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学前教育观念分析范文

贾谊认为儿童性格的养成与母亲的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谨慎地选取婚嫁的对象。这种注重母子之间遗传关系的观点影响了我国后世众多思想家。王充就认为人的成长与先天受到的气禀有关，他认为:“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体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3］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我国古代生育观的变化也有着密切关系，自羲皇之世起，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人的生育观经历了物生、感生与性生三个阶段，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古代婚姻制度也从原始的群婚时代走向单偶婚制阶段，社会分工关系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导致了女性在幼儿教育阶段凸显重要作用。

明末大儒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修齐类》中就指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子虽有治家之责，然其势处暂。妇人终日在家，若不知礼，便多操却家政也。人欲齐家，只是齐妻子”［4］康有为也认为:“人道文明之事，借女子之功最多”。［5］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得到重视，与女性在生养哺育方面的责任息息相关。李树军认为:“中国家庭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母、子为基点而形成的三角结构。母亲是家庭三角的感情重心和稳定所系。在子女的教养上，父母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严父慈母的安排”。［6］在这种家庭结构中，父母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分工，可以称为是“父教母育”的模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母亲更多地负责子女道德的培养、情感的陶冶，注重“育”的方面，“养子使作善”的使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为了能够为提前施教做好准备，选择一位贤妻良母就成了古代婚姻中最看重的因素，也成为胎教中首要考虑的因素。第二，贾谊阐发了“慎交感”的胎教观念。这种母子之间的感应思想既与汉初思想家普遍认同的“天人感应”的理念有关，也反映出古人的一种经验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经验哲学，《周易》中就有“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通过这种观天道以通人事的方式，逐渐形成了“天人相感”的思想。在这种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胎儿生长受到母体感应的理念容易被人接受。为了有效的进行保胎、养胎就需要从母亲的角度来实施有效地措施。贾谊在《新书•胎教》中引述青史氏的记载:“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宴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8］王后怀孕七月以后，饮食起居都获得了特殊的照顾，并且进行了专业分工。这种习俗存在一定的蒙昧之处，但是试图通过加强外部管束和诱导促使王后按照礼仪去养胎、保胎是值得肯定的。贾谊还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例子来说明胎教的标准:“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9］刘向也在《列女传•周室三母》中表达了由于注重胎教，从而使得西周开国君主大都是圣君明主的观点。这种注重胎教的“慎交感”理念逐渐发展为“外象而内感”的理论被中医学说所吸收和发展，成为我国古代胎教的理论基石。

一、慎选左右:贾谊的幼教思想

根据汉儒的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幼儿教育就受到了充分重视。首先表现在宫廷教育当中，尤其是太子的启蒙教育。周代设有专门辅导和教谕君主及太子的官员，称为师、傅、保。其中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他们的副职分别是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这类官员统称为师傅、师保或保傅。贾谊在他的论著中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幼教经验。《新书•保傅》一文中记载:“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也。”［10］贾谊认为太子一出生就要受到严格正规的专业教育，并让“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这样太子初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从而达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从贾谊的这种记录中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古代幼儿教育实践中的独特之处。太子的老师周公、召公、太公都是当时著名的贤臣和文化大师。对比西方教育可以发现西人古代的幼儿教师多由教仆(peda-gogue)担任，而教仆多由没有任何学识的奴隶充当。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陈桂生教授就认为:“西方教育偏重于引出作为教育的题中之义，主要诉诸教育对象自身，我国教育偏重于“上所施，下所效”，主要诉诸教育者。

总的来说，外铄论在中国教育观中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国家较为倾向于内发论”。［11］在外铄论的主导下，先民幼儿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学识、品性的养成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即使贫民百姓家庭也会出现“孟母三迁”的故事，思想家们也普遍认同儿童是被塑造的对象。墨子就提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的“素丝说”。尽管孟子也有“扩充善端”的内发论倾向，但是孟子的措施还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孟子•告子下》)，并强调:“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个体的成长诉诸于外在环境的影响。荀子更是强调外在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基于此，荀子非常注重教师的选择，他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教师不但要德高望重，诵说不凌不乱，而且要见解深刻，表达合理。贾谊充分吸收了先秦著名思想家的教育思想，认为殷、周国运长久，暴秦二世而亡与太子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于是他认为:“教得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2］太子成长过程中通过身边品行高尚的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习惯，那样长大以后就不会被恶劣的习俗所改变，从而成为百姓信赖的人。各种保傅官在太子还在襁褓之中时就提前任命，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方面;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方面;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方面。保傅之官因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所以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就都是历史上卓著盛名的贤臣，从而保证太子从小就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成长。贾谊认为西周之所以国运长久，正是因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官进行辅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导之道”，左有太公“辅之善”，右有召公“拂之过”，后有史佚“承之遗忘”，在这些贤相明臣的教育培养之下，因而“虚无失什，而举无过事”，达到思虑和行为均可以避免失误和过错。

保傅之官为宫廷太子的教育人员，其职责是培养君主或太子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品德、知识和才干，但是很多时候只是在正式场合进行劝戒和教育，并不能在太子的衣食住行中都进行教育，这就要求在后宫内挑选适宜的女子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的起居生活等事宜，这就是西周时期的“备三母”制度。据《礼记•内则》记载，西周时期，太子出生之后，就要从后宫妃妾之中挑选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姆，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13］担任世子的子师、慈母、保姆居于“后宫”，分担母后的部分职责，统称为“三母”，与出入宫廷的师、傅、保正相对应。据郑玄解释，“三母”的职责范围分工是这样的:“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姆，安其居处者。”也就是说子师主要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主要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主要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三母”均陪同世子居住在专门的宫室中，承担全部培育世子的生活管理事务，他人无事不往。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宫廷教育出现了明确的专业分工，并影响了后世的宫廷教育。西周时期太子教育的经验也被贾谊吸收，成为他幼儿教育思想的基础。

二、贾谊学前教育思想的经验与不足

现代教育学理论认为: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构成了影响人的发展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在古代教育过程中也早已被人们察觉。贾谊之所以强调婚嫁对象的选取和胎教环境的改善正是考虑到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遗传因素为人的发展奠定了可能，有了这种条件，“生命体成为一个开放的、具有自稳定性能的结构，它能够不断地从外界吸取自己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养料，进行加工改造，使机体能维持生命的存在与成长，为个体发展提供了可能”。［14］强调婚嫁对象的选取已经有了初步的优生学意识，而“慎交感”的理念也被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所证明。养胎期间提供合适的营养和适宜的环境有利于胎儿的机体成长，这些都是贾谊胎教思想的精华之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贾谊过分强调了母亲的身世对儿童成长的作用，而忽视了儿童自身发展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强调婚嫁对象必须选择世代孝悌仁义之家，也反映出两汉时期从贵族世卿世禄到魏晋门阀制度转化过程中门第观念逐渐形成的现状，反映了贾谊学前教育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慎交感”的理论也存在着经验哲学模糊性和直观性的缺陷，而且贾谊把朝代更迭与太子早期教育联系起来，把时代变化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的因素，具有典型的个人英雄史观，没有意识到生产力变化等因素才是社会进步的更直接因素，这些都反映出贾谊胎教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

贾谊关于“慎选左右”的幼教思想注意到了环境因素对个体成长的重要作用。儿童处于世界观形成阶段，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环境教育的因素显得更加重要。正如很多儿童教育专家所指出:幼儿教师掌握着祖国的未来。儿童生长早期正处于情感和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抓住发展的关键期进行合理地施教，能够形成优良的习惯和性格，对儿童成长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儿童成长过程中保育人员的专业分工也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在儿童情感发展的关键期注重道德培养，养成圣贤胚璞，这些都是贾谊幼儿教育思想中值得借鉴的因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贾谊的幼教思想是基于太子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同时过分注重儿童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忽视儿童主动认知和建构知识的能力也会导致形成严密的制度规范从而压抑儿童成长的活力。贾谊的学前教育思想形成于我国教育思想尤其是学前教育思想的初创时期，自然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他系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我国学前教育思想，结合自己的太傅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学前教育理论影响了我国后世的学前教育，从而也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寥若晨星的学前教育家之一。

作者：陈祥龙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