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与盈余管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董事会特征；董事异质性；盈余管理

一、引言

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意味着风险承担功能与决策功能的分离（郑红亮，1998）。基于理性人假说，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在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两者目标函数的差异，使管理层利用其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股东和公司的行为，产生高昂的成本。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过度的盈余管理。过度的盈余管理，使得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下降，影响了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如何有效制止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解决问题，提高报表信息质量成为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履行其监督和决策职能缓解问题。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董事会人员较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基础之上。在实务中，董事会的治理效果究竟如何？能否起到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董事会的特征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董事会成员的异质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研究对董事会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相关文献将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未来研究可能发展的方向。

二、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理论，认为董事会监控职能的发挥可以降低成本。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核心组成部分的董事会（Zahra等，1989），是否能发挥监督和管理功能，主要受董事会自身特征影响（张敦力、崔海红，2016），而董事会特征的差异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遏制作用是不一样的（周冬华、赵玉洁，2014）。已有文献研究了董事会的规模、开会次数、领导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一）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现有研究关于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论不一。一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越低。伊志宏等（2010）认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发挥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用。因为大规模董事会所涉及到的利益更广，高管对董事会的控制变得愈加艰难，从而弱化了新任管理者对董事会的影响，减少管理层对董事会成员行使监督权的干扰（陈共荣等，2015），使得董事会对财务报告提供的监管力度越大（Anderson等，2004）。另一方面，谢绚丽、赵胜利（2011）则认为大规模董事具有广泛性，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多元化程度较高，不同的认知水平促使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更加客观和全面，更能有效地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Kathleen在2016年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相反，如果董事会规模较小，董事会容易被内部人士操控，其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会严重下降（王一宇等，2015）。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监管效率降低，从而导致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Jensen（1993）认为小规模董事会不易受高管人员的影响，能更积极、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周晖、左鑫，2013）。而董事会规模越大，反而增加了成员之间的沟通难度，降低了信息传播和经济决策效率（彭青、陈少华，2013）。

（二）董事会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在董事会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中，研究结果较为统一，即认为董事会的开会次数多可以明显的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Anderson等，2004；侯晓红、姜蕴芝，2015）。较多的会议次数，增加了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董事成员更积极地参与公司管理，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张俊生、曾亚敏，2005）。龚光明、王京京（2013）考虑地域因素的影响，认为当地的独立董事更方便参加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更容易了解公司的经营信息和管理状况，能显著抑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周泽将等，2017）。

（三）董事会领导结构与盈余管理在董事会领导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中，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任，将会促使高管人员权力膨胀（Dechow等，1996；Klein，2002）。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非流动资产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当期利润表，这为管理层自主选择资产处置的时点进行盈余操控提供了便利，张敦力、崔海红（2016）利用这个切入点，发现董事会治理机制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两个职能部门，但是邓晓岚等（2014）发现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的职位交叠程度越高，公司盈余管理越严重，经理人可能与交叉任职的董事合谋来操纵会计盈余，进而谋取更高的机会主义薪酬。

三、董事会成员异质性与盈余管理

从内部董事异质性角度出发，不同的内部董事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将内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影响进行“一刀切”式的分析是不合理的（孙光国、郭睿，2015）。因而挖掘不同董事对董事会监督职能的贡献是有意义的。目前在董事会成员异质性方面，已有文献研究了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背景、股东委派董事、董事性别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结构中重要的制度安排，起着缓解冲突、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作用（Fama和Jensen，1983；Adams等，2010）。对于独立董事是否能够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现有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一部分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因其“不独立”“不懂事”（于东智、王化成，2003）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未能起到抑制作用，Hermalin和Weisbach（1991）是较早研究董事会监管与盈余管理的学者，他们证实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绩效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必然联系。一方面，独立董事可能会因为职位、薪酬各种原因受制于公司管理层；另一方面，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独立董事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且独立董事常常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职务，精力的分散降低了其对某一家公司的监督效率（宁向东、张颖，2012），不能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抑制（王兵，2007）。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仅仅流于形式，更多的是在扮演“花瓶”角色（萧维嘉等，2009；唐雪松等，2010；叶康涛等，2011）。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独立董事能提高盈余管理行为被识别的可能性（支晓强、童盼，2005），其能通过更换高管（Klein，1998）控制盈余管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娄权（2004）发现，相比于未设立独立董事的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的公司可操控应计利润更低。特别是，独立董事存在异议的公司，其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降低（刘桂香等，2014）。独立董事比例、薪酬越高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好（邓小洋、李芹，2011；彭青、陈少华，2013）。进一步地，周泽将等（2017）则发现本地知识优势可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独立董事本地任职能够显著抑制应计盈余管理，特别是负向应计盈余管理，但无法降低真实盈余管理。

（二）独立董事背景特征与盈余管理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其较强的信息挖掘能力。不同背景的专家独董在董事会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文献主要讨论了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具有技术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在具备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方面，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外部独立财务董事对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正确性有着重要的作用（Abbot，2000；阎达五，2003），董事会中具有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胡奕明、唐松莲，2008）、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就越低（蔡春等，2017），且财务知识、经验越丰富的独立董事（Park、Shin，2004；龚光明、王京京，2013）和高声誉的会计专业独董（黄海杰等，2016），能积极发挥治理作用，提高盈余质量。在具有技术背景的独立董事方面，具有技术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控制研发费用来抑制盈余管理程度。研发活动风险高、专业性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等特点，使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削减R＆D费用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具有技术背景的董事接触上市公司时间更长可以降低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凭借其独立性和专业优势有效监督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且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者缺位、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治利益等更需要技术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进行监督（胡元木、纪端，2017），使得技术非执行董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应更显著。

（三）股东委派董事与盈余管理目前，大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关联非执行董事的现象较为普遍（陆正飞、胡诗阳，2015）。章卫东、黄一松（2015）认为，其能有效监督管理层并降低成本，使得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降低。由于关联非执行董事不在委派的公司领取报酬，相比于独立董事，其更加独立于管理层，在行使监督职能时动机更强，更有利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陆正飞、胡诗阳，2015）。高管薪酬激励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高管，但同时也诱发了高管向上操纵盈余以获取超额薪酬的动机（陈胜蓝、卢锐，2012）。在共享收益动机的驱动下，避免独立董事“搭便车”与利益协调程度低的情况发生，控股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对公司高管进行监督，有效降低了上市公司高管向上操纵的盈余管理行为（陈胜蓝、吕丹，2014）。进一步的，孙光国、孙瑞琦（2018）认为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具有董事和经理双重身份，相比非执行董事，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能直接约束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四）董事性别与盈余管理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公司治理人员性别的影响。由于这一领域起步不久，所以文献较少。不过在董事会性别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董事人员的性别的监督作用又有不同。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工作态度、道德规范、决策方式和风险规避方面，女性天然地优于男性（金智等，2015）,使得其更加愿意或者善于抑制向上的盈余操纵行为（Barber等，2001）；另一方面，女性因在职场上容易遭受“玻璃天花板现象”，本身进入公司高管层和董事会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担任董事的女性更勤勉、更有能力，在公司决策行为中更稳健，能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张横峰、梁国萍，2015）。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结论在董事会整体特征方面，主要分析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开会次数和董事会的领导结果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现有学者普遍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会降低盈余管理的质量。在董事会开会次数方面，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开会次数越多，监督效果越好。而对于董事会规模，现有学者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对独立董事是否能够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提高盈余管理的质量问题，现有学者对此结论不一。在细分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之后发现，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技术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其信息发掘能力，对管理层实行有效的监督。另外，由于非独立董事中的股东关联董事由于其代表股东的利益，所以会较少的受制于管理层，其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作用更有效。

（二）研究展望通过对关于董事会与盈余管理文献的整理，提出以下几点研究展望：第一、进一步研究董事会规模的区间效应。关于董事会规模的治理作用，学术界看法不一。本研究认为，任何因素的效用应该存在一个临界值，以上的研究较少考虑临界值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董事会的区间效应。比如，董事会规模在哪个区间内会对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超过这个区间，其治理效率大大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目前学者对董事会规模的监督作用不一的原因。第二、控制内生性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效应。关于独立董事的治理效应现有文献极少控制内生性问题，即到底是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及盈余管理产生了影响，还是公司的盈余管理本身就对独立董事的选择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可以为关于独立董事到底能不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第三、进一步探究不同情况下董事会治理的差异和原因。独立董事是否发挥了其治理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已有文献对此褒贬不一，可以进一步探究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生命周期董事会治理的差异原因。第四、区分国有和民营企业，探讨股东委派董事对盈余管理的作用。在股东委派董事与盈余管理方面，已有文献认为股东关联的董事，不论是关联非执行董事还是关联执行董事，他们对公司盈余管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方面主要是集中在民营企业，我们可以从政治关联角度分别探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股东委派董事的作用。第五、可以深入发掘独立董事的个体特征，比如说进一步发掘性别的治理作用，国外对女性与盈余管理有研究，国内只是很笼统的发现女性董事对公司会计稳健性具有影响，没有检验其背后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研究女性高管的学历、工作经历等是否影响其治理效应等。第六、从激励角度出发，来探讨董事会制度有效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2]邓晓岚，陈运森，陈栋.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交叠任职、盈余管理与经理人薪酬[J].审计研究，2014（6）：83－91.

[3]孙光国，郭睿.CFO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吗?[J].会计研究，2015（11）：27－33,96.

[4]蔡春，唐凯桃，薛小荣.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J].管理科学，2017（4）：30－47.

[5]黄海杰，吕长江，丁慧.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6（3）：128－143，188.

[6]陆正飞，胡诗阳.股东—经理冲突与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1）：129－138.

[7]孙光国，孙瑞琦.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J].南开管理评论，2018（1）：88－98，108.

[8]金智，宋顺林，阳雪.女性董事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J].会计研究，2015（5）：80－86，95.

作者：徐璐茜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