25616.3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22072.7亿美元,降幅高达13.9%,同时2009年的进、出口总值也分别比同期下降了11.2%、16.0%。即使是在2008年出现了近年贸易规模的最大值,但是9月以后外需走低已经牵连到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也由上一年的47.7%逆转直下,降至12.7%,更于2009年转为负增长(-34.2%),进出口绝对差额不足2000亿美元。

相比于2008年的贸易规模,2009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总额都减少,这与我国采取扩大内需来提振经济的政策不无关系。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讲,国内市场的挖掘会影响到进口的持续扩大,因为一个社会在短期内的消费容量是有限的。而扩大内需虽能导致产能增加,但外需不足,转为内需,进口也会出现颓势。然而,扩大内需会引发汇率之争、热钱集散、通货膨胀,改变贸易生态,破坏贸易平衡,增加我国贸易行业升级换代的难度和风险,加剧国际贸易的摩擦。因此,必须正视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环境下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3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环境下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问题

3.1进口减少,出口成本增加国内市场的扩大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在出口总量不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保持至少与以往相持水平的前提下,对于外贸易的依赖程度降低。扩大内需直接把社会产品消费的核心渠道转移到国内市场,遏制了进口总量的增长,甚至会挤占进口占对外贸易量的比重。而一旦遇到进口下降、出口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国外经济逐步复苏而回稳增长,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性就会加大,在本来就处于顺差的基础上继续拉大“出”与“进”的缺口。顺差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当前影响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而且还加大了来自国际社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带来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经济运行问题。并且,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产品成本,不利于出口,降低了传统外贸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3.2出口下降,对外贸易规模萎缩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是从现有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资本的开发与投入效率来看,还是从科技水平的增长来衡量,社会财富的增损是维持在一定区间内的,即社会有限的产出无法在短期内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国外市场的扩张。因此,此消彼长下,出口量就会随之下降,进而使得对外贸易的规模缩小,最终影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同时,出口量降低使得我国外汇减少,带来国际储备量的相对下降和偿债能力的减弱。另外,出口总量减少影响到我国在相关领域国际市场的份额,这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

3.3引发贸易保护,带来通货膨胀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当前外需不稳定性加剧、内需潜力亟待挖掘的宏观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意义尤为重要。2009年5月,国务院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对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产业采取重点扶持的政策,对受到金融危机较大冲击的外贸行业实行关税杠杆的调节,如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特别是取消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这些措施不仅支持外贸行业的持续发展,更是扩大内需的有力途径。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外贸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加上政策补贴和关税手段的运用,在国际市场上极具价格竞争的优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扩大内需。前者输入政府投资,后者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二者双管齐下能够有力地拓宽国内市场需求。但是,这种刺激性“组合拳”势必会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只能通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消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赖投资的拉动作用,加之民生问题如养老、医疗、教育还有住房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仍不完善,因此,要在短期内撬动国内市场潜力,推动内需型经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对外出口能缓解产能压力。政府为推动出口,提供给企业出口补贴,增加了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易遭致主要贸易对象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的“特保案”引发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对华贸易的指手画脚即是最好的证明。以2009年我国出口为例,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中占近一半比例(表2和图3),而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一旦这些加工贸易型企业受损,我国的出口就受阻,引发效益、就业等问题。

从国内角度看,汇率、利率和财政赤字难以三全其美。以扩大内需为例,积极的财政政策激发国内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财政赤字,降低利率,那么汇率必须升高,反之亦然。当前,我国实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但是全球化下的货币市场俨然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子系统,尤其是经济大国扩张性或防御性较强的货币政策,更需要给予系统性的思考和评估。金融危机后,全球利率都普遍维持在历史低点以刺激经济、减少二次探底的风险,带动复苏。我国也一直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鼓励国内的投资和消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在国内层面上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货膨胀也与贸易息息相关。当出现通胀的压力时,说明需求大于供给,出口就会减少,若进口量不变,则产生贸易逆差,发生国际收支不平衡;相反,内部需求减弱,则通胀压力减小,出口增加。我国为应对外需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转出口外销为内销,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内生增长,投入4万亿人民币来刺激消费。但是,国内生活模式和消费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短期内无法实现消费主导型模式。这使我国一直难以摆脱投资主导型发展的束缚,易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产生贸易逆差。当前我国处于结构性通胀的状态,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的状态时,因经济结构因素变动,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带动其他部门价格的上涨,形成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在2010年3月份以前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但是,从2010年3月份开始,我国的进出口由贸易顺差转逆差(表3、图4~5)。产生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这其中就不能忽视国内扩大内需,引发通货膨胀和外贸逆差的影响。目前,中国的通胀幅度正处在管理层的可调控范围内,这种尚未处于高位运行的压力有利于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的鼓励性措施如果不能运用得当,没有“以发展为根本目的进行有效监督”[2],不仅不能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外贸经济效益,更会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影响,造成行业过度依赖政策调控、创新能力和效率下降等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由进口替代转向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升级,是现阶段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3.4吸引短期游资炒作,增加经济波动风险扩大内需要求经济增长格局由原先主要依赖投资与外贸,转变为重消费、扩内需和大力发展民生项目等。市场需求的提高必然带来供给量的增加,使得国民收入提高。假设经济体在一定期限和区域内,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不变,当国民收入上升,消费规模就扩大,进口也增加。若一定时期内,出口萎缩,进口率保持不变,则会产生贸易赤字。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必须采取减少资本输出、增加资本输入的措施。以高利率来吸引资本输入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利率必须同国民收入同升降。所以内需的扩大必然带来高利率,而高利率不仅给国内资本筑起门槛,也会使我国外贸民营企业面临游资的挑战,影响外贸产业升级和对外贸易在政策调控方面的自主性和对民生问题的积极作用。当经济体出于刺激内需而引发利率提高,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更大了。另一方面,高利率还能带来热钱的涌入。热钱对经济运行的压力,莫过于利率、通胀以及名义GDP与民生指数的不一致性。由于人民币币值的提升,境外游资的短期投机行为使流通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量上升,人民币在市场中的流通速度就会越来越快。现阶段我国对人民币增发机制监管严格,热钱涌入只能抬高人民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与黄金含量真材实料的对等一致,更不是因美元挂钩而引发的增值,是因金融市场不当投机行为和不实货币炒作恶行带来的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期待。同时,当内需得以扩大,进口受到抑制,在出口增长幅度大于或等同于进口量下降幅度的时候,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就容易出现明显的顺差,甚至会因政策和时滞因素而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扩大。由此可见,现阶段人民币升值的弊大于利。

境外游资的炒作一直是亚洲新兴国家在转变经济体制和发展轨迹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游资哄抬物价,给经济增加泡沫成分。以中国为例,表面上,大量外资注入推高房价和生产生活用品价格,壮大产业规模,增加经济总量。但实际上,境外游资不仅恶意哄高房价,同时介入能源、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引起相关原料价格持续走高。生活成本因生产成本提高的连锁反应一直居高不下,而实际工资增幅微乎其微,未与成本指数同步。理论上,境外游资的不纯投机性储币行为是当下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往往会推动劳动力市场对薪酬的期望值,带来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在生产原料价格被控制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尤其是能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采取延长工作时数和克扣工资的方式,变相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这种盘蜷在世界贸易链末端的恶劣贸易环境,不仅没能帮助中国企业持久积累“原始资本”,反而恶性固化了不合理的旧贸易秩序。同时,缺少雄厚资金、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模式的外贸企业是无法通过创新和转型来达到整个外贸产业的资源整合和结构升级,这间接影响到了国家贸易规划、政策制定的独立性以及落实的可能性。一旦境外游资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开放的领域掌握了资源的市场价格主动性,经济主管部门就无法有力推动产业资源的协调与升级,并迫于市场经济的情理,任由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实为受游资掌控。

4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力度,在扩大内需的前提下,杜绝对外贸易所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隐患。

4.1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效提升人民币的抗风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减小国际贸易摩擦从外部环境和国内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升值都存在着趋势性和必然性的升值压力与预期。事实上,人民币的升值与否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最为关键。可以在保证出口稳定和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的前提下,实现人民币稳中有升,既消除国际上的升值杂音,又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我国的出口工作。当国内需求出现实质性的拐点、外贸企业转型成功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减小。

此外,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要谨慎处理与贸易摩擦的关系。诚然,人民币维持汇率稳定对我国的出口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和贸易壁垒。国际贸易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又使我国出口更加困难。其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并不是简单的双向回合。如何把握好平衡的“度”亟待确立共识。必要时,可以在保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小于出口增量幅度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小幅而稳健的升值。同时,应该有效提高外汇储备利用率,扩大进口,缩小外贸顺差,应对贸易摩擦。例如,近几年由政府牵头的商业大额采购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对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的输入。一来可以借以研发,二则能够缩小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但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立场不能动摇。这是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内金融安全,进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受影响,配合扩大内需政策的核心所在。

4.2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外贸易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提升外贸效益,形成领域内有效的价格竞争机制在大力倡导内需型消费的同时,我国的进口会受到影响。而在产能一定的情况下,又容易压缩出口规模,导致外汇储备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初级出口产品和加工型为主的产品不具备弹性需求较小、不易被替代的特点,这使出口并不占优势。必须主动调整外贸战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把外贸发展重点从追求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外贸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加快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整合,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新兴市场,倡导“富民兴贸”、“和谐贸易”的新理念,转换扩大内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压力为动力,提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对外贸行业质量与品质的贡献率,向贸易产品增值链的方向无限延伸,推动高价值含量的产品出口,争取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提高外贸企业效益,建立健全外贸产品的价格竞争机制。

4.3加大贸易扶持力度,改善贸易发展环境,正确处理政府与外贸企业的关系,积极应诉“双反”调查未来外贸工作要着力推动一般贸易发展,在优先改善外贸生存与竞争环境、搭建延伸国内外的物流分销平台同时,应加大金融保险服务力度,优化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结构,帮助外贸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完善和补充灵活的关税征收体系,如“应把出口退税规模基本稳定在全国财政收入的8.5%~9.5%,即不超过10%的水平”[3]。继续鼓励和支持加工贸易发展,引导其扩大国内市场销售,让他们“具有更强的抵御国外市场风险的国内市场条件,并培育增强国外竞争优势的国内产业规模条件”[3]。政府要正确处理与外贸企业的关系,只能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等方面给予指导,不能过分干预企业贸易活动的自主性。同时,要给它们“输血”更要教会它们“造血”,将积极发展外贸行业战略融合到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的新型发展模式中,鼓励企业扩大生产、满足内需,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WTO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4管理通货膨胀,遏制热钱炒作首先,供需不一致时增发货币量容易造成通胀危险。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常被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率。2005~2009年,我国的CPI由不到2%飙升到2008年的5.9%。根据经济学中对通货膨胀正常值4%~4.5%的标准,我国在2009年存在着通货膨胀的趋势。没有发生通胀不代表不要进行通胀预期的管理。首先要遏制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恶意炒作,以免给投机分子可趁之机,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损害多数人利益,导致企业预期成本升高,影响外贸出口和行业效益;其次,“校正汇率失衡、从紧控制货币总量”[4],要有力调控信贷政策,减少货币的放贷量,增加对外贸企业的优惠政策,弥补因通胀带来的损失;再次,严格监控热钱涌动,建立健全投资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解决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特别要关注“由于流动性过剩特别是热钱炒作问题的存在,在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某些特殊的生产行业和产品上,极易形成流动性的集中泛滥和投机炒作,导致这些领域价格的大涨大落”[5],避免外贸行业包括人力、生产资料等成本的提高;最后,要加大对外贸行业的补贴力度,抵消因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虚高。为避免引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补贴的原则是尽量维持通胀前的水平,不能因为政策过度支持而适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在适当调控宏观政策的同时,要谨慎对待反通货膨胀措施带来的消极后果,如短期内失业人数增加,产量减小等等。公共管理政策要配套,应急机制不能缺失。

投机性短期资本具有前期隐蔽、瞬间爆发等特点,会对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形成致命打击。因此加大热钱监管力度首当其冲。要坚持资本项目的管制,监控热钱出入路径,减缓外币博取资本获利后出逃的速度,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其次,对大额资金流动方向审慎监察,设立外贸行业资本进出的安全机制,防止境外游资和国内炒作资本联手打压和控制对外贸易。必要时,应该采取短时的行政干预或者颁布针对投机资本的法令条例,凭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使部分通过这种渠道的热钱在政策影响下为规避风险而止步甚至撤退。也可转“堵”为“疏”,引导热钱发挥积极功用。

5结语

国内市场消费容纳空间越大,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就越存在值得考量和谨慎之处,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层面和经济指导能力的挑战就越明显。相关部门在想方设法扩大内需的时候,要更加重视当前民生政策对外贸行业的相关性和连续性,着力扩大内需政策之于对外贸易合理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避免经济振兴政策引起的负外部性溢出效果。这也要求决策层需要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双线并行的发展思路,采取丰富、有效和紧密的手段,保证公共政策适于宏观经济与对外贸易的理性趋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