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小城镇的决定因素范文

《统计科学与实践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实证分析

1.指标选取。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变迁过程，诸多因素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陈洋等（2007）认为城市化进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两者的关系日益密切。而经济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等，同样也促使了人口的集聚和经济体制的[1]改革，带动了农村城市化过程。现有文献中关于城市化影响因素研究较成熟，归纳起来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量、产业结构、交通状况、经济对外开放度以及政府政策和公共产品供给等。

2.模型构建。根据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及选取的量化指标，构建江苏省城市化计量模型。模型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12年，数据来源为各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其中，Z取rat_cit和rat_tow，即城市人口比率和城镇人口i比率；c为各变量的系数；gdp为地区生产总值；peop是地区i总人口数变量；ter_stru反映产业结构变量，包含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ter_pro和就业结构ter_emp；open是经济的开发程度的衡量，包含贸易总额变量trad和使用外商投资总额fdi变量；comm反映的是区域内交通状况变量，以公路通车里程指标测度；gov是政府能动性变量，包含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和户籍制度两方面。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由城市公交车辆数量bus变量、城市公交营运线路长度busline变量、城市实有道路长citroad变量共同衡量。江苏在1998年和2002年颁发《江苏省县以下地区户籍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因此使用虚拟变量d1和d2捕捉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为降低和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对除城市人口比率、城镇人口比率以及产业结构和虚拟变量的其他宏观变量取自然对数。在回归前为防止伪回归，需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表1是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一阶单整，表明可建立线性回归方程。表2是计量方程的回归结果。以城市人口比率rat_cit为被解释变量，a1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释变量，a2为剔除不显著或显著性不高变量后的模型。同理，以城镇人口比率rat_tow为解释变量，b1中包含所有解释变量，b2为剔除不显著或显著性不高变量后的模型。

二、主要结论及解释

1.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出口贸易、地区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对城市人口比率起着促进作用，而总人口数量抑制城市化进程。该结论与陈洋等[1，2]（2007）、Krugman（1991）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第三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增长能带来就业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给生产经营和生活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使得城市的吸引力变强，加大城市对农村人口转移的拉力效应，城市化水平提高。交通网络发达，能减小劳动力、原材料、中间投入产品的流动难度，降低运输和通勤成本，加快了要素和产品向城市集中。另外，城市道路、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使得原本城郊边远地区成为可居住、可生产经营的地区，城市生活、经济活动的范围拓展，提高了城市可承载的人口数量。控制其他变量，总人口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但影响不显著。人口总量越多，需转移的农村人口越多，实现高阶段的城市化需要的时间越长，城市人口比率提高越缓慢。

2.国民生产总值及FDI对城市化水平的反作用效应。一般研究表明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增长，城市化率趋于上升[3]（HollisCheneryandMoisesSyrquin，1975）。本文在引入产业结构、交通以及城市基础建设等变量后，江苏的国民经济规模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其原因在于江苏的产业选择和收入分配格局。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主导了江苏经济的发展，但相对于服务业，第二产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越大，服务业比重越小，就业扩张的限制就愈强。因此，依靠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推进城市化进程。另外，占经济相当比重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在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同时，也抬升了房价，提高了城镇、城市的生活、生产经营成本，抑制了城镇、城市潜在迁入个人和企业，或将一部分主体挤出城镇、城市范围。国内大多数研究（陆铭等，2004）证明FDI对城市化有着[4]促进作用。但本文结果显示FDI对江苏城市化有抑制作用。相对于本土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技术、资本要素的密集度高，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在市场份额一定条件下FDI增加势必挤出劳动要素。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FDI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相对降低劳动力需求作用就越明显，对城市化的抑制效应也就越显著。

3.户籍管理政策取向不同，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也不同。1998年江苏出台《江苏县以下地区户籍管理规定》，提出“实际居住在城镇建成区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生活来源的非城镇常住户口公民”在符合有关规定条件下可以转为常住户口。该文件在给一部分人“放行”的同时，也对大多数的流动人口设立了进入门槛。加上当时的人口管理和城镇相关配套远未成熟，对人口迁移的促进作用不明显。2002年江苏省提出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户籍管理二元结构，下放户口审批权限，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制。因此，在准迁范围和入户条件上有了显著的放宽，尤其在投资和人才引进上，给予了较大的优惠政策。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具体准入条件上，文件规定由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研究确定，一定程度上给地市级政府调控城市规模法律支持。模型也证实了这点，虚拟变量d2系数表明2002年户籍改革对城镇人口比率的提升效果高于城市人口比率。

4.城镇人口比率受政府因素影响较大，而城市人口比率受市场机制影响更明显模型b2中政府对公路网络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模型a2中决定城市人口比率的主导因素是经济规模、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以及进出口贸易额。

三、启示

小城镇和城市作为城市化的两种不同的空间载体有着各自的优势。以分散的小城镇为载体进行的人口城乡转移，其成本相对较低，且见效快，但由于其经济集聚效益不明显，难以支撑起高端的产业结构，加上受土地、环境等资源约束，弊端日益凸显。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资源配置效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度或地区，单纯以大、中城市作为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将潜存“城市病”风险，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交通拥挤、社会治安、生活成本高昂等诸多的城市问题。但目前江苏各城市人口密度远未达到发达城市水平，考虑到未来技术进步、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等，江苏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汽车、地铁、城际列车等新型交通网络和交通工具的应用，新型住宅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改进，以及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等，都使得城市空间更倾向于节约和高效，带来城市容量的突变。时下，江苏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动车、高铁开通，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经济活动也将在更广的区域中重新排布，这必将带来新一轮的城市化范围的大延展、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大变迁。最佳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系统的累进在动态中趋于均衡。因此，实现江苏城市化空间形态优化均衡，必须在尊重和应用经济规律、市场机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对城市化能动性干预，双管齐下、优势互补，以推动城市化向更高阶段演进。

作者：张瑜单位：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