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城乡叙事的审美价值范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杂志》2015年第十一期

文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人文传统深深影响了本地作家的创作心理结构与审美选择，使江苏作家群在创作上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文化共性。尽管江苏从地域层面上划分有苏南与苏北之别，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吴越文化与楚汉文化的分歧和差异，江苏作家群在审美取向上表现出细腻温婉的江南士风与粗犷质朴的苏北民风的迥异，但是民间本位的创作立场、凡俗人生中的人性剖析与诗意文化传统的自觉承袭都使江苏作家群呈现出相似的文学气质。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的小说创作，试图从创作视角、叙事结构与地域文化层面来发掘江苏作家在城乡叙事中共同的文学表征以及区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审美独特性。城市与乡村在文学中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更承载着独特的地域风情与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随着城乡社会结构的现实变化，作家对城乡主题的关注自然折射了不同的审美意识与文化心态。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在进行城乡叙事时，叙事视角的独特与城乡互望结构的建构，再加上多元地域文化的积淀与影响，这些都使江苏小说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学个性。

一、城乡叙事的日常化

日常化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呈现。日常生活，本应是文学植根的土壤，但“五四”以来，启蒙话语与主义话语的限约都使文学一直脱离正常的日常生活空间。新时期以来，随着物质化与实用化的社会观念的发展，吃饭、穿衣、住房、爱情、婚姻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图景，也成为了文学作品普遍的叙事内容，于是日常生活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审美准则。江苏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主要是将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镜像浸润到文学作品中，从对个体日常经验的描绘中发现个体存在的荒诞或意义，从对日常生存图景的描绘与批判中提升个体存在的精神性，从而展现作家对个体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与理性思考。“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的事。”

所以，从江苏作家的作品中读到最多的是对个体生存困境及人生命运的关注，对人性深层内涵的发掘。(1)个体日常生活空间的隐喻透视。在江苏作家的笔下，小巷、商场、酒吧、公交车、KTV、火车、办公室等是城市个体经常穿梭的生活空间，而稻田、集市、蔬菜大棚、河边、船等则是乡村人的生活空间，这些生活空间已不是单一的物理或地理的空间意义，而是满溢着城乡个体平淡琐碎的生活，是城乡普通个体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文化方式的具体体现，具有了更加深刻的隐喻内涵。情感、婚姻、家庭等对于个体而言，人生中最重要的构成就在这些生活空间中频繁地上演悲喜剧，并在庸常的琐碎生活中体现出来———城市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的虚空。诸如《高跟鞋》《戴女士与蓝》《相爱的日子》《猛虎》等作品，作家将描写视域放置在商场、日本与上海、小区、房间等寻常空间中，展现城市人的欲望、迷失、孤寂、仇恨等复杂的精神状态;乡村人的淳朴、善良及面对生活变化的迷茫与期待，诸如《颠倒的时光》《哺乳期的女人》《风月剪》《离歌》等作品，作品在乡村空间中一般选取种菜农民、留守儿童、裁缝等小人物，通过捕捉生活的细微变化来展现乡民的情感世界;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现状及精神世界的迷失，如《家里乱了》《这人，像鸟一样说话》《幸福家园》《准点到达》等作品，作品中没有城乡对立的单一体现，而是通过对城市边缘人群生活的描绘，展现他们在各方面与城市之间的疏离，揭示他们的心理困惑与价值迷乱。(2)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与个体命运关注。在毕飞宇、叶弥、苏童等作家的作品中，、知青是经常被关注的历史，作家并没有将重点放置在对特定历史的评判上，历史只是作为个体生存的背景，作品更凸显出特定时代下人性的幽暗、欲望的膨胀、权力对人的禁锢以及个体无法挣脱的宿命般的生存境遇等。诸如《平原》《玉米》《玉秀》《河岸》《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作品，这些作品中躁动的情欲、人在欲望中的异化与扭曲以及宿命般的命运等成为描述的中心，与凝滞的日常生活纠缠为一体，呈现出历史与现实、想象与虚构相融的日常叙事。日常生活的审美视角的选取，使江苏小说既有对世俗生活中生命诗性的发掘，又有对幽暗人性及存在困境的描绘，更有对世态人情下精神向度诸多可能的思考。这种从一饮一食中把握现实的平稳与常态，从生活细节中承载人文关怀，正是江苏小说的独特体现。不仅如此，城与乡的互相建构也是江苏作家城乡叙事时的另一审美呈现。

二、城乡互望的叙事建构

在城乡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表现出了对这一现实的深切关注。江苏作家在关注城乡主题时，并没有让城乡呈现出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在城与乡的相互审视中表达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主要表现有4点:(1)乡村人城市生活的叙述。它以乡村人为主要纽带，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着重从乡村人入城后的生存困境、人性的变异、精神的惶惑、自我的迷失以及对城市的憧憬等方面进行叙述，范小青、鲁敏、毕飞宇等作家对此进行了充分展现。如《卖胡琴的乡下人》《城市陷阱》《梅花开了》《哥俩好》《字纸》《家里乱了》《唱西皮二簧的一朵》《带蜥蜴的钥匙》等作品，主要从乡村人进城后的视角来展现城乡流动中的城市与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入城后的心理及文化上的不相协调，展现出作家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异的某种隐忧以及对村民、乡村的深层关注及情感上的缅怀。(2)城乡交互的视角，即在同一文本中对城乡或生存主体的直接叙述。如《准点到达》，叙述城市白领王健林坐火车时与2个农民工相遇，从对他们各自的行为与人生态度中展现2种不同的生活境遇，尤其通过对照农民工的生活，揭示了城市人生活的单调与心灵的脆弱，从而对城市主体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反思。《城乡简史》以一“账本”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在城乡穿梭中描绘了现代化过程中城乡间巨大的差距以及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低等期待。《无土时代》更是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寓言化表达。这些文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作家以平静的笔触展现了现实的发展及城乡发展中各自的收获与失落，从而展现对现代化自身的思悟。(3)乡村视角的叙述，主要以乡村为描写主体来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及乡村主体的变化。如《即将消失的村庄》《颠倒的时光》《我的名字叫王村》等作品，作家用理性的态度叙述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的衰败与空心化，并对持续的城市化对传统文明及乡村文明的影响表现出了某种隐忧。(4)城市与乡村的各自叙述，即同一作家对城市与乡村的分别关注。如鲁敏在进行城市叙述的同时，又建构了自己的“东坝系列”小说，从乡村的淳朴与良善中来暗示城市隐含的顽疾。毕飞宇观照的则是特殊历史境遇下的乡村人性及其命运，与其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相比，乡村作品的背后总有种难掩的忧伤。其实，城乡互望的叙事是在社会变迁影响下城乡交互融合的文学表现，与其他作家创作不同的是，江苏作家将城市与乡村互为参照，在不割裂城乡关系的前提下，将城市与乡村主体各自的生存境遇作为主要的描绘内容，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来思考城乡社会的整体命运，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和审美理想。这也是江苏小说的另一审美价值所在。

三、世俗化与诗性品质的交融

江苏作家一直就有关注大时代里凡人琐事的文学传统，如老一辈作家叶圣陶的一些作品，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更是继承了这一传统，陆文夫、汪曾祺、苏童、毕飞宇、范小青等作家的作品，以平凡生活状态下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作为他们叙述的内容。与其他作家相比较，在江苏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对平庸沉滞的日常生活的凸显，更看不到对个体日常体验的情绪化的痴迷，展现更多的是衣食住行里的人性、人情和丰富的精神特征。所以，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选择往往影响着作家的价值立场与叙事情感价值取向。江苏作家总是力图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着人生的惊喜，发掘着生活的诗性，从而展现一定的意义深度。世俗性与诗性的交融成为江苏作家的独特体现。世俗性，是指文学对俗世生活的美学呈现。毕竟，每个个体的人生都无法摆脱爱情婚姻、地域风情、休闲娱乐等日常经验世界的羁绊，文学需要从绵长、琐碎的俗世生活状态中探寻可能性的存在，所以世俗性充分体现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日常生活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人的生存和再生产以及人的消费、交往、观念等活动在其间存在并展开的人性世界。”［2］在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市井生活的描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生展现，还是近年来城乡迁移背景下的社会关注，个体的生存诉求与生命愿望成为主要的叙事内容。在早期的描写农民的作品中，诸如《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石门二柳》等作品，尽管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却是以普通农民朴素的个体诉求为基本内容，即使后面出现的《平原》《玉米》《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李小兰和她的朋友》等以为背景的作品，它们都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融入世俗的生活中，从爱情、婚姻、家庭等情境中来展现人间的冷暖，人性的丰厚及心灵的迁徙。“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

正是由于日常生活的浸润，这些大历史下的琐事与凡人，才显得格外亲近动人。一些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即将消失的村庄》《赤脚医生万泉和》《水姻缘》《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推拿》《无土时代》《我的名字叫王村》等，这些作品中农民工、赤脚医生、普通小市民、商人、村长、城市生活的盲人、智障者、保安等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充分展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普通凡人的生存愿望、困惑、迷失、孤独及其种种无法言说的生存伤痛。凡夫俗子的生存与琐碎生活的缠绕构成了江苏作家创作的共同底色，其中满蕴的却是个体与现实冲突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尽管江苏作家普遍选取日常的生活视角，但是他们并没有陷入庸常生活的浅显呈现，而是力图从平凡生活的不确定中寻求一种诗性的支撑，这种诗性主要体现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彰显及直面现实的文学理想的重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里既有内秀儒雅的吴文化，又有潇洒豪放的楚文化，还有雍容高雅的金陵文化等，所以在不同地域文化的浸染下，江苏文学呈现出了与多元地域文化精神相契合的审美风貌。陆文夫、朱文颖、范小青等对苏州小巷文化的执著追求，汪曾祺、叶兆言的民俗风情画卷，苏童、毕飞宇、荆歌等江南园林似的人性描摹，还有赵本夫对粗犷豪放的楚地风情的刻意展现。这些特点共同展现了江苏文学的叙事风格:温婉、细腻、深沉。江苏作家在坚守自身创作价值观的同时，都非常自觉地发掘着丰厚的传统资源和民间资源，从普通平实的自然人生中传达出对生活、生命本质的理解与领悟，从民间世界中发掘着生存的顽强与精神的强大，从而构建着文学的精神向度。无论是苏童的香椿树街、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及最新的作品《黄雀记》，鲁敏的东坝系列小说，毕飞宇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乡村小说和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小说，还是范小青、赵本夫的现实转型背景下的城乡叙事，都能从中读出作家从社会、文化、伦理等角度对个体生存本身的思考，其中既有对存在困境的展示、丰厚人性的描摹，更有对生命价值及意义的理性深思。“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民间的生存哲学里，特别有一种自圆其说的能力，再糟的生活、再不堪的境地，人们都能够在‘自嘲’和‘小满足’中实现自我安慰、苦中作乐。中国人历代多难，但生命力之顽强、偷生之余欢，实在罕见，常令我感动而珍重……”从普通人世中发现生命的尊严与高贵，从卑微个体中发掘人性的丰厚与温暖，已成为江苏作家主要的创作姿态。以凡俗生活为底色的诗性品质，正是江苏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

四、结论

城市与乡村本是不同的生存之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当代作家都依据自身的书写立场与姿态对其进行了多样的审美表现，呈现出了不同的文本。江苏作家关注城乡主题时，并不着眼于展现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而是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城乡的相互对照中来探究生命个体的存在处境及其命运走向，并希望从庸常琐碎的生活中寻求一种诗性的价值支撑，这种注重人的写作立场和姿态与“文学是人学”的价值取向相契合，也正因为如此，江苏小说的城乡叙事呈现出了世俗化与诗性品质相互交融的特色。或许江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缺少史诗性的著作，但从衣食住行中来触摸人的心理与灵魂，关注人的精神与生存，是江苏文学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者：张春歌 杨红英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