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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经济结构论文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一是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1990年,我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并且保持持续增长,而第三产业直到1999年,所占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二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布不合理。合理的产业分布应该是产值越高就业比重越大,从发达地区的就业情况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低,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较高,大都在60%、70%以上,远高于其他两个产业的比重,就业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也是如此。我省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不足9%,从业人员比重占到33%之多,占产值比重40%的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为32.7%,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三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较大。第一产业为负偏离,表明该产业中就业结构份额大于产值份额,存在劳动力浪费的情况,而二、三产业为正偏离,产值份额大于就业结构份额,说明这两个产业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足。总体而言,我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不够协调,劳动力浪费和就业不充分的情况并存,产业结构分布对就业的拉动效益较低。三次产业中就业问题相互关联。

一是第一产业需要的转移的劳动力仍然较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迅速变小,从业人员却未能合理转移到二、三产业,目前仍囤积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没有起到促进就业结构发展的作用。如果不能有效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分冗余,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影响到二、三产业的人员供给。二是第二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有待加强。2002年以后,随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第二产业的就业状况得以改善,机械加工、通信设备等代表工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技术密集型部门快速发展,制造业和建筑业近年来表现出巨大的就业需求。除了工业排除“富余人员”后就业弹性自然回升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工业结构由传统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改变了工业依赖常规技术和资本的粗放发展模式,资本深化不利于就业的状况得到逆转。但总体来看,第二产业拉动就业的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近几年就业弹性虽然有所恢复,但水平仍旧较低,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三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作用不足。我省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2012年北京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5.6%,上海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56.5%,而我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只为32.7%。主要表现为就业弹性系数不高、就业偏离度较大、新兴服务业就业拉动不足等。

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由于劳动力供给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从供给看,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尽管出现连续下降,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改变。2014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近19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占到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这既表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省劳动力资源依然充沛,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更意味着就业总量压力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从需求上看,按照我省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7万人左右计算,年经济增长预期8.5%左右,能提供60多万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公益性岗位开发等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每年仍会有40万缺口。由于高校毕业生素质较高,对就业岗位的要求也较高,但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尚不到位,高端岗位供给不足,同时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技能水平比较低,与中低端岗位的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综上所述,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矛盾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峻。

二、对策建议

着力构建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机制。继续坚持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把就业指标完成情况、就业形势平稳程度作为评价经济运行的重要依据,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中,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继续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结构,统筹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就业结构由“二、一、三”格局逐步改变为“三、二、一”格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提高吸纳就业能力。着力构建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投资机制。在保持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要改革投资体制、调整投资结构和方向,从而提高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具体而言,一是要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把就业岗位增加、人力资源配置和就业质量提升等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内容;二是要积极扶植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三是信贷机构要充分重视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让各行业部门按照市场要求具有公平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

着力构建扶持各类群体创业的助推机制。强化资金扶持,完善小额贷款担保贴息政策,加强小额贷款担保机构建设,建立健全担保基金使用管理和持续增长制度。搭建创业载体平台,坚持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导向、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全省培育扶持一批特色突出、功能完善、承载能力强,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服务。探索设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投资引导资金,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发展。建立健全创业服务体系,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形成政府公共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有机结合、充分利用、联手帮扶的机制,切实加强对创业者的创业孵化服务。着力构建劳动者就业技能提升机制。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开发,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将有培训愿望和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力全部纳入职业培训对象范围,全面推行“企业订单、劳动者选单、培训机构列单、政府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大规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参与就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实行分级培训制度,重点开展中高层次职业培训,培养更多的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提高青年劳动者的综合职业素质。强化职业教育,建立需求导向型学科专业设置机制,强化实习实践。推进技工院校改革,搭建中职教育统一招生平台,扩大中职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互通”试点,开展技师教育与高职教育合作培养试点,深化“一体化”课程改革和校企合作。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3、产业结构水平低和调整进展缓慢,也助推了高碳发展模式。

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为10.1%∶45.3%∶44.6%。多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都与2012年情况相似,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占比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据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轻重工业资产总计比例,重工业占77.1%。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有色黑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电力、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行业的资产总计占全部资产总计的55%以上。有些高能耗行业发展过热,产能过剩,能源利用效率低,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比如美国就占77%。

4、国际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使我国成为碳排放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转移,发达国家不断将高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享受着占据研发、设计、全球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消费着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出来的实体产品。它们通过转移高碳经济产业减少其发展低碳经济的代价。而我国在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这一代价,我国经济的高排放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了责任”。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据估算,外贸出口的资源内涵净出口达到4.5亿吨标准煤;外贸出口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内涵净进口150万吨二氧化硫和10亿吨二氧化碳,我国碳排放总量中约有23%源于出口产品制造。

5、“锁定效应”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锁定效应”是指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是长期使用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5年至50年以上。如果短期更新这些设备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产生很强的“锁定效应”。我国工业制造成业数量规模庞大,但是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和过时技术被“锁定”,很难进行“低碳”的生产改造。以能源部门投资为例,根据IEA估算,在参考情景下,我国在2006—2030年期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其中很大比重属于火力发电投资。2012年我国固定投资总额达374694.7亿元,比2011年增长20%,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占40.1%。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低碳的标准大多仍没有建立和完善,可见,我国如何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6、缺乏科学有效的促进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我国采取低碳指标的行政发包制来引导地方经济向低碳转型,但这一政策机制由于缺乏各级政府间的协商,地方政府低碳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和辖区间竞争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弱化了产业调整与低碳转型的动力。目前我国在财政方面对低碳经济和技术发展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但是有的政策脱离实际,没有起来应用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补贴政策效果不明显。也有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及管理机构的变化,原有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已难以执行。“我国低碳技术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的示范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以及国际机构的捐款和贷款,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低碳发展既要政府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但社会投资进入低碳经济领域受制于体制和环境不健全,投资规模非常有限。金融系统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对低碳技术项目支持存在疑虑,多数银行对低碳技术项目融资过于谨慎,设置门槛高,融资条件苛刻,即使部分银行实施融资,其信贷放款数量不多,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力度有限,制约了低碳经济发展。

三、促进低碳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低碳化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各个环节,使低碳经济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明显的产出效应。在新形势下,我国应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改变高能耗低收益的经济模式,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发展低碳产业,推进传统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出发,结构减碳在我国低碳治理行动中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未来我国低碳发展绩效的20%—30%依靠技术和管理减碳,70%来自结构减碳。而我国“十一五”以来的情况正相反,说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低碳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火电减排、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资源回收、环保设备、新能源汽车、节能材料等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绿色行业。我国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来促进产业转型。二是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三是通过技术创新逐步改变我国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推进产业价链高端转型: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四是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园和循环经济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要特别重视对现有产业园区的低碳生态化改造,各地应在不同范围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循环发展模式,包括主副产业衍生模式、多种产业共生模式、外部效应内部化模式及动脉与静脉产业循环模式等,促进工业园区乃至全社会向循环低碳发展过度。五是建立节能型产业体系,要强化工业节能,推进建筑节能,加强交通运输节能,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走中国特色的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六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低碳化。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就是要尽可能降低高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我国目前最迫切的是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加快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开发低碳和零碳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合理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开发风能、太阳能、潮夕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我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实行分阶段的能源战略: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减排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持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渐减少其使用比例,要加快研究和利用新技术,对煤炭进行综合清洁利用,减少火电平均发电标准煤耗量。中期,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长期,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一亿吨标煤相当于7500千瓦时),其中商品化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组织建设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个绿色能源县、30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实施八大重点工程:分别是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海上风电建设、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生物质替代燃料、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

3、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制度。

首先,政府应超前规划和大力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和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技术支持。其次,建立科学的节能减碳、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引导机制,并逐步从传统控制导向型低碳规制政策逐步向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转变。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低碳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建立碳排放贸易机制和投资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向低碳经济转型。再次,加快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完善和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更多地吸引发达国家在我国进行碳排放交易权,这样有利于我国低碳技术的引进,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第一步是鼓励和规范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我国已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试点工作。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各试点省市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所的基础上,加快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从CDM项目发展到V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到区域试点建设最后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目前北京已成立了应对建设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北京市碳排放交易企业、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和绿色金融机构三大联盟,启动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广东成立的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设立碳交易服务中心,是广东碳排交易市场的建立前期行动,并要进一步开碳排放标准研究、碳中合服务等工作。

4、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推进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长期以来我国资源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物,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扭曲。这是导致我国资源加速耗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思路是:在可能的范围厘清资源环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确定环境资源产权交易的途径、方式和范围。在原有资源环境价值与自然资源价格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修正核算出的环境价值和扭曲的资源价格,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环境的相对价格。这是公共资源环境领域合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政府定价偏差的有效方法。

5、大力发展低碳金融。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存在较多市场欺诈和内部交易等不法行为,在市场操控、利益保障和信息纰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我国的证券市场指数受到较大的政策影响,长期在低位徘徊,行情的涨跌并不能充分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许多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合理收益,企业债市场的滞后发展,造成证券市场缓慢的发展速度。许多民营企业并不能满足上市条件,又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长期的企业资金积累和民间融资,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制定和证据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不协调的投资和消费环节,造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内部失衡。而国际收支的增强,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而消费水平却始终较低。我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扩大内需,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无法保持稳定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没有完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关系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通过完善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分散控制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高储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人们加强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意识,更愿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导致金融市场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欺诈现象,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推高了我国的储蓄总量。

(二)高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作为各地的发展中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与低成本生产资料相结合,提供了投资所需条件,而我国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金定价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并且受到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偏失的影响,许多行业出现投资严重过剩现象,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极快,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

(三)低消费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使得居民工资收入无法增加,中小企业往往通过高留存、低工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积累,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不发达的今日融市场,也使得居民很难获取财产性收入,我国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金融市场不均衡的分布现象,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三、结语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在2008-2012年间,对比全省十三个省辖市的服务业单位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发展情况看,我市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呈现以下变化:

1.单位总数排位前移,单位增幅名列前茅。2012年,全省服务业法人单位数601694家,我市占全省7.6%,从十三个省辖市单位排位情况看,我市由2008年的全省第六位前移至第四位,超过了南通和徐州二市,继苏州、南京、无锡之后;四年间,我市服务业单位发展迅速,单位个数增长较快,服务业单位数增加21028家,增长86.1%,比全省服务业单位增幅高7.1个百分点,增幅在省内十三个市中名列前茅,列第四位,仅次于无锡、苏州和连云港市。

2.单位占比排位靠后,总量支撑相对不足。2012年底,全省服务业单位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达57.4%,而我市虽由2008年的45.5%提升为51.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位列全省倒数第三,全省仅二个市比重低于50%,分别为南通和泰州。而从全省十三个市GDP中三产比重来看,我市位于全省第四,可见,我市服务业单位数对经济总量的支撑度极弱。

3.现代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服务业共涉及14个行业大类,其中我市有10个行业四年间单位数增速超过全省平均,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大行业高速领涨。尤其近年来我市围绕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事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的企业逐步增多,至2012年末,全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及专业技术提供的企业有2055家,比2008年增加1304家单位,增幅达173.6%。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建议

1.完善产业管理机制,全力提升竞争实力。目前,全市服务业单位数占比在全省仅排在第11位,单位的支撑度明显不够,而且,多数企业存在规模偏小,档次较低、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与我市经济发展形象定位严重不符,同时也说明我市服务业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常州在区位和资源上有一定优势,经济发展也具备良好基础。“十二五”期间,我市应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推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在服务业发展的定位上,一抓单位数量、二抓规模实力。要实行部门归口管理,综合统筹服务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资金管理、行业策划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服务业发展的管理机制,强化责任意识,有利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快完善和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实施二、三产业剥离,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深化服务领域的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进外资、民资在常投资,并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以优质服务吸引国内外服务行业企业落户常州;另一方面,重点抓好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旅游休闲、房地产、金融信息、教育文化等重点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培育出新兴服务业单位,形成“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2.充分挖掘农村潜力,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由于受到资源、交通设施、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城区相比,金坛、溧阳服务业单位发展存在显著差距,二地服务业单位占比不足全市的二成。2008-2012年四年间服务业单位数增幅68.9%,低于城区20.8个百分点。全市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城区的核心经济地位稳固,产业高度聚集,集群效应突出,但产业链尚未有效延伸,向西辐射作用、以及核心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都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第三产业发展的进程。我市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空间结构,找准地区之间的互补点,看到发展速度落后地区的潜在优势,全面实施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大力推动项目西进、产业西进、科技西进,进行合理的“消长、对接、整合、优化”,调动和激发金坛、溧阳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使各辖市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尤其是据2012年人口统计资料显示,金坛、溧阳47.0%的城镇化率,不仅低于全市平均16.4个百分点,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还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契机,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努力提高农村商贸、流通行业发展水平,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依托,大力发展针对一、二产业的各类服务业,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村服务业产值和收入;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制度,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功能,拓展服务领域;建立健全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如农机合作服务社、农技服务社、瓜果、蔬菜种植、养植协会等三产服务业组织,发挥协会在农民种植与市场上的纽带作用,既发展农业经济,又发展农村服务业。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一)分配结构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从总量数据看,1999—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盈余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30%左右。资本凭借其强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挤占了劳动者所应获取的报酬,如图1所示,除2004—2007年这一经济较繁荣阶段外,企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间呈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此外,2007年后,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相对走高的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呈不断走低的趋势,这表明资本利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对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挤占,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依据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广州近800万户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万余元,人均年消费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万余元,人均年消费28000余元。依据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广州的8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00余万人均年消费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万登记人口中,有近1000万人口月均消费支出1000余元,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亿规模的低端需求,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部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要从目前制定产业扶持规划、选择扶持对象、确定扶持标准的做法转到体制机制创新和提供相关要素等方面。要通过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导向,为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提供充足、合格的技术工人。利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春风,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脱离生产和产业的论文式科研转化为围绕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进行特定技术攻关的产业式科研。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属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推行科研人员进企业战略,让有志于去企业检验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员每3年或5年带薪去企业工作一年,通过制度变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从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工业化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都是一个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总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经过30多年的人口出生规模控制和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测算,1950-2010年间,我国0-14岁人口比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了16.15个百分点,其中0~4岁下降7.5677个百分点,5~9岁下降4.6976个百分点,10~14岁下降3.8865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1980年后愈加明显,2010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与1950年相比累计上升了3.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这种趋势也将直接改变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1950~2010年间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总的来看呈现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28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人口集中在40~64岁年龄段。与1950年相比,2010年40~44岁、45~49岁、50~54岁、55~69岁和60~64岁人口比重分别累计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15-39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态势则相对缓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计上升了2.2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劳动人口比重在过去的60年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增长缓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国15~2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并且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在劳动力总体规模变动的同时,二元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逐渐减少。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市场化改革加速的条件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我国跨乡镇劳动力流动人数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已经高达6200万,2000年为755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外出农民工数目就达到了8399万,2002年超过1亿,达到10470万人;2003年超过1.1亿,达到11390万人,2005年超过1.2亿,达到12578万人;2006年超过1.3亿,达到13212万人;2008年超过1.4亿,达到14041万人;2010年超过1.5亿,达到15335万人。几乎每两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增加一千万,2012年更是超过了1.6亿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若包含本地农民工数量的话,2008年就超过了2亿人,达到22542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更是高达26261万人。这其中不少农村家庭是举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2859万人,2009年增长至2966万人,2010年继续增加到3071万人,2011年达到3279万人,2012年达到3375万人,均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以上。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能够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的流动,无疑将导致农业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急速减小和过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必然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显然,当前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继续发展。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障碍

中国虽然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逐渐丧失,逐步开始向一元经济模式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确立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的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则由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来承担。改革初期,由于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多数集体经济无法充分发挥统一经营的作用。加之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户农地规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较高,致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据统计,当前我国户均仅0.55公顷耕地,且平均每个农户拥有9块土地。虽然从历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适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的,但是这种零碎化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将不利于技术扩散和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强化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公布的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计算出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虽然1980-2012年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势头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进入一个趋缓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造成农业投资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这种举家外出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农业的空心化和内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精壮劳动力大批外迁,老弱妇孺成为种粮主力将直接导致我国传统农业受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将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困境。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性选择: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理性选择。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家庭一直是作为首选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存在,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能够使得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能够在稳定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合作经济的形式弥补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农民脱离土地(将承包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进入城市非农产业短暂打工,仍然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在乡村的财产所有权,解除外出务工劳动力顾虑,最大限度地激发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农业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销售等,具有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面。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相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消除小农生产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按照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收益返还的合作制原则运行,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困难,结合各地农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创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虽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规模正在不断下降,然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并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二元经济转换提供条件。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受资金、技术等限制,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地衔接农户和市场。这种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从生产原料采购、资金筹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体化,为农民提供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其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会鼓励成员之间分工协作、智慧共享,为农户提供各个方面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创造条件。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理性选择。

四、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应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规范,促进各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的依据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就应当加快立法和出台相关指导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从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支持途径,积极稳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全面的资金服务,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除此之外,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农民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解决合作社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

3.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经济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2)积极贯彻实施已出台的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来扶持不同区县的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北京市不同区县已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差异化集聚。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制定相对应的政策来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形成当地的强势产业,快速推动其具备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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