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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探析范文

时间:2022-09-08 11:26:33

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探析

《保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

工资福利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然综观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现实相关问题,而关于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专题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方面,缺乏对这一阶段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关注,特别是福利制度研究尤为缺乏。此外,资料搜集整理、区域性及比较研究等方面亦存在不足,需要积极转换视角、加强学科之间融合、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以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关键词:

工资福利;工资福利制度;新中国初期;制度改革

新中国初期历经数次工资制度调整与改革,其中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新工资制度许多合理方面逐渐被否定,初建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度遭到冲击与破坏。“”结束后,国家以改革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目标着手工资领域的改革探索。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分别对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今工资福利问题亦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综观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建设,虽一度中断,但又有一脉相承性。本文即对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不足,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有所裨益。

一、工资福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资福利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两次全国性工资改革,1985年国家又对工资制度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改革。有关工资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以来这两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至1978年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初具雏形,其中工资福利制度即是这一时期改革重要内容,围绕这一改革实践,相关研究活动也颇为繁荣。首先,一批苏联译著陆续翻译出版。这一时期,很多国家机构和科研院所都设有编译部门进行有组织的编译工作。例如,中央燃料工业部编译室译《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谢利越斯托夫著,燃料工业出版社,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译《苏联国民经济工资计划》(布列也夫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3年);铁道部翻译处译《修建工程的工资组织》(米金著,人民铁道出版社,1953年);化学工业设计院翻译科译《化学工业的技术定额、劳动组织和工资组织》(波戈斯金著,重工业出版社,1956年)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所译论著有以下特点:

1.翻译活动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化学工业设计院等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高等院校很多都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科室进行与工作相关的翻译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成立了俄文翻译室编译了一系列苏联关于工资的著作,如《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群众生产工作》(马基连科、戈列金著,工人出版社,1950年),《工资问题》(苏联工会工作者手册,工人出版社,1953年),《苏联工会群众生产与工资工作教程》(瓦•维•库良普科讲授,工人出版社,1954年),《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其形式》等。

2.翻译内容涉及领域颇广

这主要包括对苏联工资制度概况、工资法规、工资理论常识以及邮电、建筑、化工各行业中诸多与工资工作相关问题的介绍。如《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其形式》一书介绍了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其任务之一即“阐明目前苏联工业中工人、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资形式与制度”[1]前言。《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一书则以介绍苏联电力工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与劳动工资制度为主[2]前言。

3.翻译活动直接服务于现实工资改革实践

首先,新中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诸多改革都以苏联为模本,其中工资福利制度改革总体上亦是效仿了苏联模式,这从以上译著即可窥见一斑。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译著翻译于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期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批译著为当时我国各部门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参考与指导作用,如《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中所言:“新民主义的工资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需要虚心地学习苏联关于工资工作的先进经验与研究我国燃料工业的具体条件,才能逐渐做好我国燃料工业的工资工作。”“凡从事企业管理、技术工作、工资工作以及工会工作的同志们,都需要认真学习与仔细研究这一门新的学问”[2]前言。通过这些译著亦可略窥当时工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

其次,随着国内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有关改革理论与现实问题探讨、工作经验总结的论著不断涌现。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资部编、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目前各地工资调整的情况及其主要经验》(1951年),《加强工会工资工作》(1955年),《群众工资工作》(1955年),《工会工资工作经验》(1957年);中南工资改革委员会总办公室编《怎样作工资工作》(中南工人出版社,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城工部编《当前劳动工资问题》;国家统计局刊印的内部研究统计资料《关于全国工业职工工资问题》(1956年6月25日印发),《职工工资改革后的市场动态》(1956年9月6日印发)等。此外,“”期间也有一些探讨工资问题的论著,不再一一列举。这批论著主要集中在我国工资制度改革与调整最为频繁的20世纪50年代,多为单位组织编著。从论著内容上来看,既有法令法规等资料汇编,又有工资相关问题理论研究;既有部门工作经验总结,又有改革中现实问题探讨。如《当前劳动工资问题》指出:“将全区一年来有关工资工作方面的指示、言论及部分基层单位的经验和总结,综合汇集,以供各个企业及有关领导机关和全体的工资工作者的参考、研究,以推进和提高全区的劳动工资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材料的选择大体包括三类,一是关于劳动工资计划的,一是关于计件工资的,再一类是关于奖励制度的,因为这都是目前厂矿迫切需要加强与推行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汇编这个小册子的主要意义。”[3]编者的话又如《加强工会工资工作》将1954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会工资工作会议主要文件汇编成书,供工会各级组织和工会工资工作干部工作和学习参考[4]编者的话,其内容主要为长春、沈阳、绥化、北京等地工矿企业工资工作经验总结。这批论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许多部门工资改革开展与实施的情况,是研究那一时期工资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者,一些与工资制度改革相关的调查报告及学术论文陆续发表,但其关注焦点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赞成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如胡绳《从供给制说起》(《学术月刊》1958年第11期)、许刚《关于改行部分工资制和部分供给制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8年第12期)等一批文章高度赞扬供给制,在肯定供给制具有优越性的前提下,主张可以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但最终要取消工资制与按劳分配;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如凡兵《关于供给制的意义和按劳分配问题———与何畏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59年第3期)、何培《不是倒退而是前进》(《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7日第7版)等,其中何培在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一文中即肯定废除供给制的正确性,认为供给制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争论主要反映了“”时期,初建的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所受到的冲击,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此外,除以上对供给制的论争,也有少量关于工资制度评论及部门工作经验总结类文章,如刘毅《评“工业企业工资的理论与实践”》(《劳动》1956年第1期)、地方国营泸州市印刷厂《我们厂是怎样进行工资改革的》(《劳动》1956年第9期)、余实《怎样搜集与整理劳动工资综合统计资料》(《统计工作》1958年第5期)等。进入六七十年代,受“”的影响,各项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二)1978年至今工资福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工资制度改革,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国企改革,相关研究也随之复兴。

第一,西方工资福利制度研究兴起。与新中国初期不同,这一时期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前苏联,而是关注整个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资福利制度的介绍与比较研究。例如,刘有锦、劳保忠等编《外国工资概况》(劳动出版社,1982年);张仲福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宋详瑞编《各国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袁守启著《中国与外国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等。这类研究论著颇多,不过论及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的极少,只散见于部分序言或章节中。如宋详瑞一书有“中国工资制度”一章,其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资制度、工资管理体制、职工福利事业的历史沿革以及工资制度主要原则、定级与晋级基本依据等内容。又如袁守启一书中国部分“中国工资制度”一章涉及了工资制度发展历史,其余所论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工资制度问题。

第二,一些工资福利文件资料汇编出版。例如:冶金工业部劳动工资司编、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工资福利文件选编》,前三册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工资福利工作的主要文件,每册一个专题,分别为工资奖励部分、劳保福利部分、工资标准部分,先后于1980年、1981年在其系统内部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均按专题立卷,设有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①,收集整理了包括劳动关系、劳动力就业与组织管理、劳动保护、职工工资、职工保险与福利等方面文件资料。又如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一书有人数统计、职工工资、劳保福利、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等几部分,其中“人数”一章有职工人数、城镇个体劳工者人数等统计资料,“职工工资”一章有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两节,“劳保福利”一章有劳保福利费用、离休退休退职职工人数、职工福利设施等内容。不过本书虽收录了部分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资料,但仍以改革开放后统计资料为主体。此外,另有大量改革开放后现行工资福利法规文件选编,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以经济学视角探讨工资福利理论及相关现实问题的论著大量涌现。工资福利是经济学领域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关其理论及各类专题研究成果颇多。例如,悦光昭《劳动工资改革问题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年);解书森、陈冰著《中国工资改革研究》(重庆出版社,1989年);杨时旺主编《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高启杰《福利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军《中国的工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其中如杨时旺一书分别介绍了工资制度与按劳分配规律;劳动差别和工资差别;计量劳动的社会尺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与地区因素;超额劳动与奖金;劳动报酬同企业经营成果相结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资水平;我国工资改革的迫切性;对我国工资制度模式的探讨等内容。此外,许多硕、博学位论文也以现行工资福利制度为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如林原《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姗姗《中国工资调整指数研究》(辽宁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宋晓舒《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工资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第四,有关工资福利制度史的研究论著陆续出版发行。关于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史研究笔者从以下两方面简要论述:

(1)侧重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变迁研究

此类论著主要以新中国工资分配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或以时间为线索,或以某一特定群体、工资问题为对象按专题展开,从不同视角梳理了新中国以来我国历次工资改革与调整的历史脉络。如《新中国工资史稿》一书以时间为序,分别介绍了解放前我国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建立;“”时期的工资工作;调整时期的工资工作;十年动乱期间的工资工作;改革开放后工资发展及全面改革等[5]。《三十五年职工工资发展概述》则以专题展开,分别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变化;职工工资制度的沿革;职工升级制度的演变;奖励、计件工资制的起伏发展;津贴制度的起伏发展等[6]。此外,又如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徐颂陶、刘嘉林等编著《中国工资制度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陈少平主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变革》(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等。

(2)有关工资福利制度史专题研究

此类专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侧重供给制研究。例如,曹尔阶《关于低工资供给制分配方式和总需求膨胀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罗平汉《供给制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邓智旺《供给制实施始末》(《党史纵横》2004年第12期);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相对大多学者在供给制向等级工资制转变问题上完全持肯定态度不同,杨奎松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注意坚持在其内部实行尽可能平等的分配体制,受当时环境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战争期间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并未能把这种相对而言可以体现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坚持下去,而逐渐转向了以森严的等级制为标志的职务等级工资分配制度。此外,侯桂红《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以河北省为例》一文虽以新中国初期专区专署制度为研究对象,但其中也论及专区干部的薪酬、工资与福利问题,如包括:包干供给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专区干部的工资薪酬与福利保障,以及制度的弊端等[7]。而方夕旺一文以新中国初期上海市党政人员为个案,分别从供给制实施始末、上海市的推行情况、供给制党政干部构成及其生活状况、供给制优点与不足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供给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8]。

其二,侧重新公私合营企业改造研究。例如,张忠民《20世纪50年代上海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陶丽《建国初期上海私营企业年奖制度改革研究1949—1955年》(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郭竹静《建国初期上海申新纺织企业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其中,陶丽一文以1949—1955年上海私营工商企业年奖制度改革为研究主题,着重阐述了年奖制度改革实施过程中酝酿试行、积极推进至最后改革完成三个阶段的递进和嬗变,并对各个阶段政策变化、具体实施重点、难点及相应推进措施,以及改革的实际成效、经验和启示作了梳理与归纳。郭竹静一文通过个案研究一窥上海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貌。其中第二章“一五时期”申新企业改革与改进中论及生产技术改革、工时改革以及工资改革;第四章阐述了合营以后,申新企业发生的改变,包括生产水平的提高、工人福利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工资改革、合营后的进一步改造等内容。又如张忠民一文以1956年上海新合营企业推行的工资改革为主题,论述了改革中领导组织形式,工资水平与工资增长指标,新工资等级、变相工资、计件工资、保留工资诸问题。

其三,侧重新中国分配制度及福利制度研究。关于新中国初期分配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时期分配制度问题上。例如:邓智旺《初期分配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彪《分配制度的形成———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吴志军《一九五八年:变动中的分配制度———以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辛逸《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此外,武力、温锐《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分析》一文将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历程划分为1949—1978年、1978—2006年两个阶段,分别论述其特点,从而提出:新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到通过革命手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过程[9]。又如,李金莲《新中国成立后的育婴福利政策与乳妇命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马连禄《人民解放军福利工作的历史回顾》(《军事历史》1992年第2期)以某一群体为切入点探讨了新中国初期的福利问题。此外,另有一些如教师、公务员等某一社会群体研究中很多亦会涉及工资福利相关问题。例如:徐彬《1956年一级教授评定之研究》论述了1956年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与工资改革时代背景下一级教授评定的标准、实施、构成分析,及评定过程中出现的人事纠纷等问题[10]。李燕《上海市公务人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察1930—1956年》一文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公务人员一系列工资制度或政策入手,在考察不同阶段物价水平的基础上,揭示这一时期上海市公务人员生活状况及其变化情况[11]。

二、综观目前工资福利制度的研究

虽取得诸多成果,但更多关注的是当今现实问题,而关于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资福利制度的专题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个方面,缺乏对这一阶段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关注。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工资福利研究有如下不足:

(一)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整体关注不足

目前新中国工资福利研究,多为经济学领域所研究之对象,更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相关现实问题,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整体关注不够,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仍待加强。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多部工资分配制度变迁论著,但侧重整体脉络梳理,所论内容十分简略,且新中国初期工资制度部分只是作为其中的章节予以介绍,篇幅有限。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变革》第一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工资制度;第二编介绍奖励制度、津贴补贴制度和地区工资类别制度;第三编介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军队转业人员等几类人员的工资处理办法。虽论及新中国初期工资制度改革,但其内容更多是对相关法规文件的梳理。又如《中国工资制度改革》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工资分配制度的探讨。此外,专题研究方面亦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个方面。这与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所应有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综观新中国初期历次工资制度改革与调整可以归结为一个自上而下推行由“多元”逐步趋向“统一”的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工资制度改革的特征。改革涉及工业、农林、商贸、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可谓纵横交错,所面临的局面极为复杂。在工资改革过程中,面对如何革除旧中国混乱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改革解放区沿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以及如何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挥工资经济杠杆与激励作用,并兼顾效率与公平,实施劳资两利的工资制度,避免平均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国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为当今我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又如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的影响下,这种初建的分配制度原则受到冲击,并一度遭到破坏。而此次改革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发展的转折期,在新中国工资制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意义。然以往研究对此关注极少,其改革的动因、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的实施、改革效果与经验、改革后职工生活状况、保留工资等遗留问题的处理,以及初建的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又如何受到冲击等问题都有待学界关注与探究。

(二)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史学研究的缺失

综观新中国福利制度研究,多为经济学、社会学领域探讨现实福利保障问题的论著。除前文所述,另有许多学位论文聚焦于此,如陈昱阳《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经济供养与福利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焦亚波《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的上海养老机构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万国威《社会福利转型下的福利多元建构:兴文县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丁学娜《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定位———基于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视角的研究》(南京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相比之下,史学领域对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的专题研究极少,相关研究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一个方面论及。例如,《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以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女性社会保障制度等专题展开,其中第8章论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变迁与评估,介绍了福利制度的沿革、传统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评估、福利制度改革及其评估等内容,其中也论及新中国初期福利问题[12]。《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介绍了“计划体制下”与“改革中”不同时期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优抚保障制度等情况,其中第6章“计划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简述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政福利及职工福利的一些情况[13]。又如《中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书其中第二编第6章“计划经济时期军人保障制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军人生活保障及军人优抚和退役安置等问题[14]。但总体而言所论新中国福利制度大多较简略,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研究的缺失,究其原因,其一与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起步较晚有关①;其二新中国初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与其基本生活紧密相连的工资问题,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建设仍处在摸索阶段;其三工资与福利密切相关,特别是新中国初期各项制度初创阶段,工资改革与调整的内容颇广,往往亦包含了社会福利部分。但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建设是中国福利制度史上重要一环,这一时期国家为改善民众生活做了大量社会福利保障工作,颁布了诸多有关福利制度政策法规,这些都为今后福利制度建设打下了基础。因此,只有理清这一时期福利制度,才能完整表述中国现代福利制度的发展脉络,亦能为当今深化福利制度改革有所借鉴。

(三)资料搜集整理滞后

历史研究贵在资料的占有,有了丰富、翔实、系统的史料,才可能开展相应研究。然而当前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明显不足。一是历史档案方面开发利用不高,且地方性的档案整理远远不够。1978年后,虽然相关工资福利文件资料汇编陆续整理印行或出版,但主要是现实指导性工资福利法律法规性资料,而涉及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档案整理出版乏善可陈,与史学研究所需存在很大差距,诸如《工资福利文件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成规模成系统的档案整理工作还极少,虽然有部分档案馆在期刊、网站等刊发少量的相关馆藏档案,但却显得极其零散和不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档案开发整理而言主要针对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而地方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率极为有限。如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党政机关如工业、农业、商业等宝贵档案文献,仅河北省人事厅工资福利处、劳动局工资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科室1949至1958年间档案200余卷,包括各市县、专区及部门在历次工资改革调整中工作简报、法规草案、相关信函、统计资料、工作总结等,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初期河北省历次工资改革变迁历程。又如商业厅主管下的中国畜产公司河北省公司(1949—1956年)、河北省百货公司(1950—1966年)、河北省纺织品公司(1950—1967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医药公司(1951—1957年)等新中国初期近20家公司档案卷宗也保存诸多职工工资待遇及福利相关资料。此外,河北省所属县市档案馆也有部分工资福利档案资料。这批宝贵的档案史料都有待学界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二是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亟待展开。口述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是档案史料的有益补充。近年来越来越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积极投入于此,做了大量口述访谈和整理工作,并取得了众多成果。就当代社会口述史研究对象而言,涉及颇广,包括、抗美援朝、根治海河运动、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但遗憾的是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领域的口述史成果极少。此外,工资福利制度建设本就是国家、地方与民众间的多方互动,改革方案的制定、推行及新制度的确立无不是国家、地方、民众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彼此协调,直至统一的过程。而口述史能更好地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审视民众在国家制度推行中的心态与所处地位,以及其对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反作用,将口述史与档案等文字史料相结合方能真实全面地展现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全貌及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地方与民众三方互动关系。

(四)区域性与比较研究不足

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建设总体而言是一个由旧中国混乱状态逐步实现系统统一的过程,两次全国工资改革,其中第一次按大区先后推行,期间对供给制也进行了调整,实行大包干、小包干,最终取消供给制,全部实行薪金制,之后1956年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推行第二次工资改革,建立了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虽然历次工资改革调整在各地实施中所遇问题多种多样,但整体制度建设与推行基本一致,故此又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通过一省一地工资福利制度的分析,以点带面,映射全局,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制度建设的梗概。然而,目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教师、店员等特殊群体工资福利问题,而地域性工资福利改革研究极少。比如河北省地处京畿之地,在国家各项制度的推行建设中,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其改革中各项措施的推行、所遇困境与应对、所取得经验与教训等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此外,对比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较为常用方法之一,事物自身特质也总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参照对比中才能得以显示出来。新中国初期国家历次工资改革在各地区推行中存在较强共通性,但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不同行业群体之间如工资标准、工资增长指标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只有通过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阶层之间横向比较以及同一群体阶层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才能真实反映出制度变迁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从而反观制度本身,得出更全面的认识及客观的结论。

(五)研究方法单一,学科交叉研究不足

历史学的发展既源于内在的动力,又得益于学科之间的借鉴。工资福利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密切关联,综合各方面考虑,才能真实勾勒出这一制度酝酿、推行、建立的全过程。特别是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的研究尤应注意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一是工资福利问题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新中国初期仅短短数年内历经数次全国范围的制度改革与调整,所涉范围之广,所用时间之短,可谓一场改革风暴,而制度推行中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亦尤为明显。故此,如社会学理论的借鉴,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格外必要。然以往研究多从或历史学,或经济学单一视角出发,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极少,这就造成新中国工资制度史研究中缺乏理论深度,多侧重脉络梳理的弊端,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如国家上层如何将这一制度一步步推行并不断予以调整从而最终确立,而民众对国家制度的推行又有怎样的回应及其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等问题,都缺乏深入探讨。故此,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工资福利制度的运行机制、发展演进进程、制度基础及模式选择以新的视角进行剖析和透视,才能多层面揭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资福利制度建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推动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研究走向深入,需要着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资料建设,特别是采用高校与地方档案馆合作等多种方式,形成省、市、县多位一体的开发体系,若能将这批不涉密的档案成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必将推动当代工资福利制度史研究的深入。与此同时加强民间文本资料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口述史的抢救,因参与或目睹过新中国初期历史变迁的当事人或记忆衰退或一批批故去,如不加以抢救性搜集,若干年后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恐将无口述史可作。

第二,加强区域工资福利制度改革比较研究,只有通过区域性工资福利制度研究的积累,以点及面,才能带动这一时期工资福利制度整体研究的深化。

第三,积极转换视角,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如吸纳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史料的分析解读,既拓展了研究领域,又深化了史学研究。

第四,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互为表里,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改革与当今工资福利制度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别是工资福利制度是当今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议题,也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焦点之一,故此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史学研究应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如改革中国家、地方与民众互动等诸问题的探讨,既可丰富这一时期工资福利制度的史学研究,亦对当今全面深化改革及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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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京辉 单位:保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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