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营电影工业发展论文范文

一、1993年到2001年:破冰与发展期

(一)破冰和起步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明确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为备受批评的市场经济正了名，给包括民营影视产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且要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992年，中国电影经济持续大滑坡的警报再次传来，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元亿下降至19．9亿元;全年放映场次比1991年减少460余万场;全年观众人次比1991年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130亿人次。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拍摄《的故事》和《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全年利润仅39万元，不及一个大电影院的全年利润。［3］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启动电影改革，并出台了相应的改革电影行业的重要文件。1992年12月下旬，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公布了“中央三号文件”，名为《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核心精神是给企业放权，除了每年的影片生产指标和影片审查权不变之外，电影局决定全面放权，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为“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3年1月5日，这份文件正式下发，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从此，中影公司只保留“国外影片进口”的独家权利，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可以自行处理国内外的发行销售事宜，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发行垄断。各省市纷纷成立电影股份集团公司，将电影企业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股份制”，由原来的“事业型、福利型”转变为“产业型、经营型”。各制片厂均加强发行部门的职能，主动到全国各省市发行公司推销其生产影片。原有的“出售拷贝”制度被打破，可以采取发行或收入分成等方式进行影片交易。这个文件打破了中影公司统购包销的发行模式，电影市场形成多个主体，竞争初步产生。当年的热门影片如《狮王争霸》、《霸王别姬》等均采取利润分成方式发行，使出品公司大幅度增加其发行利润。由此，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开始真正打破了由中影公司垄断式的发行体制，选择了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政策颁布之后，小型的民营影视企业慢慢开始步入电影市场，如当今中国电影市场如日中天的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便是在此阶段(1994年)成立的。另一方面，此时国家政策却依然没有放开民营影视公司的独立制作。如1995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这说明民营影视公司的独立制作在政策上还未得到认可。于是，资本和政策开始了新一轮博弈。虽然当时市场环境并不成熟，但是民营影视资本已经开始了对于电影行业经济利益的追逐。同时，失去了计划经济支持的电影制片厂也希望找到弥补拍摄资金缺口的方式。当时，在市场经济逐渐起步，体制改革已在试水，但是影片生产许可权仍然以指标的形式掌握在电影制片厂手中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中渐趋活跃的民营资本和国营电影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宜的合作形式:民营资本投资，国营电影制片厂出租厂标。1996年尚处于电影行业之外的张伟平投资拍摄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影片字幕厂标为“广西电影制片厂”。1993年成立的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拍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挂牌的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挚爱情缘》则由“深圳影业公司”①摄制。类似的电影行业外民营资金投入电影制作而不署名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发展和调整就在民营影视企业在“有钱拍片，无权署名”的尴尬挣扎阶段之时，政策又一次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1996年3月23日，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提出推进影视一体化，拓宽电影资金渠道的四项政策，“鼓励部门和企业投资拍片”，为民营影视企业投身电影行业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尽管并没有给予身份，但对于民营电影企业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实际引导意义的放开。因政策逐渐松动，民营电影企业纷纷成立，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重量级民营电影企业。1996年，北大华亿影视文化责任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等。其中真正经得住各种考验的民营企业，后来通过并购、重组或融资发展壮大，均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流砥柱之力量。同时，厂标之路也变成了联合投资。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凭资金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中，但大部分企业并不具有电影企业的身份，其资金投入只是一种单纯的盈利行为。同时由于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资本本身并没有将电影认定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民营资金对于电影行业的投入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民营电影力量处于一种半地下、半合法、半介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海水中，政策尚未对其验明正身;火焰中，资本的欲望在迅速膨胀。其中，1997年对于民营影视公司的发展尤为关键:当年，《甲方乙方》问世，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出品方是在1997年新成立的紫禁城影业。同年，《有话好好说》也由新成立的民营公司华亿发行，两片的口碑与市场均收效颇佳。因此，1997年被称为民营电影的“试水年”。［4］虽然在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电影改革继续深化，政策也有所松动，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和制作环境变得越发严峻，政策环境尚未建立，市场对民营企业进行了一次淘洗，企业也在这次淘洗中进行了一次自身实力与市场的对焦。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颁布之前。前面提到，1992年开始，关于中国电影经济情况持续滑坡的警报频传。1994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每年引入十部好莱坞大片，暂时性地缓解了票房下跌这一状况。但实际上国产电影产量和票房的下跌并没有得到抑制，形势反而更为严峻。“1996年和1997年被称为国产电影市场‘低谷期’……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产量开始明显减少，1997年为88部，票房更降至14亿元，观影人次降为15亿人次。”［5］1999年7月30日，《文汇电影时报》以《电影市场情况严峻上半年票房下降》为题，披露了电影市场整体性的下滑，全国票房总体下滑50%，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被淘汰。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企业自身也在这种优胜劣汰的市场和行业环境中重新调试。有一些离开了电影主业，“金盆洗手，改弦更张”;略有实力的公司则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并企图站稳脚跟，与电影产业环境多次对焦，逐渐找到自身的发展途径和方向。1997年、1998年曾成功协助发行《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外交风云录》、《半生缘》等影片的北京建基影视公司，在1999年连赔了三部影片《共和主席———刘少奇》、《不能没有你》、《给您道喜了》，随后其运行难以为继。发行公司如此，制片公司亦经受大浪淘沙，很多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片公司”。在这场淘汰赛中最终留在赛场上的是一些凝聚了实力与市场能力的电影制作公司，如世纪英雄、北大华亿、金英马、新画面、华谊兄弟等等。在这次市场淘汰、民企对焦中，不论是被淘汰的还是留下来的，采取的制片融资方式多是以独家投资为主，这也是促使民营企业在这场浪潮中分化的原因之一。而在下个阶段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民营企业则采取了共同投资的方式来分担风险扩大融资。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给民营影视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机遇。如现今成为国产电影市场民营发行企业“领头羊”的博纳公司就抓住了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先后成功运作了《我的兄弟姐妹》、《天脉传奇》、《和你在一起》等优秀影片。同时，华谊公司则制作发行了《荆轲刺秦王》、《鬼子来了》、《我的1919》、《一声叹息》、《没完没了》、《大腕》(与中影合作)、《天地英雄》、《寻枪》等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这些影片在美学和商业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为这些影视公司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本。

二、2001年(加入WTO)以来:高速增长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WTO协议的签订，是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转折点。相比于电视和其他文化媒体，电影在中国是一个被允许进行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运作的行业。早在1994年，好莱坞大片便以分账的形式引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电影消费市场的格局。中国加入WTO，更为中国民营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02年出品的第一部中国式大片《英雄》就同时瞄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面对外来压力，中国政府此时积极推进电影的产业化改造，在促使国营电影企业改组(六大电影集团成立)的同时，放宽了对国内民营电影企业的限制。其后一系列利好改革措施的颁布，既是为了完成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亦是面对不景气的电影业所作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含国外资本性质的产品和企业进入大陆市场，那么，隶属本国经济体制内的中国民营影视企业则更应获得政策鼓励与支持。相比好莱坞国际资本，它们具有民族资本的性质。2001年，电影市场化改革正式进行。在同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行业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中，取消了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得设立影视制作机构的条款。同年8月，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2001年12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联合公布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为院线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在WTO协议签署不到一个月的12月12日，国务院又通过了《电影管理条例》(第342号令)，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国营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从事电影摄制业务。这些都为民营影视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规保证和政策支持。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明确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格局中，电影产业即是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代表产业。2003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民营影视公司终于获得了与国营企业相同的市场主体身份。这一年，政府出台了16项政策，①逐渐放开电影业的准入门槛。其中，在《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接连颁布了四项重要的规范性文件:《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20号文件)和《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从内容审查、中外合拍、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影院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民营影视公司获得了与国营制片厂一样的身份，以完全主体资格进入电影产业，中国民营电影的产业主体属性开始真正表现出来。延续上一年的积极改革之势，2004年，国家共出台了21项政策性文件，②如《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鼓励电影系统外国有、非国有资本(外资除外)合资或独资拍摄影片，发行销售国产影片，加入院线或独资组建院线，改造电影院。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43号文件)，首次允许外资涉足中国内地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领域，确定了境外资本在中国电影领域的合法地位。经过这一年的影视变局，中国电影业实现了从“事业”到“产业”之变。2005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发展策略，即对于资金和企业基本按照“社会—民营—港澳—境外”，“制作—放映—发行”的顺序逐渐开放电影行业准入。［6］10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出来，并指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行业整合和重组的调整期，逐渐走向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7］6在以院线制、影视集团股份制改革、准入门槛降低等措施为代表的外部政策助推和产业内部成长的双重作用下，电影行业的产业化改造对中国电影格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影响。由民营影视企业引领的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中国电影的电影产量、票房、观影人次、影院和银幕数等逐年递增。民营电影企业也获得了高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制作的主力军，其规模已经可与国有企业相抗衡，在制片、发行、放映等环节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彰显出来。世纪英雄、华谊、保利博纳、横店、万达等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多主体投资带来了国产电影的多样化发展，改变了国营企业独霸国产电影生产的单一格局。诚如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饶曙光所说:“期待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期待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运作和发展。中国民营电影产业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

(一)民营制片成长为制片主力2001年之后，民营企业制片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飞速发展，再成为市场主力的演进过程，而这一过程与政策的扶持紧密相关。1993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电影改革逐渐展开。2002年前后，中国大陆已经拥有40多家制片厂、30余个电影发行放映公司、35条电影院线、近30万电影从业人员，国产电影产量达100部左右。但是，中国电影产业，尤其是制片业尚显薄弱，产量、质量堪忧，电影生产投资规模严重不足。［9］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颁布，它规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社会资金，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申领《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后，就可获得电影制片的“准入证”。同时，外资也可以参股境内电影制片公司。在政策的引导下，世纪英雄电影投资公司、东方神龙影业公司、北大华亿影视文化公司、西影股份公司等一批民营制片投资公司纷纷涌现，形成国产影片良性竞争的局面。［10］《英雄》、《大腕》、《手机》、《十面埋伏》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都贴上了民营制作的标签。2002年，政府主管部门推出各种政策与规定，以应对好莱坞的威胁和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2001年12月2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例》。这一条例明显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国营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从事电影摄制业务。2002年末，《英雄》强势上映，其制作及宣发等环节全面实行了产业化的运作，如在制作环节采用明星导演和类型化制作，在发行环节增加宣传，在放映环节采取多厅影院同时放映等方式，开始了由民营影视企业引领的电影市场化的新阶段，也开启了国产大片的时代。2002年，共有五家民营公司或其他非制片单位办理了58部影片的《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中国出品的100部电影中，社会单位制作已经达到32部。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三个文件，在新的《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为电影制片业的开放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将制片环节向社会特别是向国内开放;鼓励民营影视企业的独立和联合制片;放宽中外合拍影片的条件;调整电影审批方式;审查权限有限下放等。［11］5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经历短短两年的探索期，便取得巨大的成绩。2003年，民营资本投资了96部电影，占全年140部国产电影出品量的68．5%;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更有近80%由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2004年，政策环境更加明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先后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民营企业由此开始全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而借《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之风，外来资本(包括我国的港台资本和海外资本)在2004年大量进入中国电影制作领域。在良好的政策背景下，电影市场形成国营和民营机构并存、多种资本互补、产品类型丰富的电影生产格局。在2004年生产的212部故事片中，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生产的影片已经占据80%以上。在政策的允许下，民营企业积极谋求与我国港台资本和国有制片的合作。一方面，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简称“CEPA”)为契机，两岸三地民营资本紧密合作，生产了大量合拍片;另一方面，民营影视企业也与国营影视企业合作制片，且对国有影视企业的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2005年，全国各种民营影视公司已达200多家，在数量上已占据绝对多数，民营公司参与的影片也在票房上支撑起半壁江山。2006年，共有270多家电影制作机构参与电影投资和制作。其中，社会和民营机构占75%。［6］72008年，新型制片主体几乎为民营影视公司。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国产片票房占57．34亿，华谊兄弟、博纳影业、星美传媒、光线传媒以及小马奔腾等五家民营电影公司这一年的票房总和便超过了30亿。而对比2002年与2011年国有电影企业和民营电影企业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明显看到民营制片力量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飞速发展，其所占份额从2002年的5．44%上升至2011年的67．38%，成为制片业的主力。截至2013年底，与国有集团出品或参与出品的影片共约70部、产出51亿以上票房相比，民营集团参与出品的影片有近240部，其中以民营集团第一出品方的影片207部，共产出票房超过102亿。［13］在当年32部票房过亿影片中，29部由民营公司主导出品。①民营创作龙头的力量不断壮大。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制片环节占据主体地位的是以华谊兄弟、保利博纳、光线影业、乐视影业等为代表的大型民营影视企业;小马奔腾、橙天娱乐、万达影视、银都机构等中小规模的民营影视企业也积极探索不同的发展途径;更多依托新形势激流勇进的新兴民营公司也纷纷涌现，比如安乐(北京)电影、华视影视、和力辰光、新丽传媒等。但不足的是，当下民营制片主体过于分散，在数量占据优势之时，大部分民营制片主体仍缺乏持续生产能力。这些社会/民营企业在外部政策/市场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走向新一轮的改革与整合。特别是原来那些行业外的具有国营、民营多种所有制形式组合的大型媒介企业，也加快了产业合并的步伐，通过资本运作、品牌资源实现企业的并购和重组，形成了远超过大多原来国营企业的民营影业集团，［11］9如华谊兄弟、保利博纳、万达等形成了兼具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格局。

(二)民营发行企业获得发展空间发行放映业是最早开始改革的部门。如前所述，在中国电影市场举步维艰之时，1993《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见》及其《实施细则(意见征求稿)》的出台，改变了原计划经济中电影“统购统销”的模式，打破了中影公司作为全国唯一国产故事片发行渠道的垄断地位。此后，中国电影发行经历了1994年的引入进口大片并确立分账发行新模式，到1996年民营企业以“发行”参与电影发行，再到2001年加入WTO并将引进片的数额提升至20部的发展过程。200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2002年，电影院线制改革开始，民营电影发行得到长足发展。这一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向北京博纳公司颁发《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博纳成为首家民营电影发行公司。2002年发行成绩突出的10部国产影片，除《天下无双》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发行以外，其余9部都由民营公司发行。在当年全国9亿的电影票房中，4家民营发行和发行的影片票房超过4亿。这年，在民营发行公司的强势进攻下，国营电影发行机构几乎溃不成军。2003年10月，原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进一步放开发行业:“鼓励国有、非国有影视文化单位成立专营国产影片发行公司。”同年6月，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视文化传播公司等7家民营企业结束发行的局面，正式拿到发行执照，打破了国有企业控制国产电影发行的传统格局，促成了资本多元化的国产电影发行市场逐步形成。2003年，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有近80%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的，其中，博纳公司成为发行主力，而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发行张艺谋的《英雄》，更创造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收入2．5亿元。2000年到2003年，民营电影发行公司壮大并走向成熟，民营资本的发行主体地位基本确立。2004年10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联合下发的《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规定:“鼓励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设立专营国产影片发行公司。”同年，拥有国产影片全国发行权的国有制片单位31家，民营发行公司已达到10家，拥有发行放映院线经营权的电影院线公司达35家。在2005年，随着CEPA政策的颁布，香港电影发行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电影发行市场。至2007年，发行市场上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港资已成三足鼎立之势。据统计，这一年，在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电影发行公司中，除中影及中影参股的合资公司中影华纳横店(简称“中华横”)外，其他8家均为内地民营和香港发行公司，其中，民营公司出现了爆发式发展，只保利博纳一家发行的影片就占据了5部。而有香港背景的发行公司开始成为内地电影发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香港安乐发行公司在2006—2007年度异军突起，发行数量与所占票房都居前列。［14］截至2008年底，香港安乐发行公司、香港银都、香港骄阳和具有港资背景的上海思远发行的国产影片都有不错成绩。2012年2月，“中美电影新政”的签署也对中国电影发行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协议:中国将在原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不超过18%升至25%;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行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营公司独大的局面。新政为中国电影发行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也进一步开放进口分账大片中的民营企业发行权等。当下，在灵活的政策扶持下，国产影片的发行主体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经历了优胜劣汰，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中，以华谊兄弟、保利博纳、光线、乐视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占据较大的发行市场份额，面临着较大生存压力的中小发行公司则多探索不同层次与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发行，比如安乐影片、电广传媒、福建恒业等。而2012年底，五大发行方与院线方的分账之争暴露出发行环节的脆弱。与高速发展的制片和放映两端相比，作为“中腰”的发行环节的发展赶不上整个产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竞争壁垒、无序排片、哄抢档期等。这些都亟待政策进一步助推，促进发行环节与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探索多种发行方式，开掘数字发行和院线发行之外更多的新兴发行渠道。

(三)民营力量向放映端进军院线制改革自2002年开始，相关政策与文件的出台吸引了诸多民间资本投资影院建设的热情，使中国的民营电影放映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早在2001年12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联合发出《印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提出“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2002年6月1日，院线制开始运作。全国35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总计影院1019座、银幕1834块，跨省院线14条。同时，北京、上海等8省(市)完成了2条院线的组建工作，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2003年11月21日，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影院线公司机制改革的意见》，鼓励院线公司扩大规模，加强院线公司整合;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影视文化单位以参股、控股形式投资现有电影院线公司或单独组建电影院线公司。这一年颁布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则允许境外资本在内地以合资、合作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香港、澳门资本还可以独资建设影院。2004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又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系统内外国有、民营资本参股、控股或者独资组建院线，影院可自主选择院线合作。在政策放开下，2003年，中信文化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2004年，院线制初步完成，全国已建成院线36条;2005年，全国院线经过频频并购和重组，到年底，总计影院约1300座，银幕约3000块。［15］58到2006年，民营院线的成绩开始真正凸显，这一年，由万达公司控股的民营院线万达院线刚成立一年(2005年2月成立)，就一跃跻身全国票房收入前5名的院线行列，票房收入达到1．51亿元，年增长率为75．7%。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使文化建设得到全社会的关注。随着产业化政策的逐步到位，如广州金逸、时代金典、广东大地、浙江横店等民营公司以及UME、百老汇、CGV等为代表的港资、外资等影院投资管理公司推动了院线的迅猛发展，改变了院线公司主要由电影系统内国有电影公司组建的状况。2008年，院线整合和影院改造的步伐加快，个别院线出现调整与变局，比如中影星美和海南蓝海整合，广东珠江重组为广州金逸珠江，大地数字院线脱离了中影南方新干线独立运作等。［16］之后，每年的银幕增长数都在550块以上，远超前几年银幕增长的数量。2009年12月，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对影院安装2K和1．3K数字放映设备补贴的通知》，推动了影院的数字化建设。2010年，代表电影美学更新换代的3D电影《阿凡达》在中国的热映，更加快了影院建设和数字化、3D化的步伐。几乎与此同时，酝酿多时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9号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10年，全国增加了1533块银幕，是前几年的两三倍。而2011年，全国增加了3030块银幕，是2010年的两倍。［15］5此后，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①我国影院数字化、3D化、巨幕影厅的建设以领先全球的速度发展。到2012年底，全国银幕数从2002年的1845块增加到13118块，其中2K数字银幕超过1．2万块，主流院线影院基本全面实现数字化放映。②截至2013年底，全国又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每天新增14块银幕;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净增场次近820万场，同比增长39．7%。③中国院线制从2002年建立至今，从计划经济下的“统购包销”的发行放映模式中解放出来，渡过了2002—2004年始建时的适应期，2005—2008年的动荡合并重组期后，近年来进入品牌整合模式，［17］目前，放映端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发展最为稳健与迅速的环节。同时，很多已经投入到电影制片、发行的民营企业，看到终端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后，也加大了投资影院的力度，如保利博纳发行公司开始投资兴建影院;华谊影视集团在开拓制片业和发行业后，也依靠制片商的优势进入影院建设领域。［18］总的来说，近年发展迅猛的民营院线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凭借强势资本走在行业前端，比如依托地产发展的万达院线④等;另一类是诸多立足二三线中小城市走差异化路线的民营电影院线，如大地院线、广州金逸珠江院线、浙江横店院线等，这两类民营院线都从国家的相关政策中获利不少。当下，民营与海外资本参与影院改造、建设的热情持续升温，现代化多厅影院不断增长，数字影院建设不断加快，都为中国电影市场容量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然而，在蓬勃的新建影院数据背后，上座率却在近年递减(2013年仅为15%)。同时，院线的两极分化严重，院线整合之势已成必然，在这轮重新整合和洗牌的院线变革中，民营院线将在政策的支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近来的发展:新资本时代

民营影视公司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对资本的需求扩大，因此，它们不断寻找着拓宽资本的渠道，或策划上市，或通过各种股权交易的方式筹集资金。政府也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宏观的经济和文化策略层面为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松绑。上市融资是民营电影企业新资本时代的开始。2008年10月12日颁布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中规定:通过公司制改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鼓励文化企业进入创业板融资。2008年7月，橙天娱乐通过收购香港电影公司嘉禾近90%的股份，间接成为内地第一家娱乐业上市公司。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在此背景下，华谊兄弟10月在国内创业板成功上市，标志着中国民营影视企业走进新资本时代，而有着敏锐嗅觉的资本市场开始关注影视产业。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和行业外资本、企业的深度融合，对非公有制电影企业在投资核准、财税政策、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国有电影企业同等待遇。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鼓励金融资本进入电影市场，为民营影视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为电影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风险投资、私募资本等机构开始从资本层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是新时期第一次专门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央会议，经过多年电影市场化改革，电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得到了确认。2011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使电影准入门槛空前降低，大量业外资本进入电影产业。此外，2012年“十二五”规划提出“文化倍增计划”，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策，都强调文化体制创新，引导资本市场更加关注电影行业，拓展民营电影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促进电影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国企资本、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海外资本、境外资本等资本的混合已经成为国内电影投资的基本形式。

政策的扶持及与生俱来的市场身份，让民营影视企业拥有先天的融资优势，具备实力的民营影视公司纷纷上市:2010年，博纳影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电影企业;2010年，浙江华策作为首家以影视剧为核心业务的影视公司上市;2011年起，陆续有光线传媒、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马娱乐控股有限公司、万达旗下AMC影院、智美集团、长城影视等上市，中国电影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时代。此外，当下计划上市的公司中，既有大量民营影视公司，如新丽传媒、万达电影院线、千乘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逸影视传媒等;也包括国营电影企业，如中影集团、上影集团等。这说明随着电影市场的开放，民营和国营电影制片厂都开始注重资本市场，但就实践来说，更具灵敏市场性的民营企业更快一步取得了上市的先机，赢得了资本的信任。通过上市，民营影视企业发展不再受资金瓶颈的局限，总资产和利润有大幅度的提升，市场控制力和资源配置力增强，可以大规模融资并购，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媒介渠道，进而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品牌品质和公司整体实力，应对国内外市场竞争。即如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所说:“上市融资使我们拥有更充沛的资金、人才和资源储备，从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不管从政策环境还是市场环境来看，中国的民营电影企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新资本时代，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民营企业重组和集中的产业改革。从上市融资到跨国经营和全产业链布局，民营电影企业在资本、运作方式和市场上逐渐融入世界电影产业的大链条当中。尽管这个过程刚开始，其规模及效益都并未彰显，但是中国电影产业优化的路径，已经在政策和制度的扶持下渐趋清晰。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商业智慧、资本支持，更需要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但是，能否确切地以2009年华谊兄弟在国内的上市作为民营电影企业甚或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标志呢?由于历史距离太近，置身诸多纷繁电影现象之中，我们暂时还不能形成明确的定论。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再回望时，2009年民营企业上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或许便能在迷雾散尽后显现。

四、结语

从以上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政策与中国民营电影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者一为顶层设计，一为随着顶层设计而自身运作的资本和文化产业形态。本论文的研究，即意在揭示政策的顶层设计对民营电影企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回顾民营影视企业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即是其在政策引导下由小做大并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不可分割的主力军的过程。今日，政策给予民营电影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民营电影企业也调整自身，在政策允许的安全范围内谋取发展。实际上，民营电影企业与国家政策之间，并非是被动的亦步亦趋的关系，两者更有内在的博弈与权衡;资本运作与顶层设计之间，亦有积极的共谋与对话。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民营电影企业，它既受到政策的引导与限制，又主动扬长避短，在政策提供的舞台上翩跹起舞。因此，就相应的措施来说，一方面，作为政府，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政策扶持，完善市场机制。尽管近年来，政策不断开放，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我国电影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有关方面仍需继续采取措施，宏观调控电影市场。如修改电影审查机制，进一步研究电影分级制度的推广，使民营影视企业的制作更加放开手脚，适当延长民营影视企业减免税的期限等。另一方面，民营影视企业需要把握机遇，随时观察政策动向，把握国家的公共政策和顶层设计，为自己的发展找准定位，以前瞻性的思维进一步发展自身，才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国电影市场继续书写新的篇章。展望未来，民营电影企业的发展将继续改变中国电影工业和文化工业的版图，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但从整个电影形势来说，从国家政策中获利的不仅是民营企业，国营电影企业也在政策扶持下茁壮成长。当下，国营影视企业也在积极准备上市，近年政策的优待，或将赋予其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随着整个电影市场份额的扩大，当下民营企业主导电影市场的现状，可能会变成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的局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随着国家整体的不断向好发展，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

作者：陈犀禾鲜佳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