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城区社会生活的变革范文

作者：叶鹏蔡永洁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系指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公共性”的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是国家诞生后才出现的，公共性反映了人们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换言之，公共生活就是客观(有时也可以是主观自觉的)上以“通过大家”(手段)并“为了大家”(目的)的一种生活样态和生活领域。

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80年代，政府执政中心转向经济建设，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开始下放到地方；经济体制调整，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主流文化在否定“两个凡是”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并带动了1980年代精英文化的崛起。

1)社会日常生活的概况

精英文化积极倡导人的主体性，个体价值的确认是这个时代的主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从禁欲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大胆追求现实的幸福与感性的快乐。当人的价值受到理性启蒙之后被唤醒时，人们开始自觉地探索幸福生活的标准，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近百年来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选择、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在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逐渐丰裕的物质生活中，大多数市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生命的多姿多彩。

2)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

1980年代，随着社会阶层分异现象趋于深化，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超越了家庭、亲属、街坊邻居和同事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城市广场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图1)。1980年代，中国的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日常休闲活动和日常消费活动。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1980年代的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方式有了较大的增加，城市广场开阔的空间也为一些新的休闲方式提供了合适的场所。除了传统的散步、闲逛、纳凉等之外，健身、娱乐等新型休闲方式也开始出现在城市广场上。刚刚冲破了思想禁锢的人们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急不可待尝试各种新生活的滋味，追求时尚是1980年代普遍的社会心理。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城市广场对经济活动吸引力的不断增强。1980年代中期，城市广场的商业和市场价值开始得到重视。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方便人民群众。1980年代，五一广场逐渐成为长沙当时的商业中心；1985年6月20日，南昌市东湖区开设广场夜市，随行就市、当面议价。到了1980年代末期，城市广场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开始出现了展销活动，广告活动等。对于1980年代的人们来说，他们终于可以在工作之余，放下思想上的负担，来到广场这个城市的开放空间，感受空气中弥漫的自由气息。即使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奇装异服的时尚青年、孩子们在草坪上的追逐打闹、集体练功的众生、以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等，相对于今天浮华的社会环境，那时的城市广场显得更真实、自然。

199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90年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彻底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干扰，政治改革措施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经济快速增长，1980年代生活物资短缺现象基本缓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它打破了精英文化唯我独尊的格局，文化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和分享的运动。

1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变革

1990年代，新的住宅小区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然而，陌生的邻居取代了以往熟悉的街坊，封闭的单元式居住模式阻断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与此同时，城市广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良好的广场环境开始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增加，人们在广场上停留的时间大大增加。物质环境的改善让人们愿意停留下来，引发进一步的活动，日渐完善的设施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支撑，从而使得广场日常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健身、交往、娱乐、休息活动等。人们在轻松的活动中，调节日趋紧张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景观环境良好的城市广场在1990逐渐成为城市形象的标志，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强了对城市广场的维护和管理，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商贩、地摊和夜市被纷纷禁止，日常消费活动逐渐退出了城市广场。

2文化生活的兴起

1)社会文化生活的概况改革开放后，国民教育受到重视，我国开始强调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社会的平均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经过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当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独霸天下的格局之后，文化突破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1990年代，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消费的支出逐年增长。

2)城市广场上的文化生活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城市广场自然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图2)。1990年代初期，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和需求，自发开展文化活动，他们从各自的兴趣、爱好、需求出发，组成松散群体，表现出大众文化的特点。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广场文化活动内容开始从简单的娱乐跃进到涉猎科、教、文、卫、体等范围。上海徐家汇五点一线的文化广场，由戏曲、艺术、健康、体育、科技5个特色的广场与一条“行街”组成，以多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着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

从上海的外滩音乐会，到北京的夏日文化广场活动、重庆的“坝坝”故事会等，城市广场的文化生活内容日渐丰富，广场已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马尔库塞(Marcuse)认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1990年代的广场文化生活为公众提供了平等共享文化资源的机会，市民由此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享受，消解了社会转型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失衡，以及几近封闭式生存环境给人们带来的陌生感和孤寂。同时，广场上的文化生活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一个城市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

21世纪初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进入21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状态和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纪之初的10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大众媒介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形式，突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促进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合，凸显了文化的公共性，构建了中国当代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

1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发现人与人之间温情正在消失，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压力导致了绝大多数人的亚健康状态，人类的自然本性，正遭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压抑。21世纪初，人与人之间交往依然是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主流形式，他们在广场的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新时期广场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日常经济活动的回归。曾经在1990年代被“驱逐”的个体商贩又悄然出现在广场的周边，他们大多经营与广场上行为活动相关的内容，很好地支持着广场的各种活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许多城市的地下空间进入了有序开发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的地下空间被重新综合开发利用，或作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枢纽，或作为重要的消费场所。如成都的天府广场、武汉鲁巷广场、合肥胜利广场等采用了专业的开发模式、专业的商业运行方式，尽管是地下空间，但整个商业的规模、服务的内容都远远超过1980年代的广场夜市。

2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转变

当代大众传媒的开放性、实时性和广泛性，消解了文化传播中的等级和差异，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当艺术和文化脱去了自身的神秘面纱，大众便能够去直接发现、感受现实生活的美，并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让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百姓，融入生活”，“社区文化应该是为过日子服务的那样一种文化，或者说就是过日子的文化。”

这种指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设理念，也是我国当前基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动向。文化重心的下移，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提升，将在新的层次上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的一体化，创造出普通大众新的审美生活和文化人生。文化活动由节庆化、仪式化向日常化、生活化转换，是21世纪初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3公共生活蓬勃兴起

1)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况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伦理与宗法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3)造就了“臣民”而非“公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形成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同构状态。因此，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近代社会，中国民众都不曾实际经历过“公共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转型，同时也是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重塑，其核心是“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就是希尔斯(Shils)所论及的“公民性”或林毓生先生所主张的“公共性格”或“公共精神”。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逐渐与政治国家分离而产生公民社会，并培育了契约精神，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开始分化。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公民社会孕育了公共生活所需的公共精神，契约精神为公共生活提供运行机制，公共领域为公共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21世纪，中国民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宽广的“公共生活空间”。

2)城市广场上的公共生活卢梭(Rousseau)曾经这样理解公共生活，“正如宗教中的天国生活与尘世生活要协调起来，需要教堂生活这一介体一样，基于私人利益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要与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国家领域中的政治生活协调起来，也需要一个介体，这个介体生活形态就是公共生活。”

教堂是天国和尘世之间沟通的桥梁，城市公共空间自然成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联系的场所，它为公共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

1990年代，中国城市广场的大规模建设，为公共生活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图3)。2001年7月13日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和天安门广场，各界群众共庆申奥成功；2004年6月27日，为支持建设绿色家园，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合肥人民广场举行万人签名活动；2008年5月21日晚8点，呼和浩特市民在新华广场为汶川地震中受难的同胞献上祝福和祈祷。2011年7月25日晚8点，温州市民在世纪广场，为7.23高铁事故中遇难和受伤的乘客默哀。公共生活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广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当代城市广场为这种社会生活背后的公共精神提供了彰显的环境与栖身之所。

结语

环境具有意义，物质要素和行为活动共同构成了环境的意义，行为活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1]。同样的空间，由于不同的行为活动，所展现出的环境意义可能迥然不同，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他们的行为活动，使得中世纪建成的圣马可广场成为当代大众旅游的象征。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等级的，首先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然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不会影响低层次需求的存在。社会整体需求层次的结构，同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如果说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是关系到个体生命的二重指向，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另一个向度，它属于人类社会生活中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它只有当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在社会环境成熟后，才会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当然，它的出现也不会抹杀或者压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带动了城市广场的演变，伴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城市广场的社会活动不断催生着新的内容(图4)。万人集会的政治生活已逐渐从广场退去，在过去的30年，中国城市广场正从时期政治性空间向当代的人性场所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城市广场形成了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公共生活多元共存的局面。这个来自欧洲城市文明的元素，在中国的土壤上尽管它与西方的传统还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它促进公共生活繁荣、促进社会融合的价值正逐渐得以体现，在它的环境意义中，人性的光辉正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