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的综合测度及趋势分析范文

《现代城市研究杂志》2015年第十二期

摘要:

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城市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紧张、公共安全弱化、生活质量下降、社会隔离加剧等方面。根据城市病的表现，本文建构了由7个表现层和25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北京城市病综合测度体系，并对北京市2008-2012年的城市病状况进行了实际测度。结果显示，北京城市病的总评分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12年有较大反弹。北京是在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日趋紧张的条件下，逐步减轻了城市病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

关键词:

城市病；北京；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容错能力。但是如果问题持续恶化，超出了城市的自组织和容错能力，所造成的城市的种种失衡和失序问题，就表现为各种“城市病”。城市病的病因有很多，诸如人口膨胀、规划失当、管理不善……等等，但在几乎每种城市病之后都能找到三种基本的病因：短缺、错配和多元。所谓短缺，指的是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绝对短缺；错配指的是资源与需求在时空上的不一致导致的结构性短缺；多元则是指城市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增加而带给城市及城市人的压力。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城市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水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北京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现象日趋严重，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问题更是引发中央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破解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的呼声高涨。

1城市病的测度问题

1.1已有的城市病测度研究学界目前对城市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病的概念、病因和治理上。虽然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对城市病进行量化度量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最近两年才出现了这方面的一些实证研究。李天健（2012）将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归纳为自然资源短缺、社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交通拥堵四个方面，据此建立了城市病的评价体系。该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针对每一指标将城市病划分为五个等级，并由此确定相应的评价值。由于指标的实际值与城市病的严重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因此这种无量纲化的处理方式颇有可取之处。王大伟等人（2012）针对与城市的过度集聚直接相关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四类城市问题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该研究的特色是对于每类城市病，都给出了两类指标：一类是代表各类城市病当前状态的指标，即现势指标；一类是将会影响到城市病变化和发展状态的指标，即趋势性指标。该项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在城市病的标准方面，以运行较好的大城市的各项指标的平均情况为依据，确定一个“标准城市”，以此作为判断城市是否发生城市病的临界标准。鲍嘉（2013）基于模糊评价法，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对合肥市2007-2012年间的城市病状况进行了测度。这项研究不属于对城市病的直接测量，而是根据对城市整体运行状况的度量间接地反映城市病的状况。从以上文献综述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对城市病的度量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如何更加精准地测量城市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发挥这种测量在城市病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上，都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1.2城市病测度的基本思路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基于城市病的诸种表现构造评价体系的。虽然城市病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共性可循。界定城市病的表现时评价城市病及找出城市病产生原因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只有从城市病的表现出发才能找出正确而全面评价城市病的程度以及探索城市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现有关于城市病的文献中对城市病的表现或者症状多有涉及，但大多是根据具体城市的情况列举“最重要的”城市病表现，缺乏对城市病一般表现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自然资源短缺。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反过来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2）生态环境破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转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等因素，会使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甚至超出了城市承载力的极限，使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3）基础设施不足。资源短缺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短缺，还包括社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为人们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无疑是这个城市患有城市病的表现。（4）公共服务紧张。当公共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时，就会出现看病难、上学难、就医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则会进一步恶化问题的严重程度。（5）公共安全弱化。由于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承载能力和管理水平没有同步提升，导致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由于人口众多且结构复杂，社会矛盾与冲突现象更多，社会治安与稳定受到一定的挑战。（6）生活质量下降。城市病的存在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表现为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健康恶化、就业困难、人居环境变差、生活成本高昂等诸多方面。（7）社会隔离加剧。城市病不仅对城市居民个体有消极影响，对城市社会整体的结构也有消极影响，那就是社会隔离、分裂的加剧和社会团结及凝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拉大、人际关系冷漠、诚信水平下降、社会参与不足等诸多方面。城市病度量方面存在的一个难题是关于城市病诊断标准的确定问题，亦即城市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指标数值多高）可以界定为城市病。由于对城市病严重程度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对于各项指标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认定为城市病，不同人群（城市、国家）会有不同判断，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2北京城市病的综合测度

2.1指标选取本研究将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归纳为七个方面，以此作为建构北京城市病综合测度体系的框架。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紧张四个方面主要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的角度反映了城市病的严重程度。公共安全弱化、生活质量下降、社会隔离加剧则从城市病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程度角度反映城市病的严重程度。在综合考虑了指标的代表性、灵敏性、方向性、可比性、鉴别度、稳定性等特征后，我们选用25个指标来构建北京城市病的综合测度体系（表1）。现对个别指标的取舍或含义做以下说明：（1）由于北京市的生产生活用能主要依靠外部调入，因而能源日均消费量越大说明能源的缺口越大，故以能源日均消费量指标反映能源的短缺程度；（2）选用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反映大气污染情况。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指的是PM10的浓度。由于PM2.5浓度的历史数据缺乏，加之PM10的浓度与PM2.5的浓度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而此处未使用PM2.5的年日均浓度指标。（3）选用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指标反映水体的污染情况。化学需氧量指用化学氧化剂氧化水中有机污染物时所需的氧量，反映水体有机物污染程度。COD值越高，表示水中有机污染物污染越重；（4）选用工作日道路网平均日交通指数反映交通拥堵的情况。该指数是北京市首创的综合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堵的概念性数值，取值范围为0~10，每2个数一个等级，分别对应“畅通”、“基本畅通”、“轻度拥堵”、“中度拥堵”、“严重拥堵”五个级别，数值越高，表明交通拥堵状况越严重；（5）选用房价收入比指标反映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程度。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尽管房价收入比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指标，但其合理范围却没有严格界定。世界银行认为，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3~6倍。从历年房价收入比走势来看，北京从2007年开始，房价收入比出现跳跃式上升，2001年至2006年维持在相对平稳的10左右，因此从自身发展来看，北京市房价收入比合理值上限为10（易居研究院报告：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偏离度排名）。

2.2度量方法本研究对2008-2012年北京市各年度的城市病进行分类测度和综合测度。原始数据中，除了房价收入比来自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报告，工作日道路网平均日交通指数来自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历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外，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北京市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查询系统。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2。鉴于各指标单位不同难以直接进行计算，则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变换。先确定指标方向，再采取如下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max（x），min（x）分别为指标X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处理后的各指标标准值取值范围为［0，1］。可以看到，由此得到的指标标准值只具有年度间比较的意义，其绝对值的大小并不能反映城市病的实际严重程度。因此，本研究的侧重点是对北京市城市病的历史变动趋势的一个分析。各指标的标准值参见表3。对于指标权重,我们做了等权重处理,亦即每个指标的权重是相同的。将各指标的标准值乘以权重并加总起来即得到最后的评价值。分值越高说明该方面的城市病越严重。为了使结果易读，我们把评价值乘以了100。

3北京城市病的度量结果及趋势分析

北京市城市病分类及综合测度结果见表4。从2012年的得分情况看，北京市主要是基础设施不足、自然资源短缺、公共服务紧张和社会隔离加剧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生活质量、公共安全方面的状况则相对较好。由于我们的测评是基于年度间的比较做出的，因此孤立地看某一年的得分意义不大，重点是观察城市病总体及分类表现在近几年的变动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8至2012年间，北京城市病的总评分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12年有较大反弹。这表明这几年北京的城市病状况整体向好，但2012年出现了明显恶化的趋势。从各表现层评分的变动趋势来看，可以大致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评分逐渐变大，即城市病在该方面的情况逐渐恶化，属于这种情形的包括自然资源短缺和基础设施不足两个方面；另一类是评分逐渐变小，即城市病在该方面的情况逐渐好转，属于这种情形的包括生态环境破坏、生活质量下降和公共安全弱化三个方面；第三类是评分先变小又反弹，属于这一类的包括公共服务紧张和社会隔离加剧两个方面。总的来看，北京是在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日趋紧张的条件下，逐步减轻了城市病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对于城市病的治理，我们认为应该秉持三个原则：（1）发展为先的原则。城市病是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发生的，最终要依靠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解决。（2）预防为主的原则。城市病是城市严重失衡的表现，应该防患于未然，避免城市病对城市的巨大破坏。（3）综合治理的原则。对于城市病不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手段，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这些综合治理手段大体可以归纳为8大类政策群：①“战略类”是指更新城市发展理念、重新定位城市功能等手段治理城市病；②“空间类”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等手段优化城市空间结构；③“区域类”是指通过城乡一体化、新城建设和发展城市群等手段缓解城市病；④“治理类”是指通过加强城市管理、改进城市治理等方式解决城市病；⑤“经济类”则是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及布局医治城市病；⑥“生态类”指通过生态文明、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的建设缓解城市病；⑦“社会类”指通过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治理城市病；⑧“设施类”指通过硬件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缓解城市病，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智慧城市等。

参考文献：

[1]鲍嘉.合肥2007-2012城市病测度:基于模糊评价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4-87.

[2]李陈.“城市病”研究述评和展望[J].西北人口,2013(5):20-24.

[3]李天健.我国主要城市的城市病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2(5):48-54.

[4]李天健.北京城市病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5]覃剑.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J].现代城市研究,2012(5):58-64.

[6]王大伟，王宇成，苏杨.我国的城市病到底多严重:城市病的度量及部分城市的城市病状况定量对比[J].中国发展观察,2012(10):33-35.

[7]王桂新.中国“大城市病”预防及其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55-60.

[8]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45-53.

[9]杨卡.基于自组织系统论的“城市病”本质、根源及其治理路径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0):138-145。

作者：齐心 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