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延续范文

一、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延续与变革：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美欧主导权的延续

权力是秩序的基石，离开权力的秩序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维持和延续。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各个国家处于互不隶属的关系，秩序的建立、运转更需要权力的支撑和维护。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基础出现了重大调整，国际经济格局渐趋均衡化。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其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经济体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不断向外扩散，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投资国际化中获益，形成你追我赶的良性互动与竞争局面；而发达国家面临技术红利消退，产业外移，产品竞争力低下，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年的《世界经济展望》统计，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的双速增长的格局，“2001年至2007年期间，发达国家GDP每年分别增长1.417%、1.732%、1.935%、3.15%、2.668%、3.033%、2.728，新兴经济体GDP每年分别增长3.712%、4.689%、6.245%、7.534%、7.275%、8.235%、8.804%，”⑥二者相差达到2-4倍，且差距逐年扩大。无怪乎，一些国际组织认为，世界经济已进入由新兴经济体拉动的新一轮经济发展黄金期，世界经济格局也进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逐步衰落的“南升北降”的状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南升北降”的格局日趋明显。据IMF统计，“2006-201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的大约70%来源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印、俄、巴、南‘金砖五国’占了一半以上。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6%，发达国家整体下降3.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达到2.8%；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达到7.2%之多，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⑦2010年，“中国、印度、巴西经济达到10.4%、10.1%、7.5%的高速增长，引领世界经济强劲反弹5.1%，‘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9.1%”，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23.6%提升到2010年的37%，发达国家则由76.4%降到63%”。

⑨大国之间的经济总量排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也进入世界10大经济体之列。世界经济格局进入转变的快车道，发达国家已无力独撑世界经济的局面，不得不求助于新兴大国，共同应对快速蔓延的金融危机，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更加凸显，开始从国际经济治理平台边缘走向中央，国际经济权力结构日趋均衡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只是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现有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欧日主导国际经济的局面，更未颠覆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随着危机的深化，国际经济权力结构调整的进程渐趋复杂，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下行压力加大；美国、日本经济趋稳回升，强劲复苏；欧洲经济逐渐摆脱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的泥潭，回归脆弱复苏的轨道，世界经济呈现出三速增长的格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的强劲表现没有延续多久，随着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和国际流动性紧缩，其面临的困难日益显现，出口不振，内需不足，经济面临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型的压力和阵痛，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呈现明显下行的趋势。据IMF统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从2010年的7.4%，下降到2011年的6.4%、2012年的5.1%，并预测2013年增长5.3%。”⑩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日益弱化，国民经济从以往10%以上的增长幅度回落，2012年减速至7.8%。2013年面临的调结构、转方式的压力更为严峻，经济下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强劲反弹的势头不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维持低速增长的水平。美国积极推进经济刺激措施，多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资金，增强市场的活力，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并利用美元贬值的手段稀释债务，避免了发生像欧元区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实现了经济的坚实复苏，国内经济回归健康发展的轨道，“2011年增长1.8%，2012年增长2.2%，预计2013年增长1.9%”。

日本在安倍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初显成效，“预计2013年日本经济将增长2.0%以上”，12日本朝野重拾振兴日本经济的信心。欧洲在经历漫长的主权债务危机后，逐渐摆脱经济停滞、衰退的困境，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实现0.3%的正增长，各项经济指标渐趋好转，初步的经济复苏势头将持续下去。从以上对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可以发现：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国际经济权力结构渐趋均衡化。新兴经济体逐渐崛起，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作为平等的成员进入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与发达国家共同探讨世界经济治理问题。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并未改变美欧掌控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在危机后期逐渐恢复，并有不断巩固、加强的趋势。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二、经济观念结构的延续与变革：新自由主义的式微与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经济观念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是生产力和生产活动在人们大脑中的抽象反映，具有指导人们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的功能。因此，经济观念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发展性等特点，会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一旦经济观念无法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它将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阻力，进而在生产力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经济观念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在指导经济生产活动中，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在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将愈发暴露，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革。而这种调整变革的节点往往出现在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领域，经济观念具体体现为人们对各种经济思想的信仰，经济观念结构则是主流经济思想在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中形成的一种组织形态。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恢复战后经济，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在强调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过政府干预等手段，集中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企业生产、居民收入进行调控，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建立福利国家。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导致财政开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税收负担加重、货币超量发行、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的不良后果。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战后特有的“滞胀”阶段。为应对经济“滞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求助于新自由主义，力图化解经济“滞涨”的困境，恢复经济活力，实现经济复苏。“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经济发展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强调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英美两国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出口导向战略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的胜利，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受到极大鼓舞，逐步巩固了其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解决“滞胀”困境，实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复苏，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和难题。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导致国内储蓄率低下，信贷风险增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相继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内在弊端和历史局限，充满了矛盾和危险，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由于危机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对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不大，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弊端和本质缺陷未受到应有重视，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行市场经济理论、全球一体化理论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世界上大行其道。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具有巨大杀伤力。导致这场危机的一系列因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推崇新自由主义，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政策主张密切相关，甚至有些政策行为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和质疑，逐渐式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推出广泛的救市方案，主张政府干预，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英法等欧洲国家向银行入股注入资金，充实银行实力，恢复信贷信心，强调加强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购买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次贷危机导致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较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参与重大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预示着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历史回归。凯恩斯主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遏制危机蔓延，恢复世界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和各国在自由市场制度基础上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复苏的理论工具。

但凯恩斯主义也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医治世界经济危机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隐忧。这种强调政府干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潜藏着结构失衡、生产过剩的风险，无法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这种风险日益显现，成为危及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危机初期，各国加大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宣布将向救市及经济刺激计划投入的资金累计达近10万亿美元，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则将投资重点放在能源、环境、教育、保健等新一代增长动力产业；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主要投资于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及住宅建设。这种政府大手笔救市行为，一方面恢复了对世界经济的信心，实现了经济快速复苏，但也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生产过剩的弊病。政府推进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使国际流动性增加，资本为追求高回报率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导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商品出口受挫、产业结构失衡、生产过剩、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为解决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求助于市场，以市场的力量消化落后产能，平衡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世界经济要么在市场作用下放纵，要么在国家干预下失衡，经济观念又一次面临调整和变革的风险。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博弈和取舍中，找出科学合理的尺度；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合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作用，将是各经济流派需要重点关注问题，也是新的经济观念、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三、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金融监管加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国际经济制度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外在表现，其调整、完善和变革，以及维持或废弃，都反映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国际经济制度建立在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是国际经济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化、制度化，其建立、维持、调整和变革，是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和国际经济观念结构变迁的结果。当前，国际社会严重滞后的上层建筑(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与加速变化中的经济基础(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和国际经济观念结构)脱节的现象被逐渐修正，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东西方共治架构正在构建之中。金融危机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助推器，促进各国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理念的迷信，自由放任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诸多诟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引发国际社会的兴趣，“北京共识”作为一种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发展模式被提出和热议，并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断调整完善本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国家调控干预经济的作用明显增强，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释放经济活力，推进经济复苏和增长。

面对由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运行的审查建议功能，确保能够对市场风险迅速作出反应，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在危机中能有权力、有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或处置，而无需让纳税人最终承受负担的体系。在伦敦G20峰会上，各国同意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在金融稳定论坛的基础上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造，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采取行动反对“避税港”等不合作的行为，加强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执行力度。2010年11月，首尔G20峰会正式批准实施了《巴塞尔协议III》，该协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

新标准的执行将大大提高资本数量，改善资本质量，提升银行承受金融冲击的能力。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内在缺陷，需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其货币资源有限，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援助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危机后，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巩固全球金融机构，使其承担起监管世界经济运行，援助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责任。G20伦敦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为全球金融机构追加8500亿美元可用资金，提升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并在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前兑现了上述承诺，提高了全球流动性。另一方面，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进一步提高。“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提高到47.19%，其中中国的投票权提高到4.42%，跃居第三位，印度上升至2.91%，位列第七位；美国维持15.85%的投票权，依然把持头把交椅，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17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按照该方案，“IMF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的份额将升至6.39%，投票权也升至6.07%，”

位列美日之后，方案给予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金砖四国”进入IMF份额前十位之列。根据改革方案，24个席位的执行董事会构成也将调整，其中由欧洲国家占据的两个席位将分配给新兴经济体，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性。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实现新旧更替，体制机制更加公正、合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日趋多元化。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已经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如全球发展失衡、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发展援助等，不得不求助于主要新兴经济体。2008年，二十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领导人会议，正式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宣布，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从此二十国集团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架构，成为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问题，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主要平台。标志着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与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和变迁，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并未改变，仍然维系着世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随着国内经济的走强，美国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得以巩固，主导国际经济制度的能力得以恢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难以撼动，在新兴经济体增长下行的压力下，国际资本纷纷回流，美元成为有效的避风港湾；以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危机中得以巩固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应对金融、经济风险的能力和资本。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经济制度将延续现有的框架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四、小结

新世纪以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享受的“新经济”红利逐渐消失，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经济格局朝着均衡化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及其后欧债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调整和变革的进程，凸显了新兴国家的影响和作用，新兴大国以平等的成员身份迈入国际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心，与发达国家一起应对危机的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危机后，世界经济观念的变迁更具包容性，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诸多诟病，主流经济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凯恩斯主义在全球救市的行动中，得以顺利回归，与新自由主义实现融合，共享世界主流经济思想的地位，二者共同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理论基础。在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国际经济制度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调整和变化。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一方面更好地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适应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现有制度框架的调整和完善，是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内在延续和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经济观念结构和国际经济制度形成了重大冲击，促进了三者的调整和变革，开启了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演变的序幕。但这种冲击还不足以摧毁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存在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基础，不足以导致国际经济制度根本性的变革。虽然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重大调整和演进，但这种调整和演进是在现有秩序框架内完成的，只是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细枝末节进行了修剪和完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和内涵。因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维护世界经济运行中不断延续和发展。

作者：曹广伟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