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途径范文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屡掀金融中心建设热潮，然而在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建设格局下，难免会出现资源争夺、无序发展等问题。在梳理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几大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需求自发拉动”“政府把握时机先行引导”“金融创新与深化拉动”三种形成模式，并结合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现状，对金融中心发展条件及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对策:分层级、循序渐进打造核心金融区域，尊重金融中心发展规律;重视和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强金融与实体产业的协同发展;鼓励和推动区域金融创新。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心;金融供需;产业集聚;区位优势;金融创新

一、引言

区域金融中心是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能频繁进行金融产品交易与金融服务活动，具有发达灵敏的金融信息传输与管理功能，同时能为周边地区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及辐射功能的中心城市或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区域金融中心重要性认识的提高，许多省市都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规划和目标。除“北上广”以外，全国还有深圳、天津、杭州、武汉、重庆等27个城市加入了金融中心建设热潮。显然，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优化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推动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全国各主要城市金融中心的一窝蜂发展热潮，难免会出现金融资源恶性竞争、发展无序及同质化等不良结果。因此，各地如何遵循金融中心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理性规划建设金融中心，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模式，并结合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为我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相关文献综述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驱动因素

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目前的文献主要从金融供需理论、金融集聚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及金融地理理论等几个视角来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一)金融供需理论在早期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已经从需求推进产业演变的角度，讨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早在1922年，Gras在其论著中就已提出。伴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主导产业的变化将分为商业、工业、运输业及金融四个阶段，其中，以金融业为主导的阶段为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比其他几个产业有着更大的空间集中度和辐射力;Patrick(1966)提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需求跟随”和“供给拉动”两种关系，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分为“需求反应型”和“供给主导型”，后者突出了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主动规划、积极扶持的重要引导作用［1］;饶余庆(1997)认为，伴随着信息革命和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通过外部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作用共同决定的［2］。然而，金融供需理论仅从宏观上对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进行了划分，研究较为宽泛，对实际工作指导意义不大。

(二)产业集聚理论Kindleberger(1974)运用集聚理论及规模效应分析和解释了金融中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集聚理论，为之后研究金融中心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中心存在并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及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同时这种规模化提高了跨地区的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3］;Park(1989)以跨国银行机构为研究对象，指出其集聚行为有利于相互协作、共享基础设施、提升信息沟通效率及金融资产流动性、金融人才集聚等［4］;潘英丽(2003)探讨了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对金融中心选址因素进行了分析［5］;徐立世等(2009)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构建了区域金融集群主体的动力机制模型，验证了机构间协同行为是增强区域金融优势，最终形成金融中心的动力所在［6］。此后，陈铭仁(2010)［7］、任英华等(2010)［8］、Pandit(2001)［9］分别就金融集聚的路径、因素及效应等方面展开研究，进一步深化产业集聚理论在金融中心形成机制上的应用。

(三)区位优势理论Davis(1990)应用企业选址理论来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某地区综合条件较其他地区能否使金融企业获得更大的净收益是金融企业选址的关键［10］;McGahey(1990)提出决定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四大因素，即区位经济、人力资源优势、通讯成本与技术支持、法律环境与税收等［11］;Sagaram(2004)以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和新加坡四个区域金融中心为样本，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角度研究了金融中心的起源及发展潜力［12］;张金清等(2016)从分析和度量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阈值效应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13］。可见，区位优势理论已经跳出了金融行业的框架，从地区综合发展环境和实现条件来思考金融中心的演变，这也为之后学术界对金融中心的识别与评估研究提供了核心思想。(四)金融地理理论金融地理视角的研究主要以信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类和管理为切入点，探讨金融中心的形成。Pour-teous(1995，1999)提出了“信息外溢”、“信息腹地”、“国际依附”、“路径依赖”及“不对称信息”等五个概念，并解释了信息流在金融中心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4］［15］;Thrift(1994)认为，由于信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及难以理解的特征，且金融市场具有投机性特点，金融机构应尽可能接近信息源，以入驻信息腹地的方法辨析市场［16］。金融地理学强调信息流的开发、收集、处理、传递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信息与金融中心有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前者的性质和流量主导后者发展的步伐和方向，后者同时将前者引向高层次化［17］。此外，金融地理学也为构建多层次金融中心，发挥金融中心的扩散效应，促成同质区域内部及其与异质区域之间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18］。Reed(1980)以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为样本，采用层级研究法对东京、大阪、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在内的17个区域金融中心进行了分层并利用逐步多元判别分析验证可能存在的聚类效应，从而寻找影响其聚类的因素［19］;张凤超(2005)指出随着区域竞争的产生，城市间金融资源将进行合理配置，发展较好的金融支点会发展成为金融增长极，发展较落后的则保持原有定位，并沦为新的金融增长极的金融腹地［20］。

三、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模式

(一)经济需求自发拉动形成模式

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贸易总量、投资总额不断增加，社会经济的增长自发形成对金融的需求。因此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容量逐步扩张，金融机构不断在空间上集聚，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人才，相应的金融制度和法规政策也随之不断变化和完善。在金融机构集聚状态下各市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稠密市场效应”，伴随着规模经济效益，在一个区域内逐步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21］。该体系在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发挥着对外辐射的功能。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的发展一开始只是被动适应地区经济的需要，但由于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对资本配置的重要作用，其逐步转变为主动吸纳过剩资本、调控社会风险、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可见，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的形成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其发展与成熟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经济整体的升级和优化，典型城市如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

(二)政府把握时机先行引导推动模式

在地区实体经济规模较小，无法自发拉动金融需求进而形成金融中心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抓住了某个金融市场发展调整契机，利用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或某一行业的发展优势，通过政府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在较短时间里刺激金融市场发展，快速集聚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实现金融中心的超常规形成与发展。这种模式的金融中心有新加坡、巴林等。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遵循政府主导设计—金融业国际化—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经济各部门发展—金融中心发展的互动式发展过程［22］。可见，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的形成一开始是独立于实体经济，其超前发展不断刺激地区的整体经济，在起到一定先导作用之后，地区综合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金融发展。同时也注意到，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偶然因素，政府能否抓准时机、大幅改革也是该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例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抓住了美国银行业规避政府对资金外流的限制、筹划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机遇，果断放开本国的金融离岸业务，利用各种措施吸引美国银行来本地开展离岸业务，逐步形成了亚洲美元市场，从而奠定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三)金融创新与金融深化拉动模式

“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曾指出，生产技术与生产方法的革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车轮;Mckin-non(1973)和Show(1973)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定价扭曲及政府干预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并消除这些现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新的平台整合各类金融资源及要素，金融领域的创新有着更大的空间。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带动某地区相关产业发展，该地区逐步具备集聚资本及信息、辐射周边经济的功能，由此形成了新的金融中心。美国传统的重工业城市芝加哥，依靠上世纪七十年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在期货和期权交易上的一系列创新，迅速摆脱了没落工业城市的标签，不仅一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同时也带动本地房地产、财务、法律商贸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使芝加哥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拥有先进产业结构的城市。以2015年为例，芝加哥CME集团①的成交量仍位居全球各大衍生品交易所首位。可见，包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体制、金融监管等在内的金融市场创新及改革是助推地区金融中心形成的动力之一，也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引擎之一。综上，以上三种形成模式有不同的启动根源和核心推动力量，三者并非完全对立。例如，在“经济拉动自发形成模式”中，经济增长是决定中心形成的核心力量，但政府客观上创造的某些条件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而自发驱动形成金融集聚，可见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会受到政府外部因素的作用;同样的，在“政府先行引导形成模式”中，政府的介入力量是直接推动力，但其力量不能违背和超越市场规律，其发挥作用的土壤依然是地区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可见，以上三种模式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没有优劣之分。

四、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是全球最具权威的金融中心指标指数，每年该指数都会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进行评估排名，以下将按照近几年的排名情况，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金融中心进行介绍。几大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及功能比较详见表1。按照Reed对金融中心的分层法划分，表1中五大金融中心都属于国际性金融中心，但其形成路径和发展条件同样为地区性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素材，可以总结共性，为我国各地区构建金融中心借鉴经验。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些金融中心所在的国家或地区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巨大的经济总量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经济资源保证金融集聚的持续性，也使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对金融中心形成巨大的金融需求［21］。表2列出了美、英、日及中国香港地区2015－2017年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美国GDP总量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由于行政区域较小，GDP规模较小，但也发现，在人均GDP的比较上，美国略占优势，其它几个地区紧随其后。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除了英国GDP略有波动，美日港都表现了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二)金融与当地特色产业

协同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发展也依赖实体经济。离开实体经济，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目前全球几大金融中心来看，例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他们同时也是全球的商业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波士顿、旧金山除了在金融业独树一帜以外，他们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地区发展的支撑产业。这些地区的金融业以一定的产业经济为依托，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同时推动金融和实体产业的协同发展。

(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

从上文提到的五个金融中心发展历史来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其特殊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例如香港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拥有优良的港口，是全球海上航运的重要节点;伦敦是英国头号海港，是西北欧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拥有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港;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和东部的波士顿，一个是西海岸的门户，一个毗邻大西洋，坐拥知名良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为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或金融资源集聚提供了自然基础，同时其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先进的通讯条件也有利于为各类机构开展业务降低成本。

(四)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金融监管、信用环境等。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将有力地推动金融业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地区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金融支付体系的构建。如90年设立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推进外汇、票据及债券的结算和托管服务;94年香港联交所的中央结算和交收系统与全球两大国际结算系统联网;96年银行同业支付系统转为即时支付结算系统;98年股票交收系统与即时结算系统连接，实现股票交易的货银两讫结算服务。再如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其完善高标准的金融监管体系也为其增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奠定基础。

(五)浓厚的创新氛围

美国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在成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金融创新。这种创新传统源于丰富的知识型经济，根植于当地优质的高等教育。例如，旧金山和波士顿位居美国科技中心的第一和第二位，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医疗技术等关键科技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通过金融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而一批具有雄厚科研能力的高等研究中心，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浓厚的创新氛围及良好的人才环境。

(六)政府因势利导、适度干预

不论是伦敦、香港这些以经济自发拉动形成的金融中心，还是以新加坡为典型的政府政策推动模式，两者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特别是随着国际及区域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中心如何应势而变，政府的积极作为和因势利导就显得相当重要。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能充当争夺资源的行政干预者，而应该着眼于如何在可控风险下消除金融抑制，出台鼓励创新政策和扶持优惠政策，完善金融法律法规，通过合理规划，引导金融中心发展方向和目标。

(七)层级化金融中心的合理性

不少国家或地区同时存在着几个金融中心，如美国的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等。这说明，一个国家内的金融中心层级化是可行的。按照各层级金融中心影响力的不同，他们的发展路径和功能定位也有所不同。例如缺乏经济腹地的美国中北部城市芝加哥依靠不断的金融创新，在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另一个美国国内区域金融中心波士顿则以专业先进的财富管理体系享誉全美乃至全球。

五、结论与建议

(一)分层级、循序渐进

打造核心金融区域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区域的核心城市具有不同的集聚深度和辐射广度。按照Reed关于金融中心分级理论(具体可分为省级或州级的金融中心、国内地区性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性金融中心等五个层级)，并参照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我们认为，国内要建立若干个金融中心的目标并非无稽之谈，但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准确定位，分层级、循序渐进打造各区域的核心金融中心。例如上海、北京定位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杭州可打造为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为特色的长三角地区金融中心，而天津可定位为以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金融业态为特色的北方沿海区域金融中心等。

(二)尊重金融中心发展规律

不论金融中心遵循哪一种模式形成，其发展的实质都是区域内金融资源聚集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形成力量，一种是金融体系发展演化的内在力量，也称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种是来自金融或经济体系以外的推动或引导力量，也称自上而下的力量［21］。换言之，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体系内在的演化力量是主观原因，外在推动力量是客观原因，金融体系的内在变化可以有一定外部客观力量来促进，同时政府的外在引导也应在可实现的金融发展水平基础上发生作用，不可能完全脱离和超越市场规律。因此，各地区在规划和建设金融中心时，应尊重金融中心演化规律，选择符合当地经济现状、社会需求的发展路径。

(三)重视和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从区位优势理论以及现有金融中心建设经验来看，独特的区位优势依然是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客观条件，除了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优越性以外，又与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综合要素有关，因此，在规划各地核心金融区域时，各级政府应统筹比较、选择最适合的中心城区作为首要发展对象。例如，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目前来看，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主要有重庆和成都，其中，重庆为直辖市之一，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区，是长江流域的重要船运枢纽中心，同时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西南内陆地区经济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加之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部的重要商贸中心和军事枢纽，较之成都有着更明显的区位优势。因此在规划西部区域金融中心时应将重庆作为首要发展中心，成都作为次级发展中心加以辅助。

(四)加强金融与实体产业的协同发展

各地在争取规划和建设金融中心的同时，不可忽略本地区除金融以外的实体产业及产业链发展。具有成功经验的金融中心大多都在除金融领域之外具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例如伦敦的航运业、纽约的商贸业、新加坡的物流业、旧金山的信息技术业等。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同时，这些城市的实体产业及产业链与金融业互动发展，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因此，国内各地在规划金融中心发展路径时，应依托本地区现有特色产业，将金融中心建设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例如，杭州的金融中心建设应与当地发达的电商服务业相结合;武汉的金融中心建设应以光谷和东湖高新技术区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大连的金融中心建设应以其在环渤海经济圈突出的港口贸易业为产业支撑等。

(五)鼓励和推动区域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金融创新包括制度、机构、市场、工具以及产品的创新等多个方面。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看出，新加坡依靠金融监管创新、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及一系列金融交易产品创新，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芝加哥虽然腹地空间发展不足，但依靠其在金融衍生产品及工具的创新，迅速实现转型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期货交易市场。因此，在各地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府应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推动区域金融创新的举措，同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完善互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平台，为金融企业各类业务处理、决策分析及开发创新等提供全面的数据基础;探索政府在金融监管、信用体系、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新思路和新做法，为金融企业开展有效可持续的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

作者：罗薇薇 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