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孝道思想的体现范文

《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内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却很少提及孝道。通过比较中西方孝道发现，不提并不等于没有。只是二者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孝道;中西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差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鲜有提及的西方社会，孝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比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会有怎样的文化学上的发现?在对比之前，本文先探寻孝道在中国的发源与特质。

一、中国孝道的审美形象

道在时间美学意义上是为“永恒，无限”，也在与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赋予道于孝，是因为道与孝极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则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属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体现。另一方面，孝的动态意义也在于对生命的不断追寻，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辈，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时间轴上对生命本源意义上的探索，也是更为深入的对“我从哪里来”永恒的追寻，在这里，孝道不仅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变幻莫测的哲学意味。儒家对这样永恒的追寻却是现实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灵魂不死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佛家来世幸福的虚无主义，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脉延续，以此来对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追寻。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谐性、积极性、自由性等风格组成。

(一)孝道主体形象是和谐的。和谐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发自内心的爱，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说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成老也”，这里的承既是顺从，取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和谐之意。汉代赵岐虽然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他也认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该体系的崩塌，从而向相反方向去发展，所以无论是孝道的内在情感还是主客体关系，孝道必然是倡导和谐的。

(二)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也可以称之为主动性。“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给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对积极性进行了划定，不但如此，孝道还鼓励人们通过积极的努力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

(三)孝道主体内在体验的自由性。儒家传统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觉自律。孝不是物质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质赡养上的尽全力而为，在精神赡养上的保敬心之诚。孝父母事，唯“色难”，不仅态度上和颜悦色，发自内心更为主要。“尊敬”是孝的内核，它跨越了物质束缚，以达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脱于功利主义，以达到绝对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内核

相对于中国孝文化的源远流长，重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甚至找不到一个完美对应的单词，但不能说西方没有孝这个概念。相比中国孝文化的由来已久，西方在这方面则显得薄弱，西方文明源头有三，古罗马文明，犹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腊文明。它们后来融合发展后构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从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经》入手。很多西方社会中的品德规范，谚语典故也都发源于此。《圣经》有言，基督徒第五条中要求“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圣经》外，对于孝顺或老年的著述几乎是空白，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老年观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学家们注重的是社会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这些致使了西方几乎没有孝道这个概念，但却使社会养老保险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没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视域下思维方式的不同。为了更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采访了美国人大卫，他年逾50，在中国人看来该准备养老或应在家乡的年纪，他却在异国他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妻子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们来照看的。隔段时间回国和家人团聚，隔段时间再来到国外来，他的本身和他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在美国，我们也尊重、尊敬、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年长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从他们，在美国，当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他们仍然孝敬、尊重、关心他们的父母，但不是有义务服从他们，年长的父母不控制他们，成年孩子自己做他们自已的决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体区别体现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根植于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卖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但西方不仅没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没有传说故事因孝而广为流传，更没有二十四孝。谚语成语方面中国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但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中国的孝道文化分两层，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社会。中国的孝道主要表现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则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遵从父母就被视为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里说子女在规劝父母时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态度也要毕恭毕敬，不能流露出气愤的情绪，不能冒犯他们，也不要过分抱怨。孝在中国古代不仅有家庭意义，更有对社会和谐上的维护。是家天下时代的主流规约，更是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西方，他们的社会意义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对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绝对的顺从。他们强调彼此人格独立，并且多表现在宗教领域。生产、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异形。在中国，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承担，类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却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养老。

在中国，子女奉养老人，养老的形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为人子女最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国家，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老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完成。如美国法律规定父母抚养子女是必须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因而，英美社会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在中国家庭中，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通常甘愿为子女牺牲所有，付出相当大的体力与精力，为子女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并为此深感欣慰与自豪。这种做法与西方教育子女的观点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西方社会主张个性自由与独立发展，即使是父子关系，也不因此给孩子过多的照顾。中国家长有些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为孩子包办的事情很多。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不够，除了个人原因外，这与民族习惯、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到赡养父母时，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中国人一般恋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怕子女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则相反，他们不用为了事业考虑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虑。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这样有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爱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的人会搬好几次家。继承方面，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是由子女继承的，这几乎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是约定俗成的，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来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中国人将繁衍后代与孝顺相结合，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现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依然存在。这是民族心理的一脉相承。

西方却并没有这种民族心理与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他们，可以为了自由事业等等而放弃结婚，甚至选择丁克家庭。这就是当“断子绝孙”被翻译成恶毒的诅咒在他们的文化视域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会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自然倡导群体本位。中国自来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体本位的体现，历来也是在中国各个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体利益为重，牺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迁。而西方文明发源于海洋文明，地处多山，不适合农业生产，使他们早早发展了商业与海洋业，西方土地面积匮乏，使他们很早放眼于四海，这是他们强调重商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说西方没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现不同和对孝的内涵认知不同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一种文化流传。尽管《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记载，但孝文化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化流传，也没有得到社会群体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视家庭，他们的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是非常注重家人间的团聚和节日精髓的，这和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实则不同。

经过上述比较，可见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国的“孝”文化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西方的养老制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全球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独生子女日后将可能面临更重的负担，建立健全养老保险体系是现代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中西方孝文化势必会在彼此影响中不断发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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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璐；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