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动因研究范文

《中国经济问题杂志》2015年第六期

一、引言

我国的公司治理环境正处于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时期(李维安和郝臣，2009)。而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型治理尚未完善，政府仍在关键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存续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有更强烈的动机寻求与政府的联系(李维安等，2010)。实际上，我国民营企业从建立之初就具有政治关联偏好，并对政治关联具有路径依赖(李维安等，2010)。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获得贷款(Fanetal．，2007;何镜清等，2013)、缓解融资约束(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规避税收(Adhikarietal．，2006;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突破行业壁垒(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作用(Fisman，2001;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政治关联反映了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杜兴强等，2009)，并伴随着政府的寻租行为(杜兴强等，2010)。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的研究着眼于外部制度环境，发现在产权保护水平差、政府干预水平高和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政府活动。同时在这些地方，企业更容易通过政治关联受益(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政治关联作为政府影响企业行为、企业寻求政府帮助的一种路径，其作用更加明显。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处于相同经济和制度环境中的企业，由于个体层面的差异性，在寻求政治关联的倾向和行为方面也存在不同。那么，哪些企业更倾向于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企业对政治关联的偏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详细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战略行为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从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其中，内部特征主要关注企业的融资需求和成长性，外部环境则主要观察环境不确定性、政治关联的普遍性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一)融资需求与政治关联外部融资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获得外部融资可以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再投资(Cull＆Xu，2005)。而相对于国有企业，我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加明显的融资约束(张纯和吕伟，2007)。银行信贷在我国的社会融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Allenetal．，2005)，民营企业在寻求信贷融资过程中遭受着歧视(rdon＆Li，2003;宋建华，2011)。出于上述原因，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途径，成为了民营企业拉近与政府关系，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的途径。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发现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获得贷款、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证据(Claessenal．，2008;于蔚等，2012)。但是，在实践中，并非所有民营企业都选择了政治关联路径解决融资约束问题。企业建立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并非是没有成本的。民营企业在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政府优待和庇护的同时，也需要帮助政府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这就可能使企业不得不做出违反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的行为，如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过度投资(张敏等，2010;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a)、扩大雇员规模和提升雇员薪酬(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b)、更大规模的慈善捐赠(贾明和张喆，2010;薛爽和肖星，2011)等。因此，并非对所有民营企业来说，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我们假定民营企业是理性的，那么只有当获得政治关联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企业才有动机寻求政治关联。当民营企业本身资金充足，或者拥有其它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时，就不会选择政治关联路径缓解融资约束。所以只有那些资金紧缺，且其他融资渠道成本高昂的民营企业才有动机付出政治关联的成本以换取融资。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对于外部融资的需求越迫切的民营企业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

(二)企业成长与政治关联企业的成长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高成长性的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风险。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看，企业成长的速度与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现有研究表明，高成长性的企业面临着更低的融资约束(刘伶等，2011)，同时高财务杠杆、长期负债对企业成长有正向推动作用(沈坤荣和张成，2003;谭庆美和吴金克，2011)。也就是说，高成长性的企业对外部资源更加依赖。一旦面临市场波动、银行信贷紧缩等局面，高成长性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将更加明显，不仅公司的成长会面临瓶颈，甚至会出现资金断裂、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的高成长性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公司价值(戴书松和朱欢，2014)，甚至高成长性会带来更低的公司估值，这是由于高成长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风险所造成的(张敏等，2010)。因此，高成长企业更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保证其对资源的获取能力，以降低经营风险。而建立政治关联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借助政府的力量更加稳定地获取资源，因而成为高成长性的企业重要的路径选择。因此，提出假设2:成长性越高的民营企业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

(三)不确定性与政治关联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公司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Pfefferetal．，1976)。国内外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并购行为(Haunschild，1994;陈玉罡，2006)、投资行为(Bloometal．，2007;申慧慧等，2012)、创新行为(Freel，2005;李妹和高山行，2014)等重要的战略行为均存在联系。在我国，除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波动外，政策变化以及政府官员的更替都会对企业的经营和决策产生影响(徐业坤等，2013)。李维安等(2010)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被看作是民营企业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路径选择。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在关键经济资源的分配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与政府建立持续的、良好的关系有利于民营企业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以保证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正如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的资源依赖视角所说，对环境中得到关键资源缺乏控制造成了组织所面对的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以及组织之间的竞争决定了组织对某种资源的依赖程度。而我国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借用政府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来降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因此，提出假设3: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的民营企业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

(四)组织间的模仿效应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来达到获取资源、维持企业发展的目的。但是，仅从工具性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行为可能是不全面的。当政治关联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显得格格不入。新制度主义指出，组织通过选择或变革组织结构和行为以满足外部环境的期望，进而获得合法性(Meyer＆Rowan，1977)。我国的民营企业多以“红帽子”的形式起家，先天性地对政治关联具有路径依赖(李维安等，2010)。这种依赖可能以认知和信念的形式延续下来并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如DiMaggio＆Powell(1983)所说:对资源和客户的竞争、对政治权利与制度规范的遵从，共同导致了组织之间的同构性。而当许多组织采用同一种实践的时候，就提升了这种实践的合法性(Tolbert＆Zucker，1983)。实证研究也表明，领域内的组织采用某种实践的比例会对其他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Haunschild＆Miner，1997)。而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超过一半的民营上市公司存在政治关联(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而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绩效最好的企业也大多具有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的普遍现象。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对领域内其他成功组织的模仿便(自然地)成为组织决策过程中成本最小的方案(Cyert＆March，1963)144－148。因此，提出假设4:同行业内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越多，企业越可能建立政治关联。

(五)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处境的变化会对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在面对困境时，企业可能做出与平时不同的行为决策。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往往需要寻求外部救助和扩张投资来摆脱困境(张功富和宋献中，2007)，而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救助(新夫和宋玉，2014)。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寻求政府的帮助渡过难关。现有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使得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更加显著(Faccioetal．，2006)。这说明在面临危机时政府更倾向于救助与其存在联系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绩效可能更加糟糕(吕鹏，2013)。同时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还会给企业价值带来负面影响(何镜清等，2013)，这可能源于政治关联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张敏等，2010)。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的环境急剧恶化。企业所需的重要资源更加稀缺、更加难以获取。因此民营企业为了其存续和发展更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这可能会导致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性进一步提升。因此，提出假设5:金融危机爆发后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上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PC)。为了更加全面地反应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参考之前研究(新夫和宋玉，2014;徐业坤等，2013)的做法，本文同时关注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身份。企业家自身的情况不同，其获得政治身份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其中，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可以看作是“红帽子”现象在现阶段的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于蔚等，2012)。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体现了不同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方式。吕鹏(2013)的研究表明，人大更倾向于吸纳中共党员以及在慈善事业和企业责任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家，而政协则更加偏好派和具有高学历的企业家。但无论如何，这些政治身份都是民营企业家建立政治关联，获得政府支持的路径选择。因此本文对其进行综合考察:当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具有上述的任何一种政治身份时，则计一分，否则计零分。PC为三者计分的总和，最高为三分，最低为零分。2．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来表征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债务融资是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我国的民营企业遭受着银行的信贷歧视(张敏等，2010)，但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债务融资偏好(Zorn，2004)。因此财务杠杆水平低的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债务融资需求。本文采用企业的5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征企业的成长性(Growth)。本文参考申慧慧等(2012)的做法，以公司五年的销售额作为因变量对年度自变量进行回归。将公司当年的年度自变量设定为5，上一年的设定为4，直至四年前的设定为1。回归的残差即是各年度的异常销售值。异常销售值的标准差与五年销售均值的比值即代表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差异性，我们采用上述比值再除以其行业均值，就得到经行业调整的不确定性指标(Uncertain)。参考之前研究(Zorn，2004)的方法，本文计算了行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比例(Ratio)，以此来表征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此外，本文引入了时期(Period)虚拟变量以控制金融危机的影响。将2008年及以后的年份赋值为1，之前的赋值为0。3．控制变量考虑到与时期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没有引入年度虚拟变量，而是以当年的克强指数(KQin-dex)来控制当年经济环境的影响。参考花旗银行的做法，我们对发电量增幅、铁路货运增幅和贷款总量增幅三个指标分别赋权40%、25%和35%，以此计算出克强指数的数据。此外，考虑到大企业更可能建立政治关联，本文引入了总资产()，以控制公司规模的影响。为了控制行业的差异，本文引入了一组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

(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各四年(2004－2011)作为样本的观察区间。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本文的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是由于更早的上市民营公司数量稀少、数据不全。而由于本文选取的部分指标需要上市公司前五年的数据，因此剔除了区间内上市不满五年的公司的数据，在剔除了其他数据不全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了包含2746个公司－年的样本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政治关联数据由手工整理而成，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CER和WIND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模型构建基于本文所使用的被解释变量的截取性质，选用托宾(Tobit)模型进行估计以解决截取数据所带来的估计偏误。但是另一方面，线性模型豪斯曼检验的结果(chi2=53．71＊＊＊)表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也就是说，考虑不同个体之间截距的差异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计量经济学界还未能有效地解决固定效应模型应用于Tobit回归时的估计偏误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线性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FE)作为对照方法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1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8年之后)，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程度(PC)的均值显著提升。这说明面对危机，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依赖政治关联的路径来保证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5。此外，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民营企业的财务杠杆率(Leverage)有了显著下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银行借贷资本的紧缩迫使企业降低对借贷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企业面对金融风险主动调节的结果。同时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企业的成长性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通过加深与政府的联系来获取资源，从而维持了自身的成长性。这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Uncertain)在金融危机之后明显提高，而行业中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公司的比例(Ratio)在金融危机前后没有显著差异。

(二)回归结果表2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报告了整体样本的Tobit模型和线性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指标(Leverage)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更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成长性指标(Growth)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成长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在Tobit模型中，不确定性指标(Uncertai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其符号为负，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低，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与本文的假设3恰恰相反。这一效应在FE模型中没有得到体现。同时在Tobit模型中，政治关联的普遍性(Rati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所属行业中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对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倾向具有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最后，时期变量(Period)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民营企业更加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以寻求政府的庇护，借此来度过危机，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5。为了进一步观察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分为金融危机之前(2004－2007)和金融危机之后(2008－2011)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各子样本的Tobit模型(第三、第五列)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没有显著区别。仅Uncertain变量2008－2011样本回归中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系统性的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企业个体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也表明，2008－2011样本中Uncertain指标的标准差显著小于2004－2007的样本。在2004－2007的子样本FE模型中(第四列)，各指标的系数都不显著，事实上，F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并不适用于这一子样本。而在2008－2011样本的FE模型(第六列)中，Growth和Ratio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比第四、第六列的结果我们发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民营企业为了应对危机，对政治关联形成了更强的路径依赖，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5。同时，对比各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Tobit模型由于考虑了本文所用数据的截取性质，更加适用于本文的分析，解释力更强。

(三)进一步讨论在上面的回归中我们注意到，各模型中Uncertai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考虑到本文以营业收入的稳定性作为度量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指标，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于业绩稳定的企业更可能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其建立政治关联的难度更低。但是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促使其对其他企业进行模仿(徐业坤等，2013;新夫和宋玉，2014)。因此，虽然总体上不确定性与政治关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不确定性可能强化企业的模仿行为，从而与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具有正的协同作用。为此，我们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四)稳健性检验首先，由于政治关联同样会反过来影响企业各特征指标，因此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将主要解释变量Leverage、Growth、Uncertain、Ratio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如表4第一、第二列所示，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显著改变。其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由最终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身份加总而来。考虑到部分民营企业的最终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人员上重合的情况，可能给我们的估计带来偏差。因此，我们使用一个哑变量PC1代替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此变量当最终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至少有一人存在政治关联时取1，没有人在存在政治关联时取0。之后用Logit模型重新进行了回归。如表4第三列所示，回归结果没有显著改变。以上检验证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着眼于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两个层次，对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因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获取融资、维持企业增长都是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内部动因。此外，对其他企业的模仿是促使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外部动因之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更加稀缺、所面对的环境更加动荡，因此使得民营企业更加依赖于政治关联路径以保证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环境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政府对与其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选择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会强化企业之间的模仿行为，对促使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的理论意义:首先，现有研究多数仅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而本文的研究基于民营企业的个体差异性，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中不同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路径的依赖程度的区别，扩展了现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以金融危机爆发为中点，选取了其前后各四年作为研究区间，将宏观经济因素引入到政治关联的研究框架中来，对比分析了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路径依赖程度，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研究内容;最后，本文将新制度理论引入到政治关联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民营企业基于模仿和对合法性的追求而寻求政治关联的行为，同时观察了环境不确定性对这一行为的影响，为政治关联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一方面，实证结果表明，融资需求和维持企业成长是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重要动因。这证明了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政治关联作为替代路径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张良贵，2013)。因此应当进一步提升市场机制在关键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政府干预，为民营企业搭建公平、开放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我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对政治关联形成了制度惯性，尤其在面对危机时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更为明显。这说明要改变现状，政府应当发挥主要作用，主动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切断政治关联与经济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减少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经济动机。

作者：李浩波 单位：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