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探讨范文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

中日战争是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因而艰难异常，险象丛生。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3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1］此后的一段时期，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12月15日，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②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③。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12月18日，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④当时，陶德曼的调停正在继续，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日，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⑤12月27日，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优柔而非英明”。⑥会上，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⑦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⑧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①1938年1月2日，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1938年1月16日，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17日，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11月20日，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城下之盟”。由于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二、广州、武汉沦陷，出逃，龙云计划附逆

1938年10月12日，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迅速控制邻近地区。自此，中国南方自海外获得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27日，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南京沦陷之后形成的中国行政、军事中枢被迫再次转移。武汉会战期间，虽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但其求和、妥协之心依然如故。南京沦陷时，他向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此时，则背着，暗中联络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广东张发奎等人，谋划组织第三势力，取蒋自代，与日本谋和。武汉失守之后，对抗战更加没有信心，认为“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3］他派亲信与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谈，决定联合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四省反蒋势力，成立以为首的“新政府”。中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和分道扬镳，力主抗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存有期待。武汉会战期间，曾指望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他甚至企望“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⑤为此，他在撤出武汉后，迅速于11月4日召见英国大使卡尔，长谈4小时，次日，再谈1小时余。谈话中，为卡尔剖析日本侵占广州，其主要目的在于“打击英国”，“完全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要求英国切实援助中国，并和美国一起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任凭说得口干舌燥，卡尔或推托美政府不愿参加，或仅表示“彼个人对华尚有深切之同情”。

国际援助无望，加强了主和派与日本妥协的决心。12月9日、16日，两次在重庆与辩论。汪力主“和平”，而则力言：“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5］，见说服无望，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企图经越南河内，转赴香港，与日本谋和。日本原来态度顽硬。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骄横狂妄地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放软调子，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甜蜜的语言提出“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企图诱引抗战阵营中的动摇分子。立即发表《艳电》，拥护近卫声明，要求把握“不可再失之机”，则逐条揭露近卫的“三原则”，号召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国策，“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6］傀儡组织三出逃河内，路经云南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两次长谈交底，龙云不仅支持等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在军统谋刺未成后，龙云不仅派人慰问，而且出款资助。此后，龙云一面敷衍重庆国民政府，一面则潜通日本和，联络西南反蒋势力，待机发动政变，改变抗战国策。⑥龙云成为与山西阎锡山同时存在于抗战阵营内部的待爆弹。这样，重庆国民政府就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反侧的艰危局面。幸赖重庆国民政府和，掌控、得宜处理，的出逃未能引发出更大、更多的连锁反应，龙云、阎锡山等也未敢公然叛变，一直保留在抗战阵营内部。

三、日军进占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重庆，美、英、苏准备撤侨

1944年4月，日军调集当时在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内，日军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和140多个城市。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其间，最为艰危的是11月间的桂柳会战。当时，日军攻入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广西。为了保卫桂林，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不幸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他本来设想，日军会到此为止，但日军并不停步。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

12月2日，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这就使省会贵阳受到威胁，重庆因之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向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答称，对此问题绝未考虑。［7］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于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他已征得美英联合参谋团同意，拟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不过，由于天气不良，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的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在日记中慨叹：“情势至此，前途等于绝望，苦痛悲惨，未有如此之甚者。”①的计划是，如日军继续进攻，则放弃贵阳，固守乌江，等待来自东、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队集中，再图反攻，其日记称：“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策略既定，自感“精神倍觉奋发”。这时，的意志出奇地坚定。12月4日，魏德迈再次向询问政府迁离重庆的准备情况，答称：“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愿与蒋共患难，但他不以蒋的死守重庆为然，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仍然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②当日，他核定《贵州作战大纲》，数次与奉命到贵阳指挥的何应钦，自河南来援的汤恩伯等将领通话，反复叮咛，虽“自觉琐碎，但总使此心之安，而不致前方偶有疏失耳”！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那样镇定。12月4日，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十分意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民族之浮躁，不顾联盟利害及其对我战局之影响如何，思之沉痛，益感交友之难也。”他立即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撤销此举。继美国使馆之后，英国驻重庆使馆也准备下令撤侨，苏联使馆则准备与英国使馆一致行动。这使更为痛心，日记云：“呜呼！所谓盟邦，所谓友军者，其推波助澜，不惟对我失败与困迫之时不稍加协助，凡不急要之举于彼无害者，而亦不愿疑为顾及，任令我民心更为动摇，社会更现恐慌也。”又云：“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苏两使馆联系，中国政府负责保证其安全，两国使馆表示暂不撤退。③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基地，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实行远距离进攻，千里奔波，消耗过度，至进入贵州，兵力不足，已成强弩之末。独山沦陷后，中国军队迅速反击，日军决定后撤。6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北面的八寨。当日夜，收复三合。8日，收复独山，日军退出贵州。中国军队继续追击。13日，克复广西南丹。

14日，日军反扑，双方在广西车河一线对峙，战局遂趋于稳定。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意味着侵略势力攻入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抗战的又一个艰危时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如果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必然垮。［8］12月9日，在《反省录》（《日记》1944年）中写道：“八年以来抗战艰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觉有危险。即使敌寇深入贵阳，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势恐慌之影响。”

作者：杨天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