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础教育辍学情况分析范文

1家庭教育不能成为农村学生厌学情况严重的借口

虽然在农村教育中，家庭因素是一个短板，但是，公平基础教育更加重要。从多个调查研究和理论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家长的普遍素质水平与城市家长相比是有差距的，农村家庭的物质条件也远远比不上城市。父母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水平。20世纪末的常识和经验研究（Behrmanetal．，1997;CaseandDeaton，1999）中表明，子女教育和父母教育水平正相关，即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教育水平往往也越高。可是，在这种相关关系中又包含了很多因素，比如遗传性因素以及教育本身的外部效应、个人的选择性婚姻行为（BoulierandRosenzweige，198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BrownandPark，2002;Loken，2010）、父母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的行为（Lietal．，2008）等等。在此文献中也发现，在控制了前面几种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的原因有遗传原因（自然作用）和由于教育本身通过家庭教育引起的外部性作用的结果（抚育作用）。文中也对这两种原因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如上文所说以及其他文献中查阅可知，在仅有较少政策干预的条件下，遗传（自然原因）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抚育作用）在子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公平的教育政策对于儿童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在中国农村上世纪70年代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的基础上，李玉能和齐豪成为在我国首次在控制了自然原因（父母教育的遗传因素）的条件下，尝试分析了我国农村父母教育的抚育作用。自1971年起，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政府颁布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此计划要求五年内农村地区小学教育完全普及，初中和高中教育在有条件的地区得到普及。虽然在1971年以前，农村仅仅有少部分人受到了初中以上的教育，但是在此次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实施之后，农村中受到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入学数由1965年的101万人上升至1977年的1955.6万人，招生数从1965年的4.4万人上升到1977年的666万人。这一政策对于父母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发掘了一个方便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研究中国农村教育的抚育作用。

李云森和齐豪再次对此领域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使用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也就是排除了父母教育的遗传性因素后，发现父亲、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子女接受十年以上教育时，母亲教育对子女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显著水平为10%），但父亲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则显示，教育的抚育作用主要在文化资产较少、时代家庭成分为中农以下的家庭中发挥较大作用。这表明，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不一定就能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教育的抚育作用和家庭的文化资产水平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李云森和齐豪，2011）。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学生家长教育水平虽然是一个短板，但是教育普及政策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等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于是公平的基础教育对于农村显得尤为重要。

2农村基础教育应当与城市基础教育处于平等地位

现在的农村基础教育已经一定程度的城镇化，采取撤乡并镇的策略，撤销原本的乡、村小初学校，在较大一些的镇级单位合并学校录取周边村的学生。这种策略与原来相比显得更加公平，但实际上，仍有很大弊端。而最重大的弊端就在于，城乡教育本质上依旧不公平。对于中国这样引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旧多于城市人口，农村基础教育仍当引起更大的重视。但事实是，在现在这个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局势下，国家教育明显偏重城市。

（1）从培养目标来看，农村基础教育是整个农村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的培养目标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整个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内容，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决定广大农村子女及其家庭的命运。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挡这一进程。而恰恰在农村，上大学成为城市人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愿望，对城市的向往是他们努力地动力之一，那么在农村教育中，我们应当去满足这样的愿望。但是，中考高考这两个指挥棒明确的表现出城市倾向，考试中有强烈的城市气息，农村教育却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这对于农村学生显然是不利的。2003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将农村教育教学列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对于《决定》中方针以及相关已有的教育政策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现了很明显的留农倾向。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这些农村教育政策正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定势思维的体现（《从“二元割裂”走向“一体化”——再论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周晔）。

（2）从政府投入来看，城乡之间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有显著差异。沈百福的研究中显示，我国2001年生均教育经费城镇小学与比农村小学相比高出86%，城镇初中与农村初中相比平均高出93%（生均教育经费是指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同时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相比平均高出71%,城镇初中与农村初中相比平均高出68%（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预算内教育基建费）；与此同时，城镇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高达是农村小学的3.39倍,城镇初中则高达农村初中的3.24倍（预算内教育经费中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在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中，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个部分，其公用部分简称预算内公用经费其多少直接反映了教育经费的紧张程度）。此外，在这明显的城乡差异中，中央财政仅仅承担了不足2%的义务教育经费，省级则承担了11%的经费，而其余将近78%的经费都由乡镇两级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对于乡镇政府显然是一笔极大的支出，很多地区甚至无法承担。

（3）从师资队伍来看，农村师资力量比城市薄弱很多。落后的农村与城市相比，生活水平、工资待遇、硬件条件等显然要差很多，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教师也期望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就造成了农村教师的严重流失和缺少年轻教师等问题。在农村，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公办教师不到50%，大多是乡聘、村聘的。由于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学校建设的投资不均衡，导致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劣，教师待遇差，工资低，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亦农亦教”，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因此现在我国为了教师资源公平，采取了教师流动制度。虽然在目前国内城乡教育差距颇大，令人担忧的情况下，教室流动制度对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有一定的好处，城市和乡村之间教师的双向流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地区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素质低下的情况。可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农村教师的流失率很高，尤其是乡镇教师以及县级高中教师（乡镇教师流失率占其专任教师总数的8.4%，县级高中教师则占4.2%）。现今，“城—乡教师流动”指的是城市教师前往农村学校支教，达一年以上。而乡—城教师流动”则指农村教师前往城市学校进行交流达一年以上，并且最终返回农村学校。其中如若农村教师前往城市学校后没有返回农村进行任教，则称为教师流失。在目前情况下，教学任务、经费、食宿等条件的有限性限制了“乡—城教师流动”的实施。同时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城—乡教师流动”不能很好地施行：首先，很多省区尚且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制度，同时对于这种流动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其次，城市教师作为十分优秀的教育资源，浪费严重。现在城市中优质学校的建设大都以其师资队伍的力量强大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而因师资力量低下出现多种问题的农村学校只能望其项背，城市教师前往农村给予支援的潜力极大。再次，城市教师往往超编，农村教师则结构性不足。基于此，我国当前考察教师流动应该更多地关注“城—乡教师流动”。把“城—乡教师流动率”（即到农村学校支教一年以上的城市教师人数与城市教师总数之比）提高地位，作为教育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它成为检验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资源配置合理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孙彩平，许丽英，2006）

（4）从教育观念来看，农村教育观念陈旧。现在仍旧有很多人认为，农村教育是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的教育，但是事实是，农村基础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应当和城市义务教育处于平等地位，不应当仅仅是面向农村，不应该是为了让农村的孩子留在农村的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学生人生发展的奠基性工程，但是现在的农村教育不考虑农村的实际和农村儿童发展的特点，盲目走应试化的道路，片面追求升学率，过分强调分数，忽视学生的心理状况，甚至有些学校还采取“古老的”体罚政策，把农村基础仅仅看做是升学的工具。而这样的教育观念直接带来的就是枯燥的教学方式和乏味的学生生活，从而引起学生对学校、对学习的厌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教育最大的局限就在于我们社会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差距，教育事业也位列其中。不论城市基础教育还是农村基础教育，两者都是存在于整个国家基础教育体系当中的，国家都应该给予其保障，农村教育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农村和城市的现状是不同的，可是，尽管其经济政策等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作为面向大众并且是农村学生人生奠基的基础教育，我们必须要求农村与城市一体化。而农村与城市一体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国社会多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种结构体制的改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那么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努力减少城镇和乡村小学之间的质量差别。在我国当今现状下，平衡基础教育的发展最有有效地方式应当是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倾斜。也就是说，政府改变过去人、财、物等多种资源都向发达地区和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来让贫困、师资力量薄弱的地区和学校从政府享受到比发达地区更多、至少要一样的资源和优惠政策，从而完成忽视农村教育发展到优先发展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的转变。同时，加大监督力度，使得这些政策更加有力的执行下去，而不是消失在一层又一层官员不完全的执行之中。

作者：杨玉冰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