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居建筑装饰风格探讨范文

《长春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

摘要:

象征寓意与装饰风格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并行共生的两条个性主线，世代居所主人与建筑巧匠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劳作，生成与自然生态相通相契的居所审美指向。本文围绕天人合一、宗法礼制、生命崇拜几方面对我国民居建筑的象征寓意进行细节分析。同时，从院落、屋顶、梁柱、宅门、隔扇、窗、墙面、建筑彩画等侧面，对民居建筑风格样式的装饰化呈现做以阐释。

关键词:

装饰纹样;木雕;彩绘

人类赖以栖身的宜居建筑，大到建国城郭，小至起居坊里，皆有一定范围、规模的物理与心理空间界定。初始的民居建筑，是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差异，以避风、挡雨、御寒、防预野兽袭击等为目的而建造的相对独立、封闭的私人生存空间。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们就地取材，因各地物产资源、人文形致与宗法习俗建造居所。伴随时间的推进与人文发展的进程，民居面貌多样呈现。作为东方建筑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幅员南北的中国民居，从西北窑洞到东北宅院，从中原四合院到南部土楼、围屋……其中所包含的象征寓意与装饰风格各有其独特观瞻。

1民居建筑的象征寓意

中国传统民居通常集成村落布列，跌宕错落、间隔相傍地有序进深掩映于林木花草间，与自然有机结合，形成层次有致的建筑格局与和谐共生的整体氛围。这种因地制宜的分割与移用，与各地的宗教、文化、风俗有着内在的关联，安于自然而富于变化的土木建构形式，各具其象征寓意。

1．1天人合一

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中国文化自古就有自然与人圆融一体之道，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这种朴素的自然观念追求整体协调，淡化个体意识，人们以之阐释生命现象，探察生存与居住环境，求得与自然相吻合的契机。《黄帝宅经》写有:“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学界专家概括为一是保土，珍视、合理地使用土地资源;二是理水，建宅与水系相合;三是植树，保有水土，惠及生态;四是节能，建宅“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善用自然资源［1］。体现在民居建筑中，即以村落为整体，每户居民的建筑样式、布局都与群体相协调，与自然环境相匹配。以水文地理为家宅建树的蓝本，尊重生态规律，实现个体(家庭)与整体(村落)的趋同———生存环境和谐舒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正是“天人合一”哲学精神的至高境界。中国建筑自古有“风水”一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风水作为一门朴素的环境学说，对民居的选址、朝向、布局及建筑空间安排等有着直接的约定和要求，其间蕴含统一和谐的自然规律与“天人合一”的物我观念。早在汉代，华北地区汉族民居的四合院面貌就已成熟，其对阴阳、八卦、五行的运用，体现了人与自然规律的合一之妙。四合院有着汉文化统一布局的向心意向，四面建房、中间院落，形成严谨的，相对封闭式格局;以中线为轴的大屋顶对称式房屋，分二进、三进和东西跨院等多种形制。标准的二进四合院院门为栏板式如意门，门道内的天花板有团鹤彩画，影壁为麒麟砖雕方心，全院花窗、屋门有木雕裙板，后院为佛堂。北京四合院一般坐北朝南，基本形式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周围有高墙，不设窗户，开一个门，一般辟于宅院东南角。如图1所示。山西灵石县王家大院的矩形院墙内，以“王”字形的纵横街巷将居住空间分隔成88个住户院落，具有高度的规整性，且给各户留有极大的灵活建设空间，具有长期的建筑设想［2］。这一构思起源于隋朝建筑师宇文恺对隋朝大兴城的设计，称为“模数制”规划，充分体现了自然空间与人的主观构想之间的和谐互动。徽州(今黄山市)歙县棠樾村有当地规模最大的清代建筑群，108间房屋象征北斗星，36天井象征36天星，与72地煞星合为108北斗众星，均按八卦方位布局，建筑装饰木雕多以八仙、日月神、蟠桃会、求仙拜寿等为题材，寓意避凶就吉以及宅主人对神仙佳境的向往。皖南民居房屋正门忌对烟囱，瓦檐排水需排入天井，取其“财不外流”风水之意。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客家民居的圈楼、方楼、八卦堡、围龙式、府第式(前半池塘、后半围龙屋)等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太极、八卦图示也与民居建筑关系密切，广东民居山墙头建造讲究五行的运用，而“五行”的选择由风水先生们视环境而定。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是一种利用自然资源的穴居式拱形建筑，利用西北地区绵厚的土层、高板结度的土质，就地取材，依地势而建，坚固耐用、冬暖夏凉。窑洞形制大体可分靠崖式、下沉式和砌筑式三类。靠崖式的门窗与崖面平齐，数洞相连或上下多层，崖外加盖房屋，成靠崖院落，洞内砌砖围、石拱，以提高建筑牢度;建于平坦地段的下沉式窑洞窑顶平整，相背分明，洞口砌以石、木，院内设照壁，装饰简练;砌筑式是一种掩土的拱形房屋，以土胚砌成基墙，拱圈窑顶而成，这种窑洞能够自身独立，可为单层，也可建成为楼。砌筑式窑洞的代表是拥有三层几十孔砖木窑面的百年姜耀祖宅院落，依18米高的崖璧而建，两条隧道连通前后宅院及内外环境，有很强的私密性与防御功用，人居与自然融为一体。

1．2宗法礼制

中国古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成员为居住中心，对偶居住在四围，居所列成若干组，结构趋同;至父系氏族社会，随着一夫一妻家庭制度的形成，建筑亦出现了个体单元式的家庭格局。中国宗法伦理于家庭中，讲究的是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之礼。体现在民居布局则为正室居中，两侧厢房对称，一般正屋面积最大，建筑基座、台阶数最多，屋顶式样、室内装饰也为一院之最。传统家庭中结发妻子居于正室，妾居偏房，父母作为家庭的尊位，其居室排在处于中轴线的正室，子辈居于左右厢房。厅堂是一户重要的处所，礼仪性极强，住宅内的弄堂过道，专供妇女和仆人通行，以免干扰厅堂的安宁。以墙围合出家庭院落，加强了同宗的核心力，兼有“家和万事兴”宗法伦理观［3］。宗法等级为儒家礼制的核心，对建筑开间、装饰、用色有严格限定。黄色琉璃瓦、龙凤题材的和玺彩画为宫廷建筑专属，不得使用在民居。宗祠社庙由祖宗祭拜与自然崇拜而来，引申延展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君报国思想。民居一般为三开间，位阶高的可建五开间家宅，体现“君惠臣忠”的礼制，挂皇帝特许牌匾，门前立旗杆一对。传统民居通常以亲缘为纽带，同族的村落、坞寨平面展开，若干单体建筑组成庭院，其间布局有序、对应有别，和睦多样的个体家庭强化了组群的构成布局。村中可建忠、孝、节、义牌坊。除却儒家文化、伦理道德和风水观念的影响作用，东北民居建筑中亦有着地域风俗与宗教信仰的渗透，依照满族民居传统观念的“以西为尊，以南为大”，建房时需以西厢房为先，再建东厢房，长辈居西屋。屋内的西炕(也称佛爷炕)是敬祭祖神的圣洁之所，外人不得触碰，以避大不敬。

1．3生命、吉祥崇拜

生命崇拜的表达在华夏文明发展中有多种方式。鱼、蛙纹为母系社会女阴崇拜的图腾，父系氏族社会的男根崇拜物为鸟、龙与蛇纹，其后衍生出指征东南西北四象的苍龙、白虎、玄武、朱雀，龙凤则发展成为帝、后及宫廷建筑的重要标志。道家主张的阴柔之美源于对女阴的虔敬，儒家推崇的阳刚之美，则源于男根崇拜。许多民族民居建筑、装饰中的石榴、葫芦、百子等题材，均来自生殖崇拜文化的影响。如布朗族、拉祜族、阿昌族寨中竖立的高大木桩，即是原始自然、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也是祭祀社神的地方;贵州苗族建筑的方形住房象征男性，而储存粮食的圆仓代表女性，粮仓高度不能超过住房，凸显男性的地位。基于家宅平安、家境殷实的美好愿望，宅院中的吉祥寓意无处不在———文房四宝、福字布局(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的富紫楼，平面为一富字)、福(蝙蝠)禄(鹿)寿(仙桃、仙鹤)三星、连(莲)年有余(鱼)、平(宝瓶)安如意等［4］。

2民居建筑的装饰风格

我国民居丰富的建筑细部装饰，体现在材料、题材、色彩、雕刻、彩画等形式多样的艺术处理上，效果异彩纷呈。北京四合院、山西平遥、安徽宏村、苏州同里、云南大理、广东堡寨土楼等一系列民居当中，室内的天花、藻井、隔断以及室外的外檐、门、窗、护栏等木构件中的浮雕、透雕，雕刻装饰都极为精美，格心中满雕花鸟、龙凤、纹样、民俗故事等，呈现了各地域民居建筑的个性化特征。

2．1院落空间

我国民居以单体建筑组合成复杂院落为主，追求自然、建筑、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强调空间美。云南大理喜洲镇的白族民居布局多样，典型的有一正两耳、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两层主房两侧挂有两间平房，三栋相互垂直的两层楼房和一面照壁形成一个院落，院门开在照壁旁边，四栋两层楼房围合成一个中心大天井，两栋楼房之间的交接处又围成一个小天井，并附一个阁楼，合计为五个天井。白族民居房屋面向院心方向以木质材料构成门窗，代替墙面功能，以木雕、彩画装饰。木制雕花门窗技艺考究，题材有人物、禽鸟、走兽、花卉等;院门材料使用木料、大理石、青砖建造，具有对称的和谐之美;门楼为殿阁式造型，串角飞檐、青砖飞檐具木结构建筑样式，雕工精致，彩绘华丽，装饰绘以卷草、龙凤、蝙蝠等多种动植物纹样，色彩丰富，造型自然;院内天井修有花台，绿色植物与各色花卉盎然其中［5］。徽州民居以两层楼房、三合院或四合院天井式砖木院落居多，大门旁设有照壁，房屋举架较高，开窗偏小，院落较为封闭。上下均设木隔断门窗，二层通廊环绕，廊外侧以木栏杆装饰。楼下正中为门厅，内外墙采轻薄的木质隔断，门窗、隔扇有实用与装饰功用。东北地区的满族建筑多见萨满文化的宗教意味，其宅院一般为方形，早期“立木为栅”将房屋包围起来，宅院东南方竖立有神杆，满族人称之为索罗杆，是满族宗教的圣物。

2．2宅门、隔扇与隔窗

门是宅户的出入口，牢固为要，同时它的用料、做工、装饰与色彩彰显了房主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与审美品位。牌坊是门的另一种延伸，代表了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思想。牌坊保留了门柱和顶檐的特征，檐、柱细部造型华美，具中间透空，体量高大、气魄宏伟，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徽州民居的砖雕门楼，端朴持重、素雅文秀，与砖雕、石雕并称为“徽州三雕”的木雕门窗、隔扇与栏杆雕工精致，饰形优美，游走于巧妙大气的布局结构当中。由于徽州民居建筑的举架较高，其单元隔扇的比例会相应的细窄而高挑。隔扇上半部的格心，由木条围隔成各种几何图案，有直棂、板棂、斜方格、万字流水纹、回字纹、品字纹、蜂窝纹、冰裂纹等，少数以镂空人物、花卉雕刻，古时在格心上粘贴纱、绢、纸等，用以通风采光、阻隔蚊蝇。隔扇中间为腰板，腰板以下为裙板，腰板和裙板的雕刻手法以浮雕为主，题材有山水、花鸟、动物(马、鹿、鱼等)、历史故事、寓言故事等，刻工精致，生动自然［6］。隔窗与隔扇相对照，因安置的位置不同，功能也有所差异。两扇横向开启的木窗、固定的飞罩与窗栏板构成花窗，窗栏板由遮羞窗的装饰外框演变而来，分上窄下宽的两组，各栏板间雕刻内容相对独立而连贯，雕刻精美的窗栏板是徽式花窗的特色。飞罩有装饰和固定纱窗之用，以木枋、条、板拼成，雕有方格纹、回纹、井字纹、锦纹、藤纹以及人物、花卉、凤鸟等镂空图案，有轻盈通透的效果。此外，在建筑高处的白墙上，还有一处四五十厘米见方，具有通风、防盗作用的小窗，兼有“暗室生财”的风水寓意。小窗轮廓可为叶形、扇形、长方形、圆形等，雕有花草纹样与多种图形，含有吉祥寓意以及落叶归根、出门见善的谐音隐意。

2．3屋顶以及梁、柱、斗拱的结构与装饰

建筑的屋顶瓦面可形成优美的弧线，起伏的波纹线律动、集聚，延伸到上翘的檐角。屋檐下部的立面墙内收较大，形成厚重的阴影，强化了空间的纵深感，山墙外部的坡檐与高出屋面的马头墙强调了顶部的节奏韵律。梁、斗拱、柱是建筑结构的主要承重部件，若干立柱撑起整间房屋的负重，梁、檩、椽则架设出屋顶，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交叠向上;多层斗拱将房檐伸展开来，与其上的雕饰与室内外的房梁、椽枋、椽头等多处雕刻、彩绘交相呼应。其描绘题材则以兽、鸟、花、草、云、几何装饰纹样等为主，施以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雕刻手法，再配以鼓形、瓶形、四边形、八角形等雕有花鸟禽兽的柱底造型，遮阳、采光的功用之外，提升了建筑的装饰性与审美价值，交织成独有的中国木结构之美。

2．4墙面装饰与建筑彩画

中式民居多采用建材的固有本色———以栗色木柱划分白色墙面，和谐素雅。墙面镶嵌砖雕与石刻花线，墙头线形交错，与分割的饰有诗书画境的墙面相呼应。云南大理白族民居的照壁极富特色，依木建筑格局兴建的照壁，地方风情的山水、花鸟、动物(龙、虎等)、福寿、吉祥画面生动鲜活，或有家族祖训、格言古语镌刻其上，尽显主人心性意趣。江南民居马头墙黑白色的搭配灵巧而淡雅，衬托小桥流水，实用与美观功用并存，同时，墙垛高低又可权作主人身份地位的考量。用于建筑装饰的彩画分为天花彩画、枋梁彩画、斗拱椽头彩画、藻井彩画几个方面。天花彩画的方法较多，活天花需先画在活动木板上，再组装;软天花则画在纸上，再托裱于天花板;还有直接画在天花板上的死天花，这对画者的绘画功底及现场把控力要求较高。枋梁彩画一般是在室内的枋梁两端画上题材丰富的彩绘图案，亦可于枋梁的中间部分彩绘动物、植物图案或以退晕画法画上青绿渐变的单一色彩。拱、椽头彩画多以沥粉贴金或青绿渐变的晕色方法，再施以墨线勾勒。藻井彩画是在斗拱、枋梁的结合部以适形纹样形成“藻井”，题材、技法与天花彩、枋梁、斗拱、椽头彩画相同，如图2所示。中国建筑彩画纹样及图案的使用等级严明，王公贵族的华丽重彩渲染与平民布衣的简朴素雅单一，各地域各民族建筑有其独特的形色风貌。在传统民居多样面貌的形成过程中，物力的限制、各地的民俗遗风以及心意期许不一而足，与自然生态同生共在的审美指向却是相通的。世代的居所主人与建筑巧匠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劳作，连同天人合一的心理诉求，将和美顺遂的象征寓意注入多彩纷呈的装饰风格之中，化作擎起华夏世代居所的梁椽抵柱。

参考文献:

［1］沈福熙．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张钦楠．中国古代建筑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4］刘原年，罗艳霞．传统民居建筑与人类社会［J］．山西建筑，2008(8):22－23．

［5］张佐，陈云峰．云南明清民居建筑［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

［6］鲁芳．图说十大民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田国林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