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素面漆器艺术流变思考范文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过渡、平稳期

素面漆器在唐代进入到平稳发展期，但在此之前有一个过渡期，时间在魏晋。此时期的素面漆器在江西南昌出土较多，如1976年南昌市西晋墓、1977年南昌市火车站东晋纪年墓、1979年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另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岗、安徽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也见出土。从考古实物看，这一阶段出现了新器型、新技法和新风格。器型除有常用生活用具如碗、耳杯、盘、盒外，出现了、凭几、木屐等新形制；盘演变出托盘；出现器形较大的漆盆。技法上出现刳制。如南昌市西晋墓出土西晋漆盆。刳制漆器较前朝多，皆为木胎。至唐五代，素面漆器制作进入平稳发展。唐代素面漆器在陕西、山西、河南、辽宁、江苏等地有出土，数量不多，从出土物看，保存完整者极少见。虽数量少于前朝，但做工、髹饰和器物光泽度不逊于前朝。如1972年江苏无锡西漳乡寺头沈巷唐墓出土漆盆、1978年扬州城西石塔寺唐代木桥遗址出土漆碗、1971年江苏省邗江县雷塘大队和一生产队出土漆盘、1995年江西电机厂基建工地唐墓出土漆钵。上乘之作较多，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精美。江西电机厂基建工地唐墓出土的漆钵，木胎圈砯，通体黑漆。腹部有朱书横写“三升”。漆坚有光泽，保存完整，是唐代素面漆器的珍品。唐代还出现一种先进的制胎方法：木条圈砯胎。过去漆器中的圆器都是用车旋法或用屈木片粘合，胎骨容易开裂。隋唐以来，改用长而窄的木片条圈砯成形，然后髹饰成器，胎体轻薄，器具不容易变形、开裂，并善于造型，为宋元时期创造植物造型奠定了基础。髹饰颜色以红、黑为主，多为里红外黑。还有深酱色漆、紫褐色漆。唐代素面漆器工艺更加精湛，器型增大，素髹面积增多，一种大气之风浑然而现，虽素却不平凡，虽少却能独领风骚。五代时素面漆器多数是外壁黑漆内壁朱漆，用朱不艳，色较沉，用漆较厚。盘、碗多出花瓣型器口或大敞口，弧腹下平底和圈足较宽大，漆托子的盏口与喇叭圈足也比较宽广，碗、盏托等胎骨都用细木片圈砯。1978年扬州城西石塔寺唐代木桥遗址出土的漆碗、1971年江苏省邗江县雷塘大队和一生产队出土的漆盘、1987年杭州市曙光路五代墓出土的漆盘、1978年湖北盐利福田公社出土的碗、钵、盘、勺等都是代表。在常州、扬州五代墓出土漆器上有朱书，是为商标。素面漆器艺术发展能在魏晋平稳过渡并在唐代稳定发展实非偶然。以素为美的审美情趣在魏晋尤为突出。当时思想家辈出，以儒家为主体、佛学和道学为两翼的传统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竹林七贤为原型的“秀骨清相”，田园诗、山水诗的意境及审美风格，对时代和造物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潮，更深刻影响了艺术造物领域。从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主张“贵无论”崇尚老子的无为而治、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到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充分发展，再到向秀、郭象为代表以庄学为主，认为名教即自然，玄学名士大谈“有”“无”，虽理论各不相同，但对“有”“无”的关注催生了艺术创作中的清、淡风格。南朝宗炳的“澄怀味象”含老庄之虚，增皆空之尽。人物品藻内容的“自然”成为当时重要的艺术概念和审美范畴。这些思想对艺匠的制作刻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思想因素外，工艺本身的发展也影响着素面漆器的发展。就外部环境而言，瓷器的发展影响了漆器的制造，素面漆器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受瓷器影响很大。在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历程中，漆器和瓷器相互影响，在一方身影中读出另一方的魅力。唐以前，漆器的制造影响了瓷器的发展，而唐以后，瓷器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漆器的制造，原始瓷器诞生在青铜重器风靡的时代，由于它取材相对容易，造价也相对低廉，百姓便将制作目光转离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青铜器，出现了仿青铜器的原始瓷，如簋、鼎、钟等。东汉以后，原始青瓷从陶器中脱离出来、向成熟瓷器过渡，真正意义上的青瓷诞生。此时漆器的仿植物造型由于条片条圈砯技术的成熟而程式化，青瓷依仿漆器设计造型。故此，后世瓷器的造型在漆器身上便可见一斑。到了魏晋南北朝，前代器腹硕圆的体态已不复见，造型均向瘦俏演变，由丰满变得修长，给人端庄俊秀之感。这时的瓷器和素面漆器都有“秀骨清相”。隋代，瓷器烧造技术有明显进步。白瓷上釉之前，精选含铁成分少的白瓷土细密挂在坯上，避免了瓷器烧成后胎体表面粗糙、坯面出现孔隙及胎体颜色不好的弊病，提高了白瓷釉色明度和呈色的稳定。越窑青瓷的“类冰似玉”和邢窑白瓷的“类银似雪”深受不同阶层人喜爱，为素面漆器的制作和发展奠定了大环境。瓷器和漆器的光泽都是淡而雅致，光而温润，有玉之光。这是百姓爱瓷的原因，也是素面漆器发展的内部原因。素面漆器所带来的光滑质感，使欣赏者获得一种稳定、平静的心理感受和情感态度。工巧更增加了美妙的审美享受。要想素中出彩，明黄成在《髹饰录》“坤集•质色”中言：“黑髹，一名乌漆，一名玄漆。即黑漆也，正黑光泽为佳。揩光要黑玉，退光要乌木。朱髹，一名朱红漆，一名丹漆。即朱漆也，鲜红明亮为佳。揩光者其色如珊瑚，退光者朴素。”［4］（P33）素髹工艺用漆很讲究，底色通常用较为强烈的暖色，干后用髹涂透明度较高的大漆，经过过滤熬制，加入松香，使透明度提高。之后打磨整平，待整个漆面达到哑光时，推光、揩清。整个髹涂、罩漆、打磨过程看似简单，却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可做成精美的素髹漆器成品。而到唐代器型增大，漆色光泽面扩大。出土的素面漆器经过多年地下泥土的侵蚀，仍保持着均匀的色泽和光亮的质感，这恰是素面漆器工艺稳定发展的充分体现。

二、成熟、繁荣期

素面漆器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在宋代。其漆质坚实，造型讲究，简洁而不单调，器面亮泽，高雅古朴，素朴却不俗气。设计独特，精品辈出，出土的数量比任何朝代都多。北宋素面漆器以江苏出土最多，无锡、宝应、常州、江阴、武进、淮安等地多有器物发现。安徽无为、浙江杭州、湖州、武汉汉阳等地也有出土。南宋出土数量减少，但做工精湛，形制大方，风采不逊北宋。宋代素面漆器的造型非常丰富，花瓣形器具较多。器型以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盒、罐、豆、盂、奁，出现较多托盏。多为木胎，薄木条圈砯胎为主要制法。出现银做里器具，且数量不少，在碗口沿常以银为扣。漆色以黑漆、酱色漆为多，红也不少。髹饰效果分类如下：1表里同色：通体髹黑漆者为多，呈黑色或褐色，器型多花瓣形；鲜有通体髹红漆者；有朱漆托，但底部定髹黑漆。这和朝廷限制有关。《宋史•舆服志》景佑三年（1036）有诏：“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亲朱。”［5］故不见底用朱色。2表里异色：一般是外壁及底部用黑色，里壁用朱色。3漆层异色：多为内红外黑，内层髹朱漆，上罩黑漆，漆色呈黑中泛红。北宋时三种用色都可见，到金及南宋则以一色漆为主，通体髹黑色。宋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实施文治的时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后，为避免武力夺权再次上演，重用文臣，轻用武将。文治的统治环境为思想的迸发提供了良好环境。宋明理学作为时代文化之魂，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与时代精英的精神文化，其意义渗融于当时物质、制度文化中。“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力倡“以仁义礼乐为学”，成为理学前驱。此后，张载的“气论”、程朱的“性理说”、陆王的“心学”都内省式地探究“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即心性问题。”［6］（P7）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心性的关注，对人与自然愉悦亲切和牧歌式宁静的喜爱成为宋朝都市化形态，文人参与造物设计，将他们的创作趣味和风尚喜好运用其中，使得简约宁静的风格成为社会普遍的审美追求。宋人思虑严谨而理性深致，“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历史性地兼容释、道的文化因素，具有深广的思想容量、深邃的思想伟力与精致的思辨性，它继承了原始儒学与两汉经学又越拔于前者，它无可逃避地披着原始道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以及隋唐之佛学的历史尘氛又加以超越。”［7］（P200）形而上的理学探讨形而下化，宋艺术意绪平和而秀雅不俗。“无欲故静”的审美感受在器物中被很好地表现出来。宋代工艺之大成瓷器是这种艺术韵味的集中体现。宋瓷造型简洁、优美、清雅、干净，没有额外的装饰，以造型取胜，卓越而完美的器物形象浑然天成，不露加工，平淡的审美风格成就工艺的最高境界。此时宋瓷的制造对漆器的设计影响极大。宋代漆器的造型和瓷器造型有许多相似之处：花瓣式造型多见，质朴大方，独具韵味；线条流畅，轮廓圆润，富有曲线之美；胎体坚固，漆面光亮如釉色，素面凝重而不失清丽。1991年江苏省江阴市夏港新开河工地宋墓出土的南宋黑漆托盏，木胎，髹黑漆，表里同色。碗内壁刷丝与天目瓷盏兔毫纹相似。不少漆器既近似北宋时期典型的瓷器造型，又兼具漆器轻巧耐用特点，成就了素面漆器的顶峰时期。

三、衰微、转移期

江苏出土素面漆器较多，1960年无锡市元代钱裕墓、1980年11月申港张家店元墓、1988年江阴华士陶家桥元墓、武进市卜弋乡孙家村元墓都有出土。另1985年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1953年上海青浦县元代任氏墓也出土碗、盘等数件。经历了宋代素面漆器的巅峰发展后，元代的素面漆器制作呈衰落趋势。但墓葬出土的漆器绝大多数为素面漆器，可见宋代素面漆器制作余温尚在。元代素面漆器颜色有黑色、红色、褐色。髹朱漆者为多，朱漆又有偏赭红或橙红。宋代广为流行的花瓣形盘、碗到元代基本不见，代之以圆盘、圆碗。器型端庄，风格质朴。多为稳重大方实用之型。朱漆厚，色偏橙红，口沿黑漆，底部黑漆，是此时期的突出要素。南宋统治者在政策上沿袭旧朝，素面漆器的制作也无太多创新。金统治者夺权后力学汉文化，素面漆器继续沿袭北宋风格，变化不大。到元后，素面漆器出土数量减少，和元代独特的社会背景有关。蒙古族尚清、白，大量白色、蓝色的工艺美术品应运而生。伊斯兰文化对蒙古族影响很大，伊斯兰世界的工艺制作以装饰繁缛精美著称，元代的装饰每每趋近繁密，与洗练简约的宋代典范迥然异趣。蒙古帝后对漆器兴趣不高，把漆器同皮货、糟姜、桐油等一并视为“粗重物件”。甚至还有些鄙视。大德四年（1300年）甄选内府所蓄书画时，成宗谕旨，上品以“江南佳木做不油木匣”珍藏，其余“用漆匣收贮”。帝后的冷漠影响了漆器的发展，也影响了素面漆器的发展。元后期，全国漆器中心南移，嘉兴、扬州一带以雕漆、镶嵌等工艺闻名。到明代，雕漆工艺发达，精湛的技法、简练的构图，加上天然漆的光泽，漆器以一种艳丽之美呈现于世。此时素髹工艺颜色增多，丰富的色彩被运用到雕漆工艺中，为雕漆发展提供了条件。清代，描金、剔犀、犀皮、螺细、款彩、镶嵌、百宝嵌、戗金、彩绘等工艺几近登峰造极。漆器逐渐褪去实用功能而增加了观赏价值，素面漆器也渐渐淡出艺术舞台。不仅如此，素髹工艺也延伸到了家具装饰上。明代家具极少髹饰，也没有过多装饰，突出木色纹理，延续了素髹之美，使素面漆器的历史地位也不再独特。因此，无论考古发现或是现世典藏，素面漆器身影都不再多见。

四、由素面漆器艺术特征看其称谓问题

如前所述，素面漆器以无纹、素雅取胜。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历程，从艺术流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特征清晰明白，具体归纳为：其一，通体无纹，无论表里，没有任何纹饰，有绘饰或刻饰的漆器都被排除在外。其二，同面同色。色彩的交替使用可以起到装饰的效果，二色间替的装饰状态一定被排除在素面漆器之外，无论表面还是内壁只用一个颜色髹漆。一般为通体髹黑漆或通体髹红漆，也有产生于魏晋时期的通体髹绿之绿沉漆。其三，表里同色。一般为表里髹黑漆。其四，异色素面。情况有三：1表里同色，但器物足底定为黑色。这和朝廷限制有关。2表里异色，即内红外黑或内黑外红。3漆层异色，即先髹红漆，后罩黑漆，总体呈黑色；或先髹黑漆，后罩红漆，总体呈红色。素面漆器特征虽是清晰明白，但学界对此类特征的漆器称谓却不定性，有不同说法。在《中国漆器全集》中，国内漆器专家称其为“素面漆器”或“素色漆器”。故宫博物院张荣研究员在《古代漆器》中采用“一色漆器”说法。东南大学长北教授著《漆艺》，“一色漆器”“无纹漆器”“素髹漆器”同用。西安生漆涂料研究所张飞龙先生在《中国髹漆工艺与漆器保护》书中专列一节讨论素髹工艺，称其为“素髹漆器”，并言“素髹漆器也称无纹漆器”。许多学者在论文中采用以上各式名称，无一通行定义。虽然说法大同小异，但细看各名称，缺乏准确表述之质。这就给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鉴于此，正名就显得尤为必要。对照以上特征，我们认为：当以“素面漆器”一词来指称此类漆器。“一色漆器”不能涵盖器物特征，有以偏概全之嫌，若用其指称表里异色漆器就不妥。“无纹漆器”虽突出纹饰特征，但无法表现色彩特征。“素色漆器”也有同样弊病，虽能表现色彩特征，但无法突出纹饰特征。相对来说，“素髹漆器”使用频率较高，其所指更为清晰。“素髹”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2］（P137）此为素髹工艺。该工艺依靠生漆的独特性质：漆膜薄，漆色亮，髹涂于器之上，显现光泽幽亮且古朴醇厚之感。素髹之器贵在工艺，故此，似乎用“素髹漆器”指称很恰当。然而，将“素髹漆器”与“素面漆器”相比，“素髹”为工艺，“素面”为效果，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呈现“素面”的审美效果。“素面漆器”一词表达的准确性和特征涵盖的全面性更甚于“素髹漆器”一词，既能充分体现漆器的单色之素和无纹饰之素，更蕴含素髹之后的审美效果：面色素雅，朴质无华。素面漆器是漆艺大观中的一枝奇葩，她以素雅清秀的姿态、简洁优美的风格独立于绚烂漆器中，虽简却不失工艺之精湛，虽素却不少气质之华贵。历代精美的素面漆器记载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和科学技术、材料工艺的不断演进，素面漆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造型艺术体系。这个造型艺术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传承了华夏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中国当代工艺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根基上。因此，我们应当继承好中国的文化传统，让素面漆器之精华在当代社会中闪烁出绚丽的光芒。

作者：何颖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