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论文范文

一、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我们借鉴经Amiti和Wei［14］186改进的模型，假设i行业的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Yit＝Ait（ossit，osmit）F（Kit，Lit，Sit，Mit）（1）其中，Y表示总产出，它是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服务中间投入S、物质中间投入M的函数；A是生产率系数或者技术转化因子，它是关于服务外包率（oss）与物质外包率（osm）的函数，下标i代表行业，t表示时间。由于生产率和外包可能同期互为原因，回归方程2中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加入滞后变量的办法来处理，具体做法是利用外包当期数据对应其他变量滞后一期数据进行回归。此外，为了考察行业特征和要素密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引入虚拟变量D来检验外包对行业影响的差异性。另外，为了考察外包是否带来了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物质外包、服务外包与资本、劳动对数的交互项。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α0为截距项，α1，…，α12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μit代表不可观测的行业固定效应，ηit代表误差项。被解释变量lnYit为i行业在t年总产出的对数。osmit和ossit分别代表了服务外包率和物质外包率，Kit，Lit，Sit，Mit分别代表了i行业在t年的资本、劳动、服务中间投入品和物质中间投入品的投入，Dit为行业要素密集度虚拟变量。

（二）数据的测算与数据说明1．外包率测算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计算广东省的外包率。目前，最常用的离岸外包指标是根据Feenstra和Hanson［15］［16］907－940的方法构建的，简称为FH指标。FH指标是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成本在非能源材料购买的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度量产业i的外包，即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占总的中间投入的比例。其中，FH表示工业行业的整体外包率，Xji表示i产业中投入品j的购买量，Yi表示i产业中总的非能源投入品的使用量，Mj表示j产品的进口量，Cj表示j产品的消费量，它等于j行业的总产出＋进口－出口，EXj为j产品的出口量。一般情况下，外包率（FH）的范围是大于0小于1。当FH越接近于1时，说明某国或地区的离岸外包的程度越大，即进口的物品和服务中较大的部分作为中间投入。当FH越接近于0时，说明某国或地区的离岸外包的程度越小，即进口的物品和服务中很大部分作为消费，而不是中间投入。除此之外，我们还定义了某一行业的物质外包率（osm）和服务外包率（oss）。物质外包率代表了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譬如农产品或者工业品。服务外包率代表了服务投入的进口占总投入的比例，例如金融、计算机服务等。另外，由于投入产出表每五年才编写一次，并且1997年之前的投入产出表只有净出口数据，缺乏各行业的进口数据，所以本文只采用1997、2002、2007年广东省的投入产出表。接下来我们根据《1997年广东省124部门投入产出表》，《2002年广东省122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年广东省135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行业合并处理，剔除了有数据缺失的行业，如“其他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废弃资源和废品材料回收加工业”，然后将合并后的行业分类与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口径统一，最终合并得到113个行业，其中工业行业为75个①。因此，本文的行业分类与以往文献有较大区别，采用了三位数行业代码定义行业，便于从细分层面观测外包对不同行业的差异性影响，可以更有效地避免行业分类过粗所导致的比较误差②。测算结果③显示，广东省1997、2002、2007年的总体外包率分别为2693％、2347％和2090％，与王中华和代中强、刘海云和唐玲①［12］78－87、姚战琪［13］91－102等测算的全国平均水平不同的是，广东省的总体外包率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研究对象和样本时间差异，以往文献都是对我国1992—1997年整体外包情况进行研究，而本文则是选取了一个典型的区域进行研究，样本年限扩展到1992—2002年；二是广东省总体外包率的下降主要是由物质外包率的下降带来的。广东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等，主要开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所以物质外包率较高。而物质外包的下降趋势则说明了广东省以进口物质资料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性降低了。同时，国内相关行业技术水平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不需要再进口那么多缺乏比较优势的物质资料作为中间投入品。另外，与全国比较，广东省总体外包率、物质外包率以及服务外包率均远高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广东省相比大多数省份，更大程度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利用国外生产环节组织生产，表现出更高的外包水平。从广东省自身来看，其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率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和行业特征。第一，物质外包平均水平高于服务外包，但呈下降趋势；服务外包平均水平较低，呈现增长趋势。

表1表明广东省物质外包的均值在三个阶段都保持在20％以上，但从1997年的2678％下降到2007年的2083％。与物质外包相比，服务外包显然处于低位水平，这一点反映了广东省工业重实物生产，轻服务投入的特点。相比较，Amiti和Wei对美国制造业国际外包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2000年的物质外包为17％，服务外包则达到29％的水平。相比较而言，广东省服务外包水平过低。第二，物质外包率与服务外包率的行业差异性较大。由测算数据，我们发现食品加工与制造类、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物质外包处于明显下降趋势，但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物质外包仍处于较高水平。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的物质外包都处于高水平和呈现增长趋势。服务外包率方面，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下降，而机器设备、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电子设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说明广东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较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愈加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按要素密集度、技术水平以及出口集中度划分的聚类行业结果来看（如表1所示），高技术行业的平均物质外包率和服务外包率均明显高于低技术行业，出口集中度高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物质外包水平都高于出口集中度低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出口密集度低以及低技术行业的服务外包率有下降趋势。这与广东省大多数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有关。广东省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加工贸易，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贸易优惠政策等吸引发达国家将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国内，然后再出口。因此，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进口越来越多的中间投入品。这表现为出口依存度高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都是外包率较高的特点。2．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总产出（Y）利用工业总产值表示产出，并以广东省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成以1997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资本（K）利用工业行业资本存量来度量，使用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公布的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并将统计年鉴公布的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97年为基期折算成不变价。劳动（L）以劳动力人数代替。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以职工平均人数表示。服务中间投入（S）和物质中间投入（M）按照投入产出表中间投入品的物资属性进行分行业的加总而得到。其中物质中间投入品所确定的行业与物质外包所确定的行业一致，服务中间投入品所确定的行业与服务外包所确定的行业一致，以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我们在模型3中设置了三组虚拟变量，第一组是反映行业技术水平的虚拟变量，如果i行业为高技术行业，则D取值为1；如果i行业为低技术行业，则取值为0。我们按照OECD（2003）公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30版）把75个工业行业分为高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两组。第二组是资本／劳动比虚拟变量，通常以行业的资本／劳动的比例与工业行业的平均值进行比较，高于平均值的为资本密集型行业，D取值为1；低于平均值的为劳动密集型行业，D取值为0。第三组是出口密集度虚拟变量，通常以出口依存度来衡量，即以行业出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划分出口密集度高和低的行业，出口密集度高于50％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以上数据和滞后期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和1997、2002和2007年《广东省投入产出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广东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效应以及行业特征的差异影响。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有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固定效应方法（FE）以及随机效应方法（RE）等。我们使用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确认哪种估计方法是最有效的估计。继而，利用Wald检验是否存在时间效应，即在估计模型中是否加入时间虚拟变量。为得到稳健性检验结果，我们同时进行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纠正的估计。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则采用除外包外的变量滞后一期进行估计的办法。表2列出了主要数据的统计描述，实证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一）物质外包、服务外包与生产率的实证结果物质和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表3给出了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稳健性估计结果。由Hausman和LM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而通过对时间效应进行检验，我们采用了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如表3所示，回归1显示了广东省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得出二者对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以及差异程度。回归3的结果表明，当其他变量使用滞后一期（分别为1998、2003、2008年）的数据与相应的外包率进行回归时，结果与模型1类似，因此可以认为其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由回归1可知，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物质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的影响，但不显著，而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为正，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与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都很显著。由回归4和5可知，在加入交互项之后，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仍显著为正，物质外包的系数变为正数（在15％水平下显著）。这与AmitiandWei［3］203－220、徐毅和张二震［10］103－111、刘海云和唐玲［12］78－87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具体分析可知，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系数分别为0015和9274，二者系数差异很大。说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外包对生产率的作用，即广东省工业行业对外增加购买1个百分点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将会引起生产率提高9274个百分点，而物质外包仅引起生产率提高001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认为中间投入品性质不同将会对外包的生产率效应造成不同影响，那么两者差异较大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以下两点：一是技术溢出效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有着很大的差距，而外包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从而享受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在广东省的贸易中，主要通过进口国外的原材料、零配件、设备，然后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加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大部分是一些非核心物质外包，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而服务外包方面，进口一些国内不能提供的或者是缺乏比较优势的服务。例如计算机综合技术应用、软件开发、设计服务类，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二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广东省的平均物质外包率水平很高，平均水平处于20％以上，比全国的平均物质外包率水平高很多。而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某一生产要素投入高于某一水平时，要素投入的增加会使得总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少。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广东省主要是进行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同时，大量引进国外资本和设备，从而使得物质外包率处于很高的水平。并且物质外包在服务外包的发展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服务外包在全球化热潮和互联网的催化下才刚刚兴起。而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之所以如此显著，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将工业行业中效率极低的服务环节外包给国外企业，从而促进了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姚战琪［13］91－102认为，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我国工业行业中作为重要要素投入的服务投入的效率非常低。而且由于交易成本高等原因，原本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却转为由内部企业提供，造成市场化的服务业发展不足。另外，在外包的服务中，如金融、软件、信息技术等的技术和知识含量都比较高，因而这部分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则更为明显。因此，在现阶段外包发展过程中，物质外包对工业行业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小于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的影响。另外，在回归5（固定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中，资本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而劳动力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基本显著，这表明广东省的离岸外包存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存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这与徐毅和张二震［10］103－114、姚战琪［13］91－102等学者的结果刚好相反。这说明广东省工业行业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广东省工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具有劳动力投入的比较优势，倾向于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投入较多的生产和服务环节进行对外外包，进口资本密集度高的中间产品。由此，一方面，企业通过进口更加便宜的中间投入品，减少了对国内资本要素的需求，通过国际外包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效应使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加富有效率地生产，形成“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二）外包的行业特征对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分析在表4中，回归6－11为计量模型3的检验结果，显示了离岸外包的行业特征对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差异。在加入虚拟变量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在回归6中，在加入技术水平的虚拟变量D1之后，D1osm系数为负且显著，D1oss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技术水平对广东省工业行业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存在差异，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6－0029D1和11545＋0858D1，即高技术行业的影响系数为－0003和12403，低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系数为0026和11858。这与刘海云、唐玲等的研究结论有些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在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更突出。广东省物质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在高技术水平行业中显著为负，而在低技术水平行业中显著为正。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的特征有关，在高技术行业，进口的物质作为中间投入品来进行生产，例如进口先进机器设备，不仅要占用很多资金，而且要花费技术人员较长的时间来学习设备的操作，而因其技术较难掌握，其消化、吸收、再创新效果不显著。因此，物质外包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大甚至起负作用。在回归8和9中我们发现，在引入要素密集度虚拟变量D2后，要素密集度对外包的生产率有不同的影响，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分别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029＋0003D2和10359＋1004D2，即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2和11363，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9和10359。这说明资本／劳动比的不同对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在服务外包中更加明显，这与王中华、代中强［11］54－66的研究结论一致。随着近年来加工贸易的发展，广东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和产品已经相当成熟，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更缺乏比较优势。因此，不具备比较优势行业的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就更加明显。在回归10和11中，出口集中度不同的行业对工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同，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19－003D3和11545－1165D3，说明出口集中度高的行业的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如出口集中度低的行业。这可能的解释是出口集中度高的行业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从国际外包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组效应”相对小于出口密集度低行业，同时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存在也可能拉低了外包对生产率的促增作用。另外，从回归6－11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资本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交叉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而劳动力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基本显著，说明广东工业行业中存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发包国的视角研究了广东省工业行业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利用广东省1997、2002、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广东省75个工业行业的物质外包率和服务外包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外包、中间投入品性质、行业特征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差异性，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广东省的物质外包率处于较高的水平，高于服务外包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下降趋势。其次，广东省国际外包对工业行业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并且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物质外包。再次，区别于全国检验结果，广东省国际外包导致了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最后，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与行业特征和要素密集度有关，在加入技术水平、资本—劳动比例、出口集中度三个虚拟变量时，我们发现技术水平对外包生产率没有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包的生产率影响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出口集中度高的行业的生产率效应要小于出口集中度低的行业。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鼓励企业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环节剥离或者外包，实行“主辅分离”。由本文的研究结论可知，不论是物质外包还是服务外包都促进了广东省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且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为了持续发挥外包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鼓励企业把更多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特别是服务环节外包出去，专注于自身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生产，进而从国际分工深化中获取更大的优势和利益。二是鼓励发包企业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技术服务外包的过程中加强学习、消化和吸收，使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化。企业可以在生产流程的再造、技术合作伙伴以及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和指导下不断学习和模仿，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从而提高生产率。当然，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三是鼓励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开发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和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由研究结论，资本密集型和出口集中度低的行业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结合当前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和国际市场需求不稳定的环境背景，企业利用资本替代“昂贵”的劳动投入，能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率水平。同时，政府应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鼓励省内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

作者：杨亚平蒋俐俐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珠海市香洲区投资促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