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宏观经济的系统经济学透析范文

1如何把蛋糕做大依然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根据系统经济学，对系统状态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制订战略和决策的基础。因此，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评判至关重要。这其中有一个经济信息的层级过度问题，即如何把微观经济信息“整合”成宏观经济信息的问题。制定国家经济战略依赖的是宏观经济信息而不是微观经济信息。普通消费者关注更多的是微观信息。因此，微观信息相对“海量”和“活跃”，但政治家的思维应当更加宏观和长期，不能迷失于“海量”的微观信息中，更不能以微观信息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政治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和求解大的社会矛盾方程，“社会矛盾方程”的发现直接考量着政治家如何从海量的微观信息整合抽取出宏观信息的能力。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最大贡献首先在于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适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潜台词就是:供求矛盾紧张是当时最主要的国情，这正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方程”。邓小平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不仅发现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方程”，还给出了求解这一矛盾方程的方法，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具体体现在国家政策方面，就是发展“经济特区”。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得到顺利地执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那么，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方程”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我们认为，现阶段如何把蛋糕做大依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许多社会矛盾只有在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中才会有解。例如，根据有关方面统计，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大约为600万人，截至2013年5月，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仅28．24%。如果失业只是个别现象，则政府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当就业状况从整体上出现了供求紧张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发挥作用。政府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把中国经济这个“蛋糕”做大，而不是急于解决分配领域的差距过大问题。当然，就业问题本身是一个“系统问题”。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随着经济的发展趋于自动变小，具体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参见表1。成思危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而中国并未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的原因源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基尼系数不高，农村中不同人群的基尼系数也不高。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将消失。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GDP总量从改革开放前(1978年)在世界排名第15位，到2012年排名第2位，但是，衡量蛋糕够不够大的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中国目前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仅为第84位。第三，1978年，中国尚有2．5亿的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经过这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底，按1274元的扶贫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下降到2688万人，并且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

1．28亿乘以2300，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扶贫数字。不仅如此，真正的脱贫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第四，目前我国每年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达到1500多万人，加上900万失业人员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因素新产生的失业人员，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总人数将超过2400万人。如果我国GDP增速保持在8%左右，预计全年新增就业和补充自然减员增加就业大约为1200万人，城镇就业供求缺口还会在1200万左右。此外，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转移就业的规模和速度将进一步加快。201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1%左右，初步估算我国至少有超过1000余万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解决就业问题，同样需要把蛋糕做大。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依然还处在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发展经济，而不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分配领域。当然，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扩大也会造成社会矛盾，但我们要分清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的最低工资法、养老保险政策等再晚出台几年，中国经济将比现在远远大为改观。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台其初衷是好的，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关怀倾向，但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并不那么简单和直观。因为这些政策的提前出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许多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得中国连做世界加工厂的资格都没有了，而被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最终使得政策初衷想要关怀的人员失业。必须指出，上面所说的“如何把蛋糕做大依然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条件变分问题”，而不应片面的理解为是一个“自由变分问题”。说其是一个“条件变分问题”是指，“把蛋糕做大”要受制于一些约束条件，主要是我们在系统经济学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理”的约束。可持续发展原理的核心思想就是提高经济过程和生态过程的耦合度，以确保人类在地球上的可居住条件不受损坏。我国政府当前实施的许多关于环保、清洁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均具有这种功能。

2产业升级具有自身的规律性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贸易，参与经济全球化。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其所依赖的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劳动力低廉、土地成本低，环保要求低。所以，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国充当起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也不断升高。中国开放前“七五”时期进出口总额为4864．1亿美元，贸易逆差213．5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26．2%;改革开放后“八五”时期进出口总额一下攀升为10144．1亿美元，由逆差转为顺差223．5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也提升为37．1%，奇迹般的变革效果在中国显现。

但是，“三来一补”企业具有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特点，使得中国的加工贸易只徘徊于产业链低端部分:如加工1个芭芘娃娃，中国从中只获取35美分，而外商却可获利高达20美元。从芭芘娃娃到电动玩具、从鞋子到衬衫、从圣诞树到电脑手机，许多加工贸易商都在这样的分配夹缝中生存。此外，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环保体制一直不健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垃圾厂，国外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将加工污染厂迁移至中国，如生皮加工、纺织印染等。面对这些过往经验和存在问题，中国从十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将产业升级作为重要战略。从长期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中国要打破处于低端产业的现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现代技术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但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有自身规律，不能拔苗助长。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技术是决定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的基本因素。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系统中，资本、技术、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从人本主义看，生产系统中的所有产品最终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技术是生产系统的决定因素，也是其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决定因素。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沉淀有生产的技术信息，这些技术信息决定了商品的使用。一旦商品和人的需求发生联系，这些技术信息经过“自由度缩并”就产生了经济信息中的使用价值。由此便实现了从技术系统到经济系统的过度，沉淀在商品中的不同技术决定了商品中的不同价值和使用方式。因此，从本质上说，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

从世界经济史看，人类社会到目前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革命，即产业升级。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因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开创了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引起了手工制造业向大机器工业的产业升级，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后，新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电力、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新通讯手段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促使原来的机器工业如造船、冶金、电讯等产业向电气化工业的升级，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同时还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这些高新技术促使全球产业格局发生变化，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使得经济重心由工业向第三服务产业转化。最近的这次产业革命也被称为信息革命，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经济，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互联网催促传统产业在信息、技术、组织制度方面升级，向着绿色科技集约型产业转变。总之，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都是与重大的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技术革命本身具有自身规律性，从科学学和未来学角度讲，技术创新归根结底与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而且在什么时间点出现具有随机性，任何政府和个人是无法控制的，由此决定着产业升级也是任何个人和政府无法控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根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没有技术创新，经济系统最后将趋向毁灭。进一步讲，由于经济系统的外部硬约束，如果没有产业升级，经济系统最终将趋向毁灭。因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但是，由于前面所讲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自身规律性，政府不能拔苗助长，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1)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宏观环境和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激励，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活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就指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大企业。昝廷全(1997)提出了“技术创新原理”，进一步将技术创新的规模与企业的特征尺度联系了起来;(2)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媒体，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提高社会的知识资源位水平，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加广泛的基数。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由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新产业，当新产业提供的就业率高于旧产业时，则会自主发生产业替代和产业演替，产业经济学中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清楚描述了这个问题。在没有产业升级的条件下，可能依然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但是调整空间有限，所以从根本上讲，产业结构也取决于技术进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提出过“毁灭性创新”理论，描述的即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结构的是长期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而产业交替的动力为创新，为技术进步。

在不具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技术条件下，过分强调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无异于拔苗助长。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广东。广东省属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其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在全国领先，这主要得益于国家优惠政策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三来一补”。但是，广东省政府早在2005年3月份就下发了《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酝酿三年后于2008年提出“腾笼换鸟”产业转移政策，强力推行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希望从制造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其结果不言而喻。随后，广东省政府重新出台新政策，继续欢迎“三来一补”，支持“三来一补”企业转型。这充分说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能利用规律而不能违反规律。

另外，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主宰着全球碳排放的标准，而且还掌握着相关的先进技术，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指责。对此，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异议，因为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经济的腾飞，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1950年－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依然占到全球的77%。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时，发达国家却通过提出限制碳排放量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经济”以维护全球气候，这虽然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某种不平等和拔苗助长的因素?发达国家是否应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承担相应的义务?

3宏观经济管理应当基于统计规律

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由大量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由此决定了它只能遵从统计规律。虽然任意给定一项个人选择或社会现象总能找出某个相反的个人选择或社会现象，但是从总体和统计的意义上讲，一定存在某种宏观趋势，这种宏观趋势的存在就是统计规律的基础。由于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由大量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经济学家Hayek曾经提出“没有人能够知道经济的全部信息”，这可能正是计划经济(CentrallyPlannedEconomy)失败的根本原因。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的管理活动存在两种类型的基本规律，即动力学规律和统计学规律。动力学规律是基于对个体行为施加直接控制的因果定律，具体表现为数学上的变分原理，而统计学规律是指大量个体的平均行为，也就是说统计学规律允许有反例，但动力学规律不允许有反例。由于人类社会是一复杂系统，服从统计规律。由此我们推出，宏观经济管理只能基于统计规律，而不是动力学规律，只能通过设置宏观变量调动个人的自发行为来实现管理的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政府希望增加银行存款余额，可以提高存款利率。虽然提高存款利率并不保证每个人都增加存款，但总体上存款余额定会增加。当然，提高存款利率的微观基础是基于储户的“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储户一定要服从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变分原理。假设政府宏观经济目标仍然是增加银行存款，当然，从理论上讲，也可以强制规定每个居民必须增加多少存款。这种政策显然是愚蠢的，只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实施。与此类似的物理学例子就是，若想使一杯水保持特定的温度，我们不可能规定杯中的每一个水分子的动能有多大。因此，宏观经济管理只能基于统计学规律，不能使用动力学规律直接控制个体的行为，这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讲，随机性是经济活力的基础，如果采用动力学规律因果地决定每个个体的所有行为就会抹杀随机性，经济行为就丧失活力和创新的能力，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4结束语

本文所写的内容属于基于系统经济学思想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评判”，主要反应在三个小标题上:如何把蛋糕做大依然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产业升级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宏观经济管理应当基于统计规律。以后我们将根据系统经济学的五个研究专题(资源位理论、制度边界理论、特征尺度理论、系统产权理论和系统需求理论)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具体情况开展“具体”研究。

作者：昝廷全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系统经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