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城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增长范文

《上海金融杂志》2014年第七期

一、文献回顾

本文首先涉及有关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文献。LaPorta等（1997，1998）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他们发现，普通法国家在法律条文和执行上对投资者的保护比大陆法国家更强，金融发展水平更高。Beck等（2003）进一步发现法律渊源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机制是适应机制，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普通法系的国家实行判例法,法官随时可以根据新的情况来制造新的判例,法律对变化着的经济环境适应能力强，从而有利于金融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国家采用成文法，法官的权限小，法律制度比较僵化，不利于金融的发展。Rajan和Zingales（2002）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如何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容易受到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阻碍。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可以依靠自己的盈利来为新项目融资，金融发展只会带来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的加剧，故金融发展并不符合他的利益；而对金融业利益集团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消灭了金融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租金,也将破坏他与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形成的信用关系。其次，本文还涉及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经验文献。在宏观层面的研究方面，KingandLevine（1993）、Levine（1998,1999）采用跨国截面的数据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尤其后两篇文献还将一国的法律渊源作为金融发展变量的工具变量，以便消除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逆向影响。周立和王子明（2003）基于中国部分省区的数据也表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初始金融条件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影响。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方面，RajanandZingales（1998）根据行业的数据证明，那些比较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更加受益于金融发展，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则探讨了企业的超额增长速度，即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无外部融资的条件下的增长速度。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该国超额增长的企业的比例就越大。最后，本文还涉及有关城市经济增长的文献。徐现祥和李郇（2004）搜集了我国2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Zhang等（2012）与本文的内容颇为接近，也采取了中国城市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篇文献没有注意到城市的行政级别对金融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邓伟（2011）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与国有经济存在一定关系，在1999年之后，越是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二、变量和数据

（一）实证模型本文需要验证的第一个假说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为正，为此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因变量。在模型（1）中，findev表示金融发展。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金融发展程度，一个是loan，表示城市的贷款总额/GDP，另一个是deposit，表示城市的存款总额/GDP。前一指标可以反映整个城市的融资能力，而后一指标可以反映金融对社会资金的动员能力。在模型（2）中，growth表示城市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2、解释和控制变量。模型（1）和（2）中的pol为本文所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政治地位。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体制下，城市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和距离政治中心的距离。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包括所有的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和所有的省会城市，另一级是政治地位较低的城市，也就是除第一类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以下分别称之为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属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变量pol的值就为1，否则为0。为了了解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我们分别在不加入findev和加入findev的条件下对模型（2）进行回归，观察系数pol的系数β1的变化。如果在不加入findev的条件下β1显著为正，但在加入findev后，β1变得不再显著，而β2显著为正，就能确定政治地位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模型（1）中的X代表影响城市金融发展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下：pgdp，人均GDP的对数。一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对金融的需求就越大，金融的发展水平就越高。popden，人口密度的对数。金融机构的经营存在规模经济，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金融服务的规模经济越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soe：国有经济的比重。金融发展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低的盈利水平。因此，作为对政府决策比较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对金融发展持抵制态度，国有经济较多的城市不利于金融发展。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城市的基础设施越便利，越有利于金融机构扩张自己的业务，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就越高。law，城市政府的执法能力指数，根据法与金融学的文献，法治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模型（2）中的Y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pgdp的对数，初始的人均GDP，控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敛效应。soe，国有经济的比重。open，对外开放度。我们用换算成人民币的FDI数额除以GDP来表示一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3。gov，政府规模。我们用财政支出/GDP来表示，这一变量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expfd，财政分权程度，我们用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除以全国的人均财政支出来表示。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意味着城市政府的财力较强，对经济增长就能提供更大的支持。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edu，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对数，代表人力资本的水平。

（二）数据本文采用2000-2010年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中国目前共有286个地级以上城市。考虑到近年来资源价格上涨对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城市带来的资源红利，本文删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这样最后得到了235个城市的样本。少数地级市在2000年之前属县级市，但因行政级别升级前后的行政区域并未有太大调整，故将它们按现在的行政级别来处理。此外，有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在2000-2010年间的行政区域有所扩大，我们按现在的行政区域范围对相关变量的数值进行调整。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2000-2010年期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年鉴同时提供了各城市市辖区和所辖地区的数据，本文关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变量都采用市辖区的口径。金融发展指标的测算涉及城市存贷款的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提供了2003年之后的存贷款数据。幸运的是，《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分别提供了2000年之后的城市所辖地区和城市所辖各县市的贷款数据，将前者减去后者即可得到2000-2002年市辖区的贷款数据。但是，对于2000-2002年的存款数据，我们仍只能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得到城市所辖地区的数据。因此，2000-2010的loan均根据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而对于deposit，2000-2002年的值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2003-2010的值则按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国有经济的比重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所涉就业人数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直接提供了各城市的名义人均GDP的数据。对于实际人均GDP的计算，我们采用城市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对名义人均GDP进行折算，后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来自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变量的计算涉及城市的人口规模，我们均统一采用常住人口的口径。最后，2001年各城市法治水平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02》4。

（三）变量的统计特征表1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由于我们的回归方法主要根据自变量2000年初始值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故除了变量growth之外，表2只显示了各变量2000年统计特征。首先分析该表上半部分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我国城市近十年来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达到10.7%；第二，两个金融发展指标loan和deposit的平均值分别有1.205和1.596，说明我国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从各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及标准差来看，我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平衡。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城市达到了23.9%年均增长率，最慢的城市只有1.8%，金融发展水平最低的城市只有0.13，最高则达到2.81，其他发展指标如lpgdp、edu、open、proad及popden等也有很大的差异。

三、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这一部分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表3是分别以loan和deposit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下一部分关于金融发展对增长率的回归中，我们均采用金融发展变量在2000年的初始值，故表3中的列（1）和（3）的回归均采用2000年的样本值。同时，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在该表中的列（2）和（4）分别给出了按所有变量2000-2010年的平均值和2003-2010年的平均值的估计结果。另外，考虑到城市所在省份的个体差异，我们还在回归中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在表2的全部四列估计结果中，政治地位pol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高达1%，说明政治地位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且，在经济意义上，pol的系数最低也达到了0.586，最高则有0.948，这意味着一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二级城市至少高0.586，政治地位的影响相当明显。比较列（1）与（3），或列（2）与（4）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选择loan或deposit，pol的估计系数都相差不大。最后，比较列（2）和列（1），或列（4）和（3）还可以看到，用各变量的平均值回归所得到的pol的系数要比用2000年的样本值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更大，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5。再看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soe的系数除列（3）显著为负外，其余各列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幅度减少，对于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已不太重要。popden和proad和系数基本都显著为正，说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对于law的系数，除列（3）为正外，其余各列皆为负，只是不太显著，说明法治环境这一变量并不有效地解释中国各城市的金融发展。最后，人均GDP的系数基本上都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一部分再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采用对于增长实证研究常用的截面回归的方法。为消除增长率对金融发展等变量的逆向影响，所有自变量均采用2000年的初始值。为了观察政治地位是否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先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变量pol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然后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pol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或数值是否变小，同时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类似，我们这里也控制省份虚拟变量。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相对应，金融发展变量我们先采用贷款方面的指标loan，然后再用存款方面的指标de-posit，表4和5分别是相关的回归结果。

（一）回归结果表3和4的列（1）只控制了初始人均GDP，pol显著为正。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金融发展变量loan或deposit，这两个变量都显著为正，而同时pol的显著性水平和数值都变小，这说明pol对因变量的影响被loan或deposit所吸收，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而实现的。与列（1）和（2）类似，列（3）和（4）在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也显示了pol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两个表中loan和deposit的系数分别是0.01和0.02，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0%，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提高1个百分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此外，对比列（1）和（3）还可以看到，在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的情况上，列（3）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pol的数值变小，但显著性水平仍保持在5%的水平。这说明城市政治地位的高低也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及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那么显著。换句话说，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

（二）稳健性分析6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是样本的选择问题。本文剔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事实上，即使加入这51个城市，以上基本结果仍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变量edu不再显著，这可能是资源性城市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不是人力资本。另外，本文的城市样本中包括了四个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它们的政治地位最高，可能会强化政治地位的影响。但是，即使删除这四个城市，前面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金融发展变量deposit的测度问题。由于数据的缺失，我们只能按地级市所辖地区而不是从市辖区的口径来测度2000年的deposit。为此，我们再用2003年市辖区的deposit及控制变量2003年的样本值对2003-2010的增长率进行回归，只要剔除51个资源性城市，估计结果就依然保持稳健。最后是自变量2000年的初始值的可靠性问题。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金融发展等变量的数值容易波动，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扭曲。为此，我们用2000-2002年三年的平均值代替2000年的数值，重新对因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五、结论

本文根据2000-2010年中国城市的截面数据从金融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的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证明，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政治地位正相关。然后我们进一步证明，城市的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而一旦加入金融发展变量，政治地位的影响就会被金融发展变量所吸收，但在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的条件下控制其他变量，政治地位的影响就会仍然存在。这就表明，城市的政治地位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而影响经济增长，政治地位越高，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经济增长也就越快。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中国经济的转轨时期，政治权力仍然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原因就在于政治权力影响了金融的发展。在国有银行所主导的金融体制下，中央政府往往按城市政治权力的大小来配置金融资源，而国有银行也需要向政治等级更高的政府来寻租，于是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集中了较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因此，要缩小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应该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着手，大力发展中小型的民营金融机构，才能有效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

作者：邓伟王高望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