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数的评估范文

《西部论坛杂志》2016年第二期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也快速提高。从文化资源、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文化消费和文化政策六个方面，构建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RUCI)，包含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运用2012年数据，对我国31个省份的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总指数以及各分类指数进行评分和排名，结果表明，在各个省份之间以及在一些省份内部，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的非均等性。因此，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均等化应当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数;文化发展水平评价;文化资源;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文化消费;文化政策;城镇化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水平在过去30多年里大幅提升，201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35%上升为54．8%。随着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居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对文化、教育等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开始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统筹发展成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城镇化的文化内涵，大拆大建，不注重保留城镇文化特色，从而造成“千城一面”等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本，重视传承历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由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向以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转变，使城镇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忽视文化内涵建设问题，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以GDP绩效为主要考核指标，缺乏有关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考核指标有关。因此，目前亟须建立一套综合评价区域城镇文化建设与发展状况的指标考核体系。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针对文化建设指标进行研究，“文化指标”成为文化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包括制度设计、数据统计、标准制定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面。2011年以来，文化部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全国文化文物领域统计分析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的文化发展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为构建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统计数据的基础(文化部，2013)。国内研究机构及学者对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标体系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胡惠林和王婧(2013)建立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理论模型，提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由内涵指数和表征指数两套体系构成，构建了包括16个一级指标、51个二级指标、91个三级指标和151个四级指标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张京成(2014)、彭翊(2013)也进行了文化产业发展指标及指数方面的研究。倪鹏飞(2014)构建了城市竞争力指数，将城市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历史文化、现代文化、文化多元性和文化产业四个维度。高福民和花建(2012)基于城市评估理念，构建了文化城市统计评估指标体系，共计6大体系、18个板块和72个具体指标。国内学者的研究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借鉴。已有的研究分别涉及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宜居城市指数、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城市竞争力指数等，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城镇文化发展指数(RegionalUrbanCulturalDevelopmentIndicator，RUCI)，由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构成，从不同侧面对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状况进行测度;同时，运用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31个省份(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等原因，没有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RUCI指数以及各分类指数进行了评分和排名，并对其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与GDP指数的相关性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从而总结出影响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中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RUCI的构建框架和评分方法

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其评价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根据影响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程度，首先将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一级指标，然后将其进行细化，从而形成数目更多、更具体的二级指标，继续这一步骤，直至落实到具体指标层，指标层中所包含的因素可以用统计指标来测度。指标层中统计指标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彼此尽量不相关，还要兼顾全面性，即尽量用有代表性的指标反映理论层面所界定的因素。首先将RUCI指数分为6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及效率”“文化产业就业与文化市场规模”“文化创新实力和潜力”“文化消费水平和偏好”和“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包括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和“旅游吸引”，衡量区域自然和人文资源、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以及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及效率”主要刻画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二级指标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教育”和“利用效率”，是地方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为居民提供基本文化服务的最为关键的评价指标。“文化产业就业与文化市场规模”主要刻画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包含“文化产业就业”和“文化市场规模”两个二级指标。“文化创新实力和潜力”主要衡量文化创新的现状和未来的潜力，包含“文化创新成果”和“文化创新潜力”两个二级指标。“文化消费水平和偏好”衡量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以及对文化消费的偏好，即相对于其他消费的重要程度，用“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消费偏好”两个二级指标来刻画。“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测评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文化政策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包括“政策效果”和“政策支持”两个二级测度指标。总结起来，我们设计的RUCI指标体系是从文化资源、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创新、文化政策六个方面对区域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评价，基本覆盖了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各项要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等因素，模型中实际使用了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见表1)。统计数据的来源是已有的公开出版的各类统计年鉴和电子数据库、省市区统计年鉴、文化发展统计年鉴等，一方面能够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也为今后的跟踪研究确立了较好的数据基础。在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之前，还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对每个三级指标进行评分，使其能够直接比较。构建RUCI指标结构时，我们设计了专家打分表，并进行了两次专家打分，将专家的意见和打分结果作为确定RUCI结构和权重的参考。由于涉及的统计指标数目较多、层级较多，用层次分析法需要多次的专家打分和反馈，过于费时费力;而主成分分析法通常适用于数目较大的统计指标，并且第一主成分能够解释80%以上变量的变动，我们现有的数据也不能支持这些条件。因此在本研究的计算过程中，假设所有的指标具有相同的权重，没有采用在综合评价指数研究中较常用的层次分析法(AHP)和多元统计分析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

三、我国各省份RUCI评价结果及分析

1．城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评价及区域差异从全国31个省份的36个3级指标的发展轨迹看，在过去10年中，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所有的指标都有明显的增长和改善。在这一时期，我国GDP增长了近4倍，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大大促进了文化建设和发展，无论是基本文化设施及服务，还是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因此，从总体上看，在过去的10年，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提高，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表2为31个省份RUCI、一级指标以及人均GDP的评分结果。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排在后5位的是青海、海南、贵州、宁夏和西藏。从区域分布看，得分较高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排在后几位的集中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北京的综合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反映出北京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在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突出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RUCI指标体系设计的合理性。大多数省份RUCI得分与其人均GDP得分的排名是基本一致的，在个别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安徽省虽然人均GDP比较靠后，为第26位，但在RUCI得分中表现良好，为第11位，其他类似的省份有河南、山西等。与之相反的是宁夏，人均GDP位于第16位，但RUCI得分比较靠后，为第30位，其他类似的省份有内蒙古、吉林等。这些差距过大的省份，其经济增长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2．一级指标及其差异性分析从“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得分情况看，除了山东、北京、江苏这些在RUCI总分和GDP得分都很靠前的省份外，云南、河南、四川、河北分别名列第4、5、6、8位，远远优于其在人均GDP中的得分排名;而上海和天津的排名较靠后，为第23和27位，远远低于在GDP中的排名。由于“文化特色和吸引”中包含的指标主要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资产、旅游景区数量和接待游客数量，因此，河南、云南、四川等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省份，排在了前列。尽管某些省份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其他方面不具优势，从时间序列的数据看，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省份正在加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获得更多的旅游收入。以云南省为例，旅游景区接待人数从2010年的0．64亿猛升到2012年的1．30亿，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从2008年的250万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457万。文化特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的青睐，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收入。但是也有一些省份，如山西省，在文化资源和文化特色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是在吸引国内外游客方面的得分却很低，这些省份在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吸引力方面还大有潜力。从“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及效率”的得分情况看，总体上各省份的得分与人均GDP的得分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其排名也与GDP的排名基本一致。特别是排在前10位的省份，除了陕西和重庆人均GDP排名分别排在第14和第12位之外，其他8个省份人均GDP排名都位于前10位。“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及效率”基本上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地方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紧密相关。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这一指标评分的方差也比较小，说明全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但是排在后面的贵州、西藏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尤其是在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评分都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些省份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亟待加强。从“文化产业就业与文化市场规模”的得分情况看，北京、广东、上海和浙江的得分居于前列，并且显著高于其他省份;位于后几位的省份是黑龙江、海南、新疆、甘肃和青海，基本上都属于西部或东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文化产业和市场”排名远远优于GDP排名的省份为江西、湖南和四川，分别相差16、10和13位;而在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情况却是相反，人均GDP的排名明显优于“文化产业就业与文化市场规模”。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就业与文化市场规模”的发展状况，不完全取决于GDP的增长，同时还与地区的人口密度、文化底蕴、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改革和开放程度等密切相关。

从“文化创新实力和潜力”的得分情况看，除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得分较高之外，山东省排名非常靠前，为第3位。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陕西和安徽省，排名为第6和11位，远远优于人均GDP的排名(第14和26位)。从“文化消费水平与偏好”的得分情况看，排在前几位的依然是经济发达和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排名靠后的地区大多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都较低的省份。但是，其中有些省份比较特殊，例如安徽省，其在“文化消费水平与偏好”和人均GDP的排名差距非常大，分别为第8和第26位，广西的排名分别为第13和27位;与此相反的是重庆市，排名分别为第28和第12位。文化消费的指标是由人均教育文化娱乐的产品及服务支出以及它们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来反映的，因此，在GDP水平相近的省份中，安徽和广西等具有较高的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偏好，而重庆市的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偏好都较低。从“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的得分情况看，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和广东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排名靠前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疆、青海、海南、西藏这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排名非常靠前，分别为第7、8、9和13位，远远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指标包含的三级指标是“人均文化事业费”和“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中人均教育科技支出”，说明这些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地方政府，对文化教育科技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较强。相反，湖南和河北等省份虽然GDP排名比较靠前，但在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方面的得分却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在总得分排在前列的几个省份中，其一级指标的各项排名也居于前列，即这些省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优秀，例如RUCI总分排在第一位的北京，除了“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排在第2位之外，其他几个指标都是排在第1位;排在前列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情况也基本类似。排名相对靠后的几个省份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些省份某些单项的排名还比较靠前，如青海和海南等在“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方面的排名比较靠前(第8、9位)，宁夏在“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方面的表现也比较好，排在第14位。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RUCI基本都排在前列，中部地区的省份大多排在中间，而排名后10位的基本上都是西部省份。因此，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看，东、中、西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3．RUCI及一、二级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析虽然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保留城市风貌、文物古迹保护等构成威胁，但是，必须承认，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RUCI总评分与GDP的相关性看，两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77。从6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看，除了“文化遗产”，其他所有指标都与GDP有正相关关系(篇幅所限，这里没有列出二级指标的相关性)。6个一级指标中，GDP评分与“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相关性很弱，相关系数只有0．16，其中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基本上与GDP的评分无关，“旅游资源和吸引”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47，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之中。“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等评分并不会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将成为一个地区更为珍贵的文化资产，需要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建立和开发人文景观、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也是增强地区吸引力的重要渠道。与GDP相关性最高的是“公共文化设施、服务与效率”，相关系数达到0．83，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提供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其中“公共文化设施”与GDP的相关性最强，达到0．85;而“公共文化服务”与GDP的相关性较低，只有0．34。说明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居民享有较高的人均图书馆、博物馆、人均公园面积等设施和服务，但是即使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在“文艺活动和演出的观众人数”等指标方面，也可以得到较高评分。从文化消费与GDP的相关关系看，“文化消费水平”与GDP的相关性显著高于居民的“文化消费偏好”，分别为0．65和0．38，说明除了收入增长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居民的文化消费偏好，在相同的GDP水平下，可以通过影响和加强这些因素来促进居民的文化消费。此外，GDP评分与地方文化政策的相关性也较高，达到0．77。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RUCI指数，对全国31个省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的、多方位和多角度的评估，并对RUCI总指数以及构成RUCI的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了打分和排名。虽然只对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但建立了基础计量模型和数据库，今后在得到更多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计量模型进行追踪和扩展，进一步描述和分析RUCI的变化趋势和规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正，但是由于数据来源的有限性，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指标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有可能出现个别地区的评价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的现象。对于一些暂时没有发现的问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修正。此外，各个指标的得分是相对分数，不同指标的分数不宜用来进行比较。从目前的数据和计算结果看，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享有的文化设施和服务将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及其占总就业的比重也会继续增加;更多的旅游景区将被开发，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旅游和休闲的需要，文化的多样性将更加丰富;自然和非自然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喜爱，价值不断体现，正在成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靓丽名片和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适度开发与利用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其进行保护也越来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各个省份之间以及在一些省份内部，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的非均等性。地区差距是存在的，甚至在一些省份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我国目前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的现状，有其客观规律性。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未来制定文化发展政策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居民对文化发展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不仅需要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均等性有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在公共设施与服务、文化政策与支持方面，均等性的要求更加强烈。政府应当加大对文化建设和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使得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因此，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均等化应当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中央正式出台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规划，除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一体化外，还包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这为京津冀地区文化建设和发展一体化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

目前河北与北京、天津在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北京、天津名列前茅，而河北的排名却靠后。文化建设和发展，特别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设施与服务的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也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要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享有丰富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无论是文化设施与服务，还是文化产业发展，过去大多是由国家投资和主导，由于资金渠道单一，政策限制多，很难满足文化产品和服务多样化的需要。今后应当在产业和市场准入、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制定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要鼓励适当的人口聚集，提高城镇化率。研究发现，除了人均GDP，较高的人口聚集度和城镇化率也对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应当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户籍制度，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和适当的人口聚集，并进一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以此促进文化建设和发展(李顺等，2014)。另外，还应完善文化发展指标的数据统计(李顺等，2014)。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标的数据统计工作还比较欠缺，特别是在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亟待建立更加细致和完善的统计体系，以提供城镇化进程中对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详细信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好的数据支撑。

作者：张延群 许立勇 王瑞雪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