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合作实现路径范文

一、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仍为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兴起，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AmericanEconomicReview）一文为标志，奠定了该理论体系的基础。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在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围绕着对能否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标准展开讨论的，多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主要有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的开放程度标准、产品多样化程度标准、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指标的相似性标准、政策一体化标准等。

上述标准的给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实上，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最优货币区几乎不存在。因而传统的短期静态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作出较为完善和客观的解释。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最优货币区的付诸实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尝试和进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假设，将早期的各种标准进行合并，另一方面也侧重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最优货币区”，拓宽了该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一，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鲁格曼，1990）。该理论指出，一国加入固定汇率的货币合作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规避的浮动汇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等的损失。当一国与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非常广泛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形成货币合作的收益将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应与政策协调（滨田宏一，1985），此观点是从当下比较流行的博弈论和福利角度来分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优货币区安排中，各参与国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协调的前提；并且政策协调需选择各参与国都能够接受的目标组合；同时还需要处理违约机制。那么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下，经过重复博弈，参与各国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

第三，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运用OCA指数来评估特定地区的综合情况。其运用计量方法，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汇率波动的因素。

第四，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观点认为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对称性等标准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那么判断最优货币区需要根据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观点还包括俱乐部理论（Klimenko，1998）和跨界货币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乐部理论探讨了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测性问题；而跨界货币使用则提出在最优货币区中应关注货币在外国与外国之间以及在外国国内的使用问题。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在梳理了货币合作以及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东亚地区。经济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应该界定为地理上的东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总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十国等国家和地区。

自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亚洲各国便开始了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对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进行了关注。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才开始加快。但在货币合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货币合作机制。各种最优货币区方案（如“亚洲货币单位”、“亚元”等）仍停留在学术概念阶段，目前并无现实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优货币区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各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本文对这种互补性的经济状态的可持性和稳定性度表示怀疑，因为此种区内分工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步入上游国家行列，因而此种产业链形式的贸易互补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考量。而其他标准，如要素的流动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等标准从现阶段来看，东亚各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随着东亚各国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和整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还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东亚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小国的政局也并不稳定，自身发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几个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这样便不可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础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使得谈判成本和维护成本被无限放大。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也需要拭目以待。

三、东亚货币合作实现路径选择及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路径

亚洲开发银行将整个亚洲分为五个区域：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这5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所谓亚洲的货币合作问题，一般是探讨这5个次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问题。其中以东亚和东南亚的货币合作前景最被看好，发展也最为迅速。但从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东亚的货币合作，也仍然是困难重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

对于东亚的具体情况，需要以多重货币合作作为起点，循序渐进。即在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在次区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导货币区域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创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逐渐替代本国货币，然后在各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统一货币（见表1）。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建设，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国货币区的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基，再进一步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设当中。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整体金融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资本市场深度还远远不足，需要不断努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在进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适时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完全流动也是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2、加快中国货币区建设、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第一步应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国货币区的货币统一。目前我国共存的4种货币为：人民币、港元、澳元和新台币。加快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与货币统一，将使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可以从启动两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贸易区开始，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政策协调，对外保留独立的经贸机制，以实现中国货币区域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的加强。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海外业务规模，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储备支持；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打造以上海为主体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主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加强各国之间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寻求深层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与政策协调不利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货币合作的维护成本；其次需加强东亚各国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发挥大国优势，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的签订，同时将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放在整个东亚货币区的环境中加以考量，最终达到“在稳定的货币区域内实现稳定汇率，并保持对区域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享受区域货币合作带来的种种成本节约与经济收益。

在此进程中我国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对内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的上行轨道，另一方面还应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货币合作与最优货币区的形成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