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分析范文

《新疆农垦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的困境与实施绩效

“公司＋农户”模式下家禽企业向上游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技术支持是企业控制上游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其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实施绩效对企业逆向质量管理决策有很大影响。

（一）家禽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困境根据预调查中开放式问卷所列家禽企业向其上游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技术支持所面临的5个困难，在正式调查中请受访者就困难程度（1－5分）打分，经排序后得表1。从表1可以看出，养殖户质量安全意识差依旧是样本家禽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首要困难，同时，养殖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更加重了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难度。此外，政府对企业支持不够、企业资金缺乏、企业人员素质低、标准体系不健全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负担，并影响企业逆向质量管理措施的顺利实施。

（二）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的实施绩效在谈及“实施逆向质量管理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时，在所有55家向其上游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技术支持的家禽企业中，有10．9％的企业认为其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有65．5％的企业认为有提高，有23．6％的企业认为有提高但不明显。总体而言，家禽企业的逆向质量管理确能有助于最终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根据委托理论，作为方的养殖户和作为委托方的家禽企业之间由于家禽产品质量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极有可能引发养殖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这种信息不对称只有通过家禽企业对其上游养殖户的逆向质量管理才能有效予以消除。然而，在“公司＋农户”模式下，作为委托方的家禽企业在与其下游零售商乃至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又会以方的身份出现。在这一多级委托关系中，禽产品供应链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兼有委托方和方双重身份的家禽企业对养殖户实施进行逆向质量管理，以及管理的努力程度分别会受到家禽企业与其下游环节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上游养殖户的垂直协作程度，逆向质量管理成本，以及家禽企业面临的市场与监管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模型的因变量为家禽企业是否向其上游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技术支持（是否实施逆向质量管理）。在自变量中，本文采用企业是否拥有产品品牌来表示家禽企业与下游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关于产品质量经验品属性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为由经验品属性引发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通过交易双方的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予以治理（周德翼，吕志轩，2008），而在禽产品市场上，重复博弈的依托和声誉激励的载体就是企业的产品品牌。同时，以企业是否获得产品认证，以及产品认证的水平来表示家禽企业与下游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关于产品质量信任品属性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为，消除交易双方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需要第三方质量见证（质量认证和标签等）将其转换为经验品才能有助于识别（周洁红等，2007）。此外，以是否与养殖户签订合同来反映家禽企业与养殖户的垂直协作程度；以企业规模和逆向质量控制带来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来衡量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成本的相对高低；以主要目标市场、政府监管力度、是否建立召回制度等来说明企业面临的市场与监管环境。各变量含义，取值以及预期方向如表2。

三、回归估计结果与分析

从Logistic回归估计的结果看（表3）：

1．体现家禽企业与其下游零售商及消费者双方产品质量经验品属性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品牌”这一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通过品牌信誉这一市场化手段能够起到促进家禽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作用。在调查走访中，作者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许多家禽企业都设法以某一特有优质家禽品种为载体实施品牌经营，并通过向养殖户提供种苗、饲料、药物、技术支持等途径强化对养殖户的逆向质量管理管理，以此来控制产品质量。2011年6月，作者走访了扬州市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1年2月由4名放弃办公室工作的农科专业大学生组建，主要经营鹅的养殖、加工和销售。当问起成立公司的原因时，负责人介绍说，扬州有着养鹅、吃鹅的悠久历史，但由于品种、设施、草粮、管理及疫病防治等综合技术的滞后，许多养殖户在好年景也得不到好的收益。为此，他们提出了“品牌＋标准＋规模”的鹅产业发展模式。在吸纳了近600万的民间资本入股后，与省内科研院所合作，引入“瑞农1号”肉鹅新品系，并以此为基础，主推“扬州贡鹅”这一品牌。为保证产品质量，公司在扬州某镇租用土地100亩，建起了养殖基地，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组织养殖户集中养殖，并以此推进“七个统一”（统一环境规划和监测、统一优质鹅苗供应、统一组织生物防疫、统一提供绿色饲料、统一饲养管理程序、统一产品生产标准和统一品牌销售）。截止到调查之日，鹅养殖基地的养殖规模已接近5000只。负责人介绍，公司已准备进军餐饮业，成立鹅产品饮食文化馆，做全从田头到餐桌的鹅产业链。回归结果对体现交易双方产品质量信任品属性的“产品认证”和“认证水平”两个变量没有给予显著性支持。这说明产品认证与认证水平高低还未能有效激励家禽企业对其上游养殖户实施逆向质量管理。调查中发现，相关部门对认证产品的跟踪监测、检查及后续管理并不严格，许多企业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产品认证，并以此作为营销手段，而对是否能持续达到认证的质量要求却并不关心。对认证产品后续管理上的松懈造成了“产品认证”和“认证水平”两个变量未通过检验或许是最符合逻辑的解释。

2．反映家禽企业与其上游养殖户垂直协作程度对企业逆向质量管理行为影响的“垂直协作形式”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意料之外。但从变量显著性检验的p值看（p＝0．110），可能存在误判风险。这也许是因为本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小，影响了变量的显著性；此外，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中也发现，有90％的样本企业都与养殖户签订了收购合同，样本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会影响检验结果。因此，“垂直协作形式”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要在随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3．反映逆向质量管理相对成本对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行为影响的“企业规模”和“成本收益”这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说明逆向质量管理的成本是影响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4．一般而言，不同目标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不同要求（周洁红等，2009）也会影响家禽企业的逆向质量安全管理决策。目标市场的质量安全要求依照批发市场与农贸市场（传统市场）→超市、专卖店、快餐店（新兴市场）→出口市场的顺序依次提高。回归分析中，“主要目标市场”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许与企业对目标市场的选择较为灵活有关。走访中发现，许多企业虽有自己的主要目标市场，但经常会根据产量，市场竞争状况，以及质量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流通渠道。2011年8月，作者走访了苏北某市一家新投产的集肉鸡孵化、养殖、宰杀和加工于一体家禽企业，该企业投资额已到1亿元，年产可达2500万羽肉鸡。为保证屠宰流水线的满负荷生产，公司除自建两个肉鸡养殖基地外，还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带动周围1000余养殖户，其中，年饲养量超10万羽的大户就有19户。当谈及企业成品肉鸡的流通渠道时，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一般以超市为主要的产品销售地，但由于周围方圆200里的超市数量有限，即便周围所有超市所售肉鸡都由公司配送，销量也不到公司产量的1／3，而且，由于其他厂家的竞争，这些销量还不能完全保证。其余的肉鸡只能通过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乃至中间商来消化。当谈及不同渠道的质检要求和企业的对策时，负责人说，超市的质量要求最高，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次之，而中间商关心最多的是价格。当然，企业也会根据不同渠道的要求组织生产。

从这一点看，流通渠道的多元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禽产品的产销矛盾，但不同流通渠道对产品质量要求的差异也会影响上游主体的质量管理努力程度。“政府监管力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预期方向一致。说明政府部门对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力监管要求确实能通过禽产品产业链逆向传递至养殖环节。“召回制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不符。这可能与家禽企业面临的市场与监管压力不大有关，或压力还未能转换为企业加强对其上游养殖户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动力。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在所有建立召回制度的企业中，从来没有发生召回事件的企业占到60．9％，虽有39．1％的企业发生过产品召回事件，但损失都不大。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家禽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调查和访谈，分析了家禽企业逆向质量管理的困境与实施绩效，并对逆向质量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养殖户质量安全意识差依旧是家禽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的首要困难。企业规模和企业对逆向质量管理的成本收益预期显著影响家禽企业的逆向质量管理决策，而且，品牌声誉和政府监管力度能有效促进家禽企业实施逆向质量管理措施。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为有效促进“公司＋农户”模式下家禽企业的逆向质量管理，充分发挥禽产品供应链组织在保障禽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作用，除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的质量安全意识外，还应继续加大政府监管力度，但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认证企业的后续监管方面；此外，还应通过提高家禽企业的整体规模化经营水平，建立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和推进以优质家禽品种为载体的禽产品产业化经营等措施调动家禽产业内部产品质量管理的积极性。

作者：崔彬王兴稳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