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弹性的估算范文

《世界经济研究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文献述评

国内外研究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贸易弹性进行经验研究(见表1)。由于统计数据方面的原因，研究对象维度简单，一般基于中国进出口的多边贸易，也包括选取主要贸易伙伴的多边贸易，未涉及行业维度;时间区间基本上是2005年以前，多数研究是以年度数据为频率，也包括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研究框架基本是不完全替代模型，实证模型是标准贸易模型，价格弹性指标有两类，即相对价格和汇率，2000年以前的研究一般使用OLS估计方法，2000年之后开始使用更加高级的VAR、VECM以及PANELDATA方法。由于选取的样本时期不同，得到的具体估值也不尽相同，估值多半限于短期弹性，考虑滞后期的研究较少，但基本一致的是中国进出口价格弹性偏低(多数绝对值都小于1)，难以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汇率对于贸易顺差的调节作用较小;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中国贸易顺差需依靠收入效应调节，而非汇率(相对价格)。本文认为，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尚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研究区间和研究对象的单一维度上，国内学者大多从整体贸易研究贸易弹性，忽略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变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2005年后贸易结构日渐成熟)和自身的独特性(如进出口结构、贸易方式等)，同时对于长期弹性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①。正如Goldstein和Khan(1985)所指出的，标准贸易模型的结果高度依赖不同的方法、时间区间和变量。Jahangir和Li(2008)研究表明，2000年后中国贸易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加工贸易中国内部分增加，这些因素逐步提高了价格弹性。中国贸易结构变迁和人民币升值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增加了研究维度，基于此，本文着眼于长期弹性即考虑滞后项，不仅从总体层面估算2005年后中国贸易弹性，而且从行业和商品层面估算不同行业的贸易弹性，验证总量偏见的假说。同时，根据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选取不同时间段进行比较研究，观测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多维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细致地揭示中国贸易弹性的特征。

二、计量方法和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RobertoCardarelli和AlessandroRebucci(2007)基于标准贸易模型的OLS方法，采用分布滞后回归(DistributedLagModel，见公式(1))求出长期贸易弹性。其中，M、X分别表示进口和出口的数量，Y、Y*、Px、Pm、Py和P*y分别表示国内实际产出、国外实际产出、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其涵义是进出口数量由实际产出与相对价格(在计量中也可以用实际汇率来替代)决定。n为滞后期，一般取4或4的倍数。本文以2005～2011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从总体和行业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在行业层面上，本文有商品和行业两种选择:一是选择SITC两位数分类下进出口排名前6位商品(见表2)，2011年末分别占进口和出口总量的66．9%和61．8%。二是选择贸易量占比较高的3类行业———原材料制品、机械设备与运输、杂项制品，基本涵盖了上述商品。计量方程的变量和数据说明如下。(1)实际进出口(M，X)。本文选择总体和各行业的进出口数量指数。(2)实际收入(Y，Y*)。由于没有月度GDP统计数据，可以选择实际工业增加值指数作为变量。国内实际收入Y选择工业增加值来表示，国外实际收入Y*选择以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为权重的工业增加值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为了便于统计，本文选取美国和欧盟两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为权重。两个指标均以本币计价，分别为人民币和美元，人民币兑美元的折合汇率以单位美元表示人民币，汇率上升表示本币贬值。分行业时也使用该指标。(3)相对价格(Pm/Py，Px/P*y)。相对价格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实际有效汇率(REER)，二是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之比以及出口价格与国外价格之比。考虑中国出口商品大多为消费品，因此采用国外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表示国外价格;进口商品大多为中间品和资源品，因此采用PPI表示国内价格。国外价格计算与国外实际收入类似，选取美国和欧盟两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为权重，计算核心CPI的加权平均值。两个指标均以本币计价，Pm需要换算成人民币计价，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所有数据为当月同比增长指数，上年同期=100，取自然对数。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BIS，其余数据来源于WIND和CEIC。

三、实证估算与分析

计量过程分为3个部分，一是从总体层面上估算2005年汇改以来的长期价格弹性和长期收入弹性(见表3)，二是从行业层面上分别估算SITC分类下进出口排名前6位商品的长期价格弹性和长期收入弹性，取其简单平均值与总体值对比，分析其总量偏见(见表4Ⅰ)。同时估算SITC分类下3个行业的长期价格弹性和长期收入弹性(见表4Ⅱ)。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贸易结构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日趋稳定。本文通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估计，计量了2005年汇改以来总体和行业层面上的长期贸易弹性。结果显示，中国进出口的价格弹性(进口为0．32，出口为－0．83)和收入弹性(进口为2．26，出口为2．05)落在发达国家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区间内，存在“弹性悲观论”和行业层面的总量偏见，中国经验与国际经验是一致的。但进口的价格弹性不稳定，出现了正值，这与多数国家的经验不一致。具体结论如下。(1)中国贸易失衡的调节主要来自于收入效应，Houthakker-Magee假说在中国成立，存在“弹性悲观论”。近年来，发达国家遭遇了“弹性悲观论”，尤其是美国主要依赖收入渠道改善贸易赤字。中国亦是如此，贸易失衡的调节也主要来自于国内外收入，即国内收入与国外收入的此消彼长。从两类弹性比较看，进出口的收入弹性都远超过价格弹性;从收入弹性看，既有研究基本认为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本文的结论恰恰相反，证明了Houthakker-Magee假说在中国也成立，表现为进口的收入弹性远高于出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国内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投资率继续攀升，同时欧美等主要出口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进口收入弹性较高使得贸易顺差当年就得到调整，出现反转“拐点”，这与大多数大型持久贸易顺差国家的经验类似。从行业层面看，存在总量偏见，即进口收入弹性的行业平均值高于总体，出口价格弹性的行业平均值高于总体。从出口行业看，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贸易品(机械设备与运输类)收入弹性较高，而日常生活消费品(杂项制品)则较低。从进口行业看，进口的收入弹性远远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对于贸易顺差的调节占据主导地位。资源类进口商品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居多，系数符号也有异常，原因是还有其他解释变量如给类变量需要加入。整体而言，这是由中国贸易结构决定的，以普通消费品为主的出口需求较为稳定，弹性系数较为稳定;以中间投资品和资源品为主的进口需求旺盛刚性，弹性系数较高，但不够稳定。(2)相对价格的调节能力日益明显，但存在进出口的不对称现象和行业差异。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日益庞大和贸易结构的日趋稳定，相对价格对贸易失衡的调节能力日益明显，表现为两者的相关性较为明显(见图1)。从计量结果看，出口价格调节能力强于进口，从统计的显著性和弹性系数看均是如此。虽然总体绝对值依然小于1，但存在总量偏见，即行业平均估计值都高于总体估计。在出口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贸易品(电信设备、电力器械和办公设备)价格弹性较高，而日常生活消费品(服装衣着、杂项制品和纺织纺纱)则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出现了正值。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贸易结构是以普通消费品为主要出口产品，以中间品和资源品组成的投资品为主要进口产品。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需求旺盛的特定时期，会造成价格弹性的符号差异:消费品出口需求与其价格反向运动，价格弹性为负值，而投资品尤其是石油等源品与其价格同向运动，价格弹性为正，即价格越涨，进口需求(存货需求)越旺盛①。图2通过对比中国进出口的典型商品———石油(进口)和服装(出口)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描述了资源品和日常消费品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呈现两个方向:工业品为负，初级资源品为正，整体则不确定，取决于份额权重。(3)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尚不显著。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是调节贸易收支的两个渠道，前者是数量，后者是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包括汇率传递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前者是汇率影响相对价格的能力，后者是相对价格对贸易收支的调节能力。对于前者，除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波动较大之外，人民币大幅升值并未有效改善贸易条件(美元计价)(见图3)，换言之，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美元计价)的影响是有限的②。因此，在汇率对贸易价格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更多地体现在进出口相对价格对贸易量的影响上。如果贸易量不变，那么美元计价的贸易条件应收窄贸易顺差，然而现实恰恰相反，这可以推断贸易收支调节主要来自于收入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估计，从总体和行业层面上系统地估算了2005～2011年中国的长期贸易弹性。结果显示，中国进出口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落在发达国家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区间内，但进口的价格弹性不稳定，甚至出现了正值。中国贸易收支的调节主要来自于国内外收入，存在“弹性悲观论”。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研究表明Houthakker-Magee假说在中国成立，表现为进口的收入弹性远高于出口，即国内收入比国外收入的调节弹性高。从行业层面看，存在总量偏见，即进口收入弹性的行业平均值高于总体，出口价格弹性的行业平均值高于总体。相对价格对贸易收的调节能力日益明显，但存在进出口的不对称现象和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并未有效改善贸易条件，汇率支出转换效应更多地体现在进出口相对价格对贸易量的影响上。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调节主要依靠增加内需，调整国内外相对收入。与国际经验一致，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调节不能依靠汇率等价格工具，进口的收入弹性高于出口，改善贸易失衡应当从增加进口需求着手，调整进口结构，尤其是增加国内难以替代和具有投资乘数效应等收入弹性较高的高技术进口品。二是既定的贸易结构决定了出口的价格弹性高于进口，以普通消费品为主的出口和以中间投资品和资源品为主的进口表明进口比出口更具有刚性，因此，价格工具对出口的影响较大，我们只有推动出口产业转型，提高技术含量和加成定价能力，淘汰落后产能，才能应对货币升值和外部冲击。三是传统理论认为货币升值能够改善贸易条件，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较小，说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价格的调节能力有限，其他成本因素(如厂商生产成本)对贸易价格的影响更大。除非实行大幅升值(超过生产成本)，否则需审慎以价格理论指导调节贸易失衡的政策制定。

作者：姜子叶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