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因范文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岛国为什么敢于向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发动一场惨绝人寰的全面侵略战争？其背后的经济根源是什么？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原因的，而在这些动因背后又隐藏着与经济因素或明或暗的联系。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向未来。

一、岛国狭隘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的狭隘心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心理基础

日本是个岛国，在航海条件十分落后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孤悬海外，并被海洋分割在一个个孤立的海岛之中，加之长期的封建割据，养成了相当部分日本民众狭隘的民族心理，并构成日本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发展为左右日本民族集体行为的最主要的心理因素。虽然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日本民族未必能够领悟其深层次的部分，因而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诸如仁爱、王道之类并未真正构成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尽管日本文化中也充斥着仁爱、王道等词语，但从骨子里看，左右日本民族行为特征的并不这些自外而来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德，而是发育于日本本土的狭隘思想和自私基因，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只存在外表的形似，而没有实质的神似。与中华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就少了几分视野的博大和心胸的宽广，而多了几分在具体利益上的计较和精明，在对待其它民族和国家时，就难免时常采取一种狭隘的民族视角，甚至做出极端的民族行为。日本民族心理中狭隘性的这一面，与大气、广博、深厚、仁爱等优良品质相距甚远，其主要表现为眼高于顶、夜郎自大，气度狭小、难以善与，目光短浅、极端自私，欺软怕硬、崇尚实力，阴险虚伪、暴虐残酷。这种狭隘自私的心理一旦膨胀起来，往日的谦谦君子就变成了现世的杀人恶魔，所谓的“大和”民族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好斗“武士”，其灵魂的扭曲和道德的缺失也就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样，日本民族与好勇斗狠、侵略成性、草菅人命、无恶不作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正是其民族心理中狭隘的一面疯狂生长的必然结果。

二、对经济资源匮乏的畸形反应和病态思考，形成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论，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

日本原本是一个土地面积狭小的国家，通过侵略扩张其国土面积日益膨胀，但经济资源的匮乏却一直是无法改变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种状况使日本民族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有一种对利益的天然敏感。同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日本对这种状况一直存在着畸形的反应并进行着病态的思考，形成了反人类的强盗逻辑和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论，认为只能抢劫才能致富，只有通过侵略和掠夺才能使本国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日本的侵略理论日益系统化并加速付诸实施。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幕府末期的“海外雄飞论”。“海外雄飞论”是对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学者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的一个总概括。其代表人物本多利明的海外发展论影响颇大。本多利明海外发展论基础是所谓的“万民增殖”论，这种理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颇为相似。本多利明认为，两对夫妻在33年间可繁衍子孙79人，人口增长率为19.75倍。而日本土地有限，产品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1]。大陆政策是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的对外军事扩张政策。大陆政策按计划分六步实施：第一步是吞并中国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吞并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步是吞并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步是征服整个亚洲，第六步是称霸世界[2]。日本大陆政策于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正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奉行大陆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甲午战争前，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柳原前光和曾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都曾谈到由于日本四面环海，易攻难守，为避免国防危机，就必须在亚洲大陆获得领土。作为明治重臣的山县有朋更将大陆称为日本的“利益线”。山县以日本首相的身份第一次发表《外交政略论》的施政方针演说,强调指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3（]P217）柳原前光、副岛种臣、山县有朋等人都是近代日本重要的政治家，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当时日本社会特别是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在日本政治家看来，要解决富国强兵与位居岛国的矛盾，不仅需要通过战争来开疆拓土，而且需要通过侵略来确保经济不断增长。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工业化迅速发展，生产能力急剧扩张，一方面对原材料的供应提出了越来越大的需求，一方面也要求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来消化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然而，贫乏的资源和狭小的国内市场却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因而它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邻邦——以中国为主体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亚洲大陆。然而这时的亚洲大陆大部分已经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与经过长期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实力上的差距是明显的，要在短期内通过正常贸易取得竞争的胜利也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日本政治家对这种客观情势的判断是清醒的和准确的。如果日本能够卧薪尝胆，不断加强内部创新，增强自身实力，并在此过程中，与其它处于弱势的殖民地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而不断改变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日本完全有可能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很艰难也肯定需要化费更长的时间，但一定更踏实，也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家看来，要想获得可靠的原料供应和商品输出市场，像西方列强一样得到快速的发展，就只能重走西方列强的发展道路，像西方列强一样通过军事占领形成排他性的经济垄断优势。这种对客观情势的判断和由此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与日本民族好斗的本性结合在一起，充满强盗逻辑的大陆政策应运而生并引导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也就具有了几分悲剧的宿命。

三、对西方发展道路的生硬模仿造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错误选择，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经济基础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也曾经陷入过深重的民族危机。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日本江户，要求日本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被迫与欧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各方面都不得不屈从于欧美列强并深受其害。但是，在这种时候，日本却并不是对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同病相怜，想着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如何同仇敌忾，想着如何通过正当的途径发愤图强、自主自立，而是被强盗抢劫以后也想像强盗一样去抢劫，因而恶意地模仿强盗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种试图通过侵略弱小邻国来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以补偿它在屈服于强大的欧美时所受到的巨大损失的畸形心态。早在1855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约后，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荫就提出了“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4]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数十年后致力于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家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一反“兵者凶事”之说，而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他在《通俗国权论》中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4]他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加入吞食别国者之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食物”。在这里，日本强盗的无耻蛮横已暴露无遗。日本对大陆的觊觎和扩张，包括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尽管也有与列强争霸的一面，但都是建立在对别国的伤害和蹂躏之上的，它全面继承了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衣钵，它的行为已与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别无二致，它们已完全成为一丘之貉。

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最坏组合形成了军部和财阀紧密结盟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政治基础

有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恶性发展、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既给日本带来了学习西方、全面开放、强国富民的社会效果，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天皇军、政、经、教合一的变态政治体制，直接促使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发展道路，并迅速蜕变成一个野蛮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国家。为加快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日本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经济改革政策。“殖产兴业”政策最开始是由大久保利通1874年在考察欧美国家后提出的。其主旨就是要充分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政策手段，甚至不惜动用国库资金，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具体而言，该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帮助创办“样板”企业，供私人企业效仿，同时由国家直接兴办交通通讯事业，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政府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企业发展。政府不仅把铁路和军工企业以外的大部分国营企业无偿或以优惠的价格转让给私人资本家，而且还通过补助金和优惠贷款等形式给予私人资本家资金支持。三是政府在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从该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国营重工业，并同时带动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日本工业化。这就使得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另一方面，日本的工业化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特别是通过对外侵略掠夺来不断推进的。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和和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战略，两者相互结合，使得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天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大陆政策”，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帝国迷梦，于是，就有了甲午战争，有了日俄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通过这两次战争，日本加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这种成功也进一步刺激着日本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发展着极具日本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是军事性、封建性与资本主义三合一的帝国主义，即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军部和财阀的狼狈为奸，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坏组合，它的最后或最高阶段，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部和财阀的紧密联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速形成并不断巩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加快了对外侵略战争与扩充军备的步伐，急需得到新兴财阀的全力支持，而日本对外倾销受阻使国外市场缩小，也促使财阀积极靠拢军部。扩充军备为新兴财阀带去了大量需求，日本军需生产加速扩张，不仅为日本军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事装备，而且它所形成的高额利润也滚滚流向新兴财阀。同时，财阀支持着军部扩充军备的要求，军部也使用武力保护和扩张着财阀所需的市场和资源。两者相互接近，结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军事扩张的统制派在军部改组中确立了自身的支配地位，也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统制派主动接近、拉拢财阀，争取财阀的支持、合作，财阀积极回音、支持军部。军、财双向都积极地向对方靠拢，便有了军部与财阀的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和由此而形成的紧密联盟。

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经济社会现实使日本错误地以为有了可乘之机，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外部诱因

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悍然侵略中国，是由其侵略本性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当年的中国积弱积贫，经济和科技上都处于劣势，也使得日本军部和财阀认为有机可乘。正如有的学者在总结“二战”教训时所说：“一个国势衰微而四分五裂的民族，终难逃被奴役的命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7]日本奉行的大陆政策，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叫嚣，有悖于正常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掩人耳目，日本一些学者和政客曾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1880年，时任参谋本部长的山县有朋，令其直属的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发行《邻邦兵备略》，该书透彻、细致地解析了清帝国的水文、地理、军备、风俗，为之后征伐清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初版刚刚印刷之后，山县便将它上呈明治天皇，并在进献该书给天皇的奏折中，山县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编造出了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其实，热衷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山县，心里也很明白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力主对华作战，就是确信有必胜的把握，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只不过是找点借口，给扩军备战提供理由罢了。其时，“中国威胁论”、“中国好战”、“中日必有一战”等论调在日本甚嚣尘上，似乎都在为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事实上，日本多数政要都心知肚明，这些论调都是建立在虚构的证据基础上的，只不过是他们为了对内进行军事动员、对外欺骗国际舆论而玩弄的手腕。日本的大陆政策不是建立在中国的强大之上，恰恰相反，它完全是建立在他们对中国日益虚弱的深刻了解和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极端蔑视基础之上的。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明确地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他们认为，通过维新变法，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暮气沉沉，代表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1930年，吉野作造在《对支问题》中说：“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尽管如此，日本朝野也非常清楚，睡着的狮子还是狮子，受伤的老虎终究不会是病猫，老大的中华帝国尽管已是英雄迟暮，但其力量依然不容小视。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抱着疯狂的赌徒心态，以国运相赌的。然而，现实却比他们的最坏设想要好得太多，甲午一战，“老大的帝国”清王朝几乎是一击即溃，顿令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经此一役，日本开始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中国在日本人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地位，日本人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已经不堪一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度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甲午战争之后，伴随着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征服，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中国正好相反，伴随着军事割据和不断的内战，中国的发展几无可圈可点之处。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更是相差悬殊。就国力而言，日本工业产值达到60亿美元，而人口和面积远超日本的中国却只有区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而中国更是相形见绌，年产钢不过4万吨，还不及日本的1%，年产弹药也只有几千吨，而武器也主要靠进口。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日本海军吨位达到190万吨，是中国的20-30倍。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尽管中国陆军拥有近百万之众，但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器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9倍[10]。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日本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发热，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以为可以不吹灰之力就能够鲸吞整个中国，也难怪日本陆相杉山元要对日本天皇说：对华战争，“一两个月就足够了”[11]。

六、日本对自身现代化成就孤芳自赏并从侵略战

争中得到极大的经济利益和心理满足，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在动力明治维新是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事件，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完成，新的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富国强兵的目标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富强之后的日本，凭借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成功击败昔日的强盛帝国，包括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辉煌的成果使一些日本人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日益膨胀。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中，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辽东半岛、澎湖列岛于日本，并向日本开放了多个内陆港口城市，日本还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条约将旅顺、大连地区和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支线的租借权由俄国转让给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地区割让给日本。俄国势力从此退居中国东北北部[12]。日本又一次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再一次激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更大侵略战争的野心。

七、战前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直接原因

任何战争都与一定的现实原因紧密相关。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殖民体系遭遇了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已经不能反映殖民帝国的现有实力对比，已经无法满足新兴帝国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殖民帝国在上一轮瓜分世界领土，强占原材料、土地和市场，实行殖民统治的战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成为现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实力，但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导致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持续增加。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尚处于发育期，既无组织也无规则，新老帝国信奉的都是实力至上的强盗逻辑。按照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继续发展，就需要像老牌殖民帝国一样通过战争来争夺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土地和市场，就需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利益。

因此，后崛起的工业国家如日德等希望通过战争和硬实力的比拼来夺取资源，也就毫不奇怪了。现实的发展也非常有利于后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的局面。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自己已经有资本和能力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争高下。于是日本开始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准备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向英美法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发起强有力的挑战。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各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社会危机，各个国家都在寻找出路。作为一种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进一步提高了关税税率，竞相贬值货币，以严厉保护本国市场，扩大商品出口，这就必然进一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受阻，加剧国际竞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国际市场的日益萎缩对于像德、日这样经济实力不够稳固、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兴资本主义压力更大，按照帝国主义发展的固有逻辑，德日加速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外，中国在进入20世纪以后，由帝国转型为民国并逐步走向现代化，也引起了日本的担心、恐惧和先下手为强的冲动。为了阻止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的进程，日本也觉得需要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正是这样在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用嫁祸于人的手法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又用同样卑劣的手段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经过前后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强盗，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回顾历史，对照现实，我们发现，除了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并日益走向富强之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因并没有完全消除。日本右翼势力又在蠢蠢欲动，它们的所作所为及其未来走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作者：卢晓平 单位：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