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企业范文

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步伐正在加快，但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政策存在着审批繁琐、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信息不畅等新问题。国家必须进一步制定投资导向政策，完善跨国经营法律体系和联合投资机制，建立财税支持政策和海外投资金融保险体制，强化信息服务和外交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走出国门实行跨国经营，参和国际竞争，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大力实施跨国经营，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是我国实施多元化战略，保障国家石油供给平安稳定的需要。石油公司实施跨国经营战略，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一、外国政府的配套政策和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

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不同，非凡是石油的产量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靠程度不同，因此，所制定的有关配套政策也不同。我国是石油进口大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比较相似，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石油石化企业的支持对我国也是有借鉴功能的。20世纪70年代接踵而至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如坠深渊，为了应对能源平安的挑战，美国经过30多年的调整，建立起了一套应对石油危机、保障石油平安的机制。

1权威管理，统一领导。美国为了加强石油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布什就任总统后，特指定一个由副总统切尼领导的能源政策小组，专门探究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能源战略和政策新问题。小组成员包括了国务卿鲍威尔、能源部长、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运输部长、总统助理等政府要员(刘助仁，2007)。对能源的领导和管理提高了规格。美国能源部在《2025年前能源战略计划》中，将能源平安目标锁定在国防能源、科学和环境等四大新问题上，强调美国将提高“国家平安、经济平安和能源平安”的综合保障能力(刘助仁，2007)。为美国石油企业界参和国际竞争提供了领导保障。

2财税优惠，金融支持。美国的政府机构各部门分工合作，通过补贴、技术援助和融资手段支持国内能源企业参和国际竞争。能源部、贸易开发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能源企业参和全球竞争的三大主要机构。能源部矿物能源办公室下的矿物能源国际计划(FEIP)和石油天然气进出口办公室承担支持美国油气产业界开发新的商业机会和技术的职责。美国贸易开发署(TDA)通过资助可行性探究、专业培训补贴、商业研讨会和其他技术援助，帮助国内油气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参和能源项目的竞争。多年来，TDA已提供3300多万美元支持美国企业在全球参和油气开发和扩建项目。美国政府直接采取减税的方法支持石油企业参和国际竞争。美国“新能源法”提出，在未来10年内，美国政府将向全美能源企业提供146亿美元的减税额度，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节能办法。为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法案还决定将给相关企业总额不超过50亿美元的补助(刘助仁，2007)。

3海外保险，激励投资。为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的平安和利益，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以促进和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1948年4月，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并设立“经济合作署”管理援外事务，开始实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同时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和保证的专门机构。这种保险制度以资本输入国和美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条件，故称为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热情。

4信息服务，外交护航。美国为了开辟新的海外油气资源基地，通过提供能源信息服务，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能源政策提供重要依据。联邦政府提供的能源信息服务包括收集和分析油气市场的数据；探究影响油气供给的事件和政策；评价资源状况。能源部所属的能源信息局(EIA)负责对能源供给、需求和价格趋向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EIA的信息服务包括历史和当期数据，短期和长期猜测，统计数据的范围覆盖石油、天然气、煤、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扩大统计信息的传播面，EIA通过书面报告、印刷品、光盘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信息。而且，美国将保障能源平安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其外交和军事行动往往围绕此核心展开。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从不断强化和格鲁吉亚的关系，到积极插手中亚事务寻求在中亚驻军，美国近年来的这些行动尽管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始终难以摆脱争夺能源的影子(李岩，2007)。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除政治和军事手段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办法，向该地区国家提供大量和石油有关的经济援助，为本国公司提供开发机会，并以技术优势争得其油气资源开发的优先权。

5有效监管，法律保障。美国在长期的能源监管实践中，建立起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1977年美国制定了《能源部组织法》，并据此成立了能源监管委员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制定的《天然气法》、《菲利普斯决议》、《天然气政策法》、《联邦能源委员会436号令》、《放松井口管制法》等，把对石油企业的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美国对石油行业的监管设立的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为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属能源部，监管委员会主要监管管道输油公司的运营和费率，审批跨州天然气管道输送项目，天然气管输价格、管道服务和开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运行等。

二、我国政府有关配套政策的目前状况及存在新问题

1政府对外投资事前审批繁琐，事后监管不能到位。在石油企业对外投资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等部门均对境外投资负责，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不仅加大了项目的成本，而且审批程序繁琐，直接影响海外投资效率。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经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地方计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管局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也要经过3个部门的审批。不仅审批部门多，而且各部门内部还实行层层报批制度，这进一步降低了审批效率。各部门都利用立法权为自己设定权限，谋取部门利益。然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我国现行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办法仅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投资后期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功能非常弱，完整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链条尚未形成，缺乏应有的监管和服务办法(陈峰燕，2007)。

2境外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企业投资风险增大。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局势并不稳定，外国企业面临着众多风险。而我国并未建立适应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所需要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信用担保制度、外汇管理体制。按国际通行做法，海外直接投资的保险应属于国家授权或委托进出口银行或开发性银行开展的政策性金融业务。除一般的技术、市场和建筑等方面的商业风险外，应限于境外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如战争、动乱、财产没收、国有化、外汇管制等造成的政治风险等。我国目前在一些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有不少石油投资项目，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有关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政策。在用汇、信贷和融资等方面，我国政府也不能给企业提供有力的、稳定、可靠的支持和帮助，新出台的鼓励石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财税优惠政策，审批制度过于繁琐，和企业获取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扩大海外优质资产、开发国内稀缺资源从事境外投资的要求及不适应。

3对外政策信息来源不畅，企业决策基础薄弱。我国石油企业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信息的了解十分有限。有关的专门探究、咨询机构较为分散，难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政策、汇率等各种风险。在投资的区域、市场和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企业的取向也可能有悖于国家主权、国家平安，或技术失误、经营亏损等潜在风险。在这些方面，政府占有更多的信息，应本着对国家负责、为企业服务的精神，尽可能及时地向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我国政府缺乏对海外企业的辅导和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职能，缺乏明确的产业导向和国别市场导向，没有系统化的海外投资促进目标，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基础性信息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企业缺乏必要的信息，对外投资处于盲目、冒险的状况(陈峰燕，2007)。企业对海外投资信息的渠道仅限于驻在国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的目前状况。

三、完善我国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

完善我国相关的配套政策，要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石油平安，有利于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实现。

1确定海外能源战略，制定投资导向性政策。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实质上是国家的经营战略行为，国家应制定具体的能源跨国经营战略，出台政策性规定，使石油石化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明确的战略方向。要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制定“走出去”总体市场发展战略，做好投资项目规划，编制“走出去”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具体的指导目录，制定指导性投资政策，帮助企业作好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探究等(陈峰燕，2007)。石油公司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应当依托国家力量和政府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家石油平安为己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以油气勘探开发和经营为龙头，以低风险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舒先林，2005)。

2确立依法管理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为了适应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建立中外石油联盟，必须完善国内各种法律法规，建立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的政策体系(徐文荣，2005)，使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系统化、规范化，使对外投资行为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为石油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有效可靠的支持。制定相关法律方面应适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既要考虑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状况，也要为将来的投资发展留有余地，做到保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保证国有资产的平安和增值。此外，应加快《海外直接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规的制定速度，统一和规范对不同性质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标准、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以及投资支持、鼓励办法、争端解决等新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李洪江，2003)。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以《海外投资审核法》、《海外投资外汇管理法》、《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资银行法》以及《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单行法，建立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协调，程序法和实体法相衔接，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相互补充的完备详尽的法律体系。

3确立优势进入战略，完善联合投资机制。鉴于我国境外石油勘探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组建一家专业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统一对外，其他有投资意向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家石油公司，采取项目参股的方式参和境外石油勘探开发活动；要明确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的制度，避免产生国内企业的互相竞争。要彻底改变国内石油企业在海外单打独斗的局面，避免在“走出去”寻油的项目中“撞车”，甚至进行“自杀式”的恶性竞争。石油企业必须建立统一协调的机制，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经验，整合内部资源，加强联合、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和促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国家找到更多的油气来源。中国的石油企业应该加强和国外石油企业的联盟，寻求竞争中的合作。政府政策应当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超级化的条件，适应国际竞争的“非零和博弈”和“合作博弈”，即竞争伙伴实行协作竞争，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徐文荣，2005)。

4确立财税支持观念，完善特定财税政策。国家应尽快健全金融支持体制，为企业“走出去”并购提供优惠贷款和担保等更多的服务。并应尽快发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鼓励银行参和到企业“走出去”并购活动中。相关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并购企业相互参股或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银企合作，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姜义平，2007)。同时可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参股，对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在信贷政策上，对于在境外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盈利性、流动性、平安性的原则提供贷款，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贷款贴息和实行贷款利率下浮；为境外企业获得境外银团贷款、租赁提供担保，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选择经过挑选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为境外投资项目筹资。对我国石油企业到境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应实施专业化管理。应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公民税收管辖权。政府应和更多的国家进行谈判，避免被国际间双重征税，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取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境外投资企业应上缴我国财政的收入应缴入国库。对资源开发型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给予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对已经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享有出口退税优惠。

5确立保险支持政策，建立境外投保机制。国家应尽快建立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保险机制。保险机构设立一般是政府或专门成立的国有保险公司或是两者的结合体，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提供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货币风险、外汇风险、征用风险、战争风险及其他非商业性风险。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涉及到保险机构、代位求偿、保险范围、承保条件、保险期限、保险费率损失补偿等新问题。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能避免个别企业同东道国打交道的不利局面，轻易使争端得到解决，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面发展。

6确立信息支持政策，提供专门信息服务。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国家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境外投资信息服务中心，面向市场提供开放式的信息服务，提供国外获得的准确、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资源、地理、市场等信息，提供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从事项目的可行性探究和市场可行性论证，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审批－实施的全过程服务。要开放信息资源，使信息能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双向流动。这样的一个信息服务中心，需要有获取全面可靠信息来源的渠道、有分析信息和组织信息的手段，具备政策水平和知识的网络能力，对项目有判定决策水平。要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包括加速建立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为希望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成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专门中介机构，全面提供各国别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投资环境，当地外商投资条件，当地投资程序、政策法规、合同形式及其他基础信息，提供介绍合作伙伴、合作项目等直接贸易促进服务。

7确立外交支持策略，强化石油外交手段。政府应充分利用外交资源，为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要巩固并加大力度寻求可能的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多种形式和其建立良好关系，为石化企业的投资铺开道路。我国的外交机构，尤其是驻产油国使馆，应该积极开展石油外交，为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国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