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研究范文

《精品》2017年第12期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滞性，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及执政当局普遍的共识。经济政策时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政策的时滞，有利于政策制定当局对政策的准确考量，同时规避非适时的经济政策实施的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凯恩斯的相关理论，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探讨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并提出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内部时滞；外部时滞；政府执政能力；政策有效性

1研究背景

关于经济波动，长期以来针对政府要不要采取稳定经济的政策进行干预的讨论就没停止过。凯恩斯干预（即政府干预）认为坚持稳定经济的政策是非常必要，也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市场失灵（经济大波动）时，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已无法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只能由政府通过政策来进行调节，才可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凯恩斯主义（即凯恩斯干预）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只要遇到特殊时期，它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那些非凯恩斯主义普遍认为这次的经济危机与凯恩斯干预不无关系，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无需人为干预，市场经济本身会对经济波动做出自动调节。我认为在经济大的波动时凯恩斯干预是必要的，至于它的有效性是否能达到预期，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是否能准确把握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以下简称经济政策）的时滞性是指经济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完毕的时间长度。它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时，决策者制定出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的时间间隔，它包括认识阶段、决策阶段，这个时期特别考验决策者的快速反应能力、识别能力和应变能力；外部时滞是指政策开始执行到政策执行完毕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由于政策实施后首先要影响中间变量，再由中间变量影响目标变量，这都需要一个过程。例如，利率政策实施后首先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投资和消费（中间变量），然后才能影响国民收入（目标变量），这个时间长度依经济情况不同各有差异。一般来讲，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但其外部时滞较长。不管怎样，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时滞性，在此期间，经济可能发生了与预期目标完全不同的变化，这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所以对政策时滞性是否准确把握将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2经济政策时滞性的影响因素

2．1内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一般是指国内的环境，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就是国内的整体大环境的状态，如经济的整体表现，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民生、投资等；微观环境主要指实体经济的状态，它包含了市场、利润，价格，成本和就业等。这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或相互抑制。政府对内部环境的客观把握，直接制约着经济政策方向及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外部环境是指国外的整体环境状态总称，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也要关注政治环境。如美国宽松量化政策、英国的退欧、人民币入篮SDR、西方大选及政阁组合等等，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及未来经济的发展。

2．2政府的执政能力

凯恩斯干预考量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府能力。政府能力是政府在行驶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政府绩效，具体可表述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四个基本向度。政府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知识能力、识别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上，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靠的是大智慧。

2．3政策出台时机与执行路径

一项政策出台的时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2007年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一年在货币政策上的调整是前所未有的，但最终的效果还是不尽人意。我认为时机把握上放在2003－2005年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期间房地产价格开始初现上涨的势头，如果这时开始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许不会出现今天房价高企的局面。政策的时机把握好了，执行的路径还需仔细斟酌。2008年底我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的投资政策（其中2万亿给了铁路部门），曾经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政府干预的力度过大，担忧会扰乱市场经济内在本身的调节机制，不能让市场发挥正常的作用。现在回过头看，这项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每年直接拉动GDP增长不少于3个百分点；高铁的陆续建成，大大提高和改善了百姓的出行环境和效率，高铁技术也成为我国对外技术输出的一块王牌。但物价的持续上涨问题确成了百姓及政府头疼的顽疾。这次政府的主动出击是及时的，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政策调节影响国民收入及就业，最终改善民生。设定的执行路径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即政府投资）和利率的中介目标来影响国民收入，从而带动就业。这种设计突出的矛盾是政府投资过大会带来市场利率上升，降低了民间资本参与社会投资的热情，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挤出效应”，其次还会带来社会成本的上升，使百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加大。如果将08年底的政策路径调整，最终目标不变，中介目标由原来的政府投资和利率调整为税收，通过降低税收来提高国民收入和就业，一样可以改善民生。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个政策工具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如肯尼迪政府在1964－－1965两年减税使边际税率平均下降20％，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高涨；1977年里根政府实行的三年内全面削减边际税率30％的“肯普—罗思法案”，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兴。当然我们必须提及的，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总需求管理。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及净出口四项构成，很容易让人忽略税收间接对GDP的拉动作用。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多人理解是：政府若实行减税的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降低，直接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国民收入减少，民生无法保障。这里我们不妨从理论上来了解下税收的作用。理论上经济低迷时政府采取积极的或膨胀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工具即政府支出和税收，方向是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都可以拉动经济上行。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对国民收入拉动很快，但物价普涨，我国本世纪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实践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教训；而通过减税不仅能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改善民生。税收的传导路径是这样的：税收↓———个人和企业收入↑———消费或投资↑———国民收入↑。减税直接带来的是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增加，百姓生活相应提高，企业负担下降，改善了民生；另外在原有的税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相应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弥补了因为减税使政府损失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个人和企业收入增加，直接带动公众消费和投资增加，拉动就业，导致GDP上升。可以说减税让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都能受益，它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近两年我国税收营改增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央政府对税收作用的重新认识，也是形势的需要。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其核心就是减税，政府在未来将通过税收这个政策工具来服务于社会。

2．4政策预期与政府心理维度

每项政策的制定都会对其最终的效果有个预期，含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这是对政府决策层智慧的大考验。当然，我们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对预期的绝对准确是难以做到的。政策预期毕竟是在决策时期，处内部时滞阶段，带有更多预估的色彩，而政策效果是要通过实践才可知的，是滞后的。由于经济的复杂性，有些形势是我们主观或客观没有估计到的，这会导致政策的外部时滞影响政策效果。政策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具备良好的心态，即政府的心里维度。2007年针对物价上涨的势头，我们在货币政策上9次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的提高存贷款利率。一年之内政策干预之频繁，这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心态的弱点—心太急。我们忽略了市场内在本身的自动调节机制，对市场的过激干预使市场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2．5政府与公众的博弈

博弈无处不在，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始终是难以回避的。我们常说一项政策出台最终有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这跟公众是否买账有关，这就是博弈。博弈有些是共赢的，有些确是对抗的，博弈可以折射出政策的不足。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政策落地一年实施情况如何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50万，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1655，仅仅增加95万，相比2014年的出生人口1687万，也只是增加63万。人们生育意愿似乎不强，“全面二孩”政策暂时遇冷，究其原因除了长期以来强生育控制（计划生育）、低生育意愿和高生育成本外，就是二孩政策本身还需在配套政策上做进一步完善，如二孩家庭收入个税的减免，住房的补贴，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支持。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政策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加以借鉴。

2．6随机或偶然因素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随机或偶然因素影响经济时有发生。有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有其必然性，有些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是深远的，我们决不可忽视，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两大危机，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或多或少影响到各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我国经济除了受国际的影响外，国内的一些偶然或随机因素也是不容小视的，如恶劣天气的影响、资本市场的人为操纵、抑或网络谣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的节奏，最终影响政策时滞及政策效果。

3准确把握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3．1政府准确对经济的把脉

政府对经济的把脉有如中医问诊，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针对不同的患者，中医会开出不同的方子，并且会依患者使用情况适时做出调整。政府对经济准确把脉，不妨汲取中医的精髓，这里有几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1）对经济本身客观状况的准确把握“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给人看病要对症下药，治理经济也要找准病灶。通过对经济全面诊断，就是要清楚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问题还需做综合研判，对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是对政府勤政的严峻考验。（2）政策调整靠“度”的准确考量政府准确把脉经济，还要能开出标本兼治，综合实施的良方。中医的方子很讲究，用哪几味药，每味药用多少，不能有半点马虎。政策也是一样，需要根据经济所呈现的状况不同严格把控。譬如2008年前三季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均是依据经济整体情况做出的适度调整，其中微妙字眼的变化传递的是政府对于政策“度”的把握，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3）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细分这里的细分是指政府对于经济中不同问题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切记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用一个药方解决所有问题的惰性行为。（4）制定的政策要接地气，要使政策真正能落地生根，最终能解决实际问题。（5）克服“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尽管政策正确而适时，但官员们可能由于利己的政治考虑而不予执行。这种风气还存在于有些政府官员中，怕担责任，不作为时有发生，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我们要坚决遏制，绝不姑息。（6）政策实施后的跟踪调研必不可少，做到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对经济的细微变化，以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

3．2政策目标实现的“丁伯根法则”

各国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目标，有些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而有些确是冲突的，冲突的根源是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匹配。“丁伯根法则”在解决政策目标冲突上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即要实现n种政策目标，至少要有n种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相配合，才能充分实现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如“全面二孩”政策为什么遇冷，究其原因就是配套政策不够。要实现我国未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须配套实施人口宣传政策、生育权限政策、生育服务政策和生育福利政策等政策工具。综上所述，一旦明确了政策存在时滞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政策预期效果进行综合判断，不同周期的政策选择及时滞性是不同的，政府应按经济风向审时度势。

参考文献

［1］夏斌．危机下的中国思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和前景［J］．中国经济报告，2017，（1）．

［4］胡舒立等著．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5］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2016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作者：武淑琴1，2 单位：1．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