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的社会网络效应研究范文

《生产力研究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解释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组织的“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CHIPS2002）调查”，该调查是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教授联合国家统计局调实施的，并由政治和社会学研究高校联盟（Inter-UniversityCon-sortiumforPoliticalandSocialResearch，ICPSR）。本文选取其中调查农民工的数据，调查随机抽样了全国22个省份、121个县中的961个行政村，最后得到了5327个农民工样本。再剔除部分虽外出但毫无打工经历、目前毫无收入的农民，最后得到3439个有效样本。表1列出了本文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分类和定义。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可以从其所处的职业阶层和目前的收入水平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职业阶层包括初次流动后和再次流动后。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对于职业阶层的分析，采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方法，分别考察农民工初次流动到城镇和再次流动后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使用四种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模型（1）只考察社会网络因素的作用，模型（2）和模型（3）分别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而模型（4）则同时控制住这两个因素。这样设定的好处在于，通过模型（1）考察社会网络对职业阶层的直接效益，并且作为一个参照项，通过模型（2）（3）（4）的结果对比，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的间接效益问题。

（二）变量选择1.社会网络因素。现有经济学研究多用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来度量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但是由于CHIPS2002并没有直接调查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所以我们需要为它寻找两个变量：第一，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第一份工作是否已事先安排，反映其社会网络的广泛性。第二，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第一份工作由谁帮助找到，反映其达高性。2.个人因素。农民工职业状况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打工经历和更换工作次数等。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农民工个人属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包括打工经历和更换工作次数）代表了他们的人力资本。3.流动因素。农民工职业阶层分析考虑初次流动后和目前两种情况。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再次职业流动时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因而，本文认为流动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求职的重要因素。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外出打工年限。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网络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分别考察农民工初次流动到城镇后和目前在城镇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并把jaarange变量加入到初次职业阶层流动的回归中。这样得到初次职业阶层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样本数分别为3413和1789。

（一）初次流动后的职业阶层表2提供了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四个模型都显示，社会网络因素中的广泛性影响并不显着，而达高性在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时人脉资源的达高性对其职业阶层的影响更大于人脉的广泛性。求职帮助者的阶层越高，农民工的职业阶层也就越高。个人因素当中，性别和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大，农民工越易处于非工人阶层。少数民族比汉族农民工更易处于工人阶层；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处于非工人阶层。流动因素中的家乡影响并不显著，且回归系数值很小。这说明，在初次职业流动后，农民工是来自沿海还是内地，对其是否处于工人阶层影响并不明显。综上所述，农民工初次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中的达高性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广泛性的作用并不显著。但社会网络的直接作用并不大，而是更多地通过个人因素、流动因素等介质间接作用于其职业阶层，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之间有双向作用。

（二）目前职业阶层表3提供了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影响因素的二分LO-GISTIC回归结果。社会网络因素中的达高性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值有了小幅度下降。由此可知，总体而言，相比与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再次流动的职业阶层影响度有所减小。新增加的变量，打工年数在控制了个人因素之后，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而其它情况下均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个人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打工年数越多，越不易利于工人阶层。并且，来自沿海的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要普遍高于内地农民工。综上所述，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与初次流动后的职业阶层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大体不变，还是通过间接方式产生影响，但它的作用力以及各因素的作用方向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原因在于，这一部分的回归只是针对“通过社会网络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也就是说去掉了jarrange一项，这就相当于已经剔除了网络特别窄、能力特别差、阶层特别低的群体，而女性、年龄偏大、内地等因素在这一群体中可能会占有更大的比重。

四、讨论总结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二元分割的特殊背景之下，深入探讨农民工职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本利用来自中国22个省份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在城镇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得到一些实用性结论。首先，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更广泛的家庭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阶层和工资水平，而更多地依靠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间接地作用。这说明，在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流动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对其职业状况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而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的差异性加入之后，通过与社会网络的双向作用，使农民工职业阶层的差距更为明显，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其次，通过社会网络达高性和广泛性的分解研究，发现对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达高性的作用力远大于广泛性。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之后，达高性比广泛性的作用更显著，作用力度也更大。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是由农民工的特征及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决定的。一方面，农民工普遍具有低教育程度和低技能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其次，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信息不均衡性，而社会网络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并不显著。所以，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了配给工作岗位的作用，它能够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工作特征，从而间接地影响到收入水平。简而言之，农民工自身技能局限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法律和相关契约制度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信息搜寻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与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任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中国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社会信任度比较低，为良好人际网络的建立创造环境显得迫切而又任重道远。第二，除了性别、年龄、家乡等不可变更的因素之外，农民工个人因素在其就业过程中举足轻重。政府在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投入的同时，更应关注穷困地区农民工的参与程度，如沿海与内地农民工的技能状况就明显不同。第三，利用法律和职业道德约束，减少甚至避免行政寻租。正是因为存在社会网络“达高性”的扭曲作用的空间，许多人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进行行政寻租，贪污腐败亦会愈演愈烈。

作者：刘梦娟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