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理论形成脉络及方法论范文

摘要:

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人，马克思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历史哲学的飞跃。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为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每一步推进都促使社会结构理论随之完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从萌芽到成熟的路线图清晰地展示了其与唯物史观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具体而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凸显了唯物史观中的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

关键词:

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实践;辩证

社会结构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人们普遍认为，把握社会结构是透析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解释社会变迁深层动因的钥匙。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理论财富基础上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哲学飞跃，也第一次使社会结构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基。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

理论不是源于现实，便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之中，马克思发现，以往社会结构理论的最大不足，正是在于没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马克思从来不打算建构一个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现实、深刻剖析所处时代社会的性质、特征和趋势，为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和丰富马克思曾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信奉者。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最后环节，具有最高理性，从逻辑上包含并决定着市民社会。黑格尔心目中的国家与历史上的国家完全不同。黑格尔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国家“尚未长成”，所以还没有能力完成它们本来的目的。这种思想深深影响着马克思，他的许多早期文章都反映出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受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在国家这个有机体中，法律的、伦理的和政治的自由必将实现。现实中国家的实际形态与其观念规定相矛盾，是因为国家还未完善，而且在所有现代的形式中都已经包含着理性的要求。然而，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遭遇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却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问题，这也成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起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着力探讨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正关系。首先要解决的是现实和理念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想象中的理念的活动绝不可能是独立的主体;其次落实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没有将“脏水同婴儿一同泼掉”，而是先肯定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做出的学理区分，而后明确指出黑格尔的思辨思维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头足倒置了，“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1］252。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矛盾的认识不应重新辨认逻辑概念，而要把握特有对象的现实逻辑。如果没有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的发展形态划分为了四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程度。第一种社会结构是基督教取得国教地位，宗教意识形态以国家的形式对人存在，人的解放程度为最低级;第二种社会结构是国家成为立宪制国家，宗教保持国教外观，人完成了一定的政治解放;第三种社会结构是立宪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制国家，宗教世俗化，人实现了政治解放;最后一种社会结构是马克思希望实现，并且相信按照历史规律定将实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废除了宗教，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的彻底解决依赖于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异化的所有社会关系的废除，因为宗教问题实际上就是世俗问题的曲折反映，“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把宗教批判发展为政治批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4。马克思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宗教的根源，必须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同对这种制度的观念反映的法哲学批判结合起来。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发现了哲学、国家和法对现实社会的依赖关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始逐渐建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劳动异化的经济事实出发解剖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而对私有制秘密的揭示是异化劳动理论批判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当作前提的地方，马克思开始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导致了异化劳动的产生，由此也导致私有制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异化。市民社会的各种对立都是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神圣家族》提出了物质生产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的重要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向唯物史观转变的过渡期思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并把生产方式理解为解读各个历史时期的钥匙。《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的存在基础和结构要素的矛盾活动及性质，并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

(二)社会结构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共产党宣言》中贯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它对社会发展的论述，也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之上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发展的主体线索———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详细描述。首先，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理完全一致。阶级矛盾萌生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体现了阶级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固有的内在矛盾。其次，现代资产阶级“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32。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底层地位决定了它的革命性。随着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马克思再次从对现实运动的研究回到学理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经典表述，不仅说明了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和层次，还生动地描绘了社会结构的形成机理和发展规律，即，从主体关系上看，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是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从物质实体上看，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在弄清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与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具体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获得了系统认识。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展现出来。马克思认识到，现代社会同资本的关系是内在同构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理解社会结构发展规律的钥匙。《资本论》一书完整展示了马克思运用社会结构理论解剖具体社会的方法和结论。

另外，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和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也是社会结构理论正确运用的典范。他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不是给未来的社会结构制定具体方案;他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也充分关注到其特殊的发展状态。首先，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绝非凭空想象的，他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对新世界的轮廓做出了大致的描述。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提出过应当“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后来他破除了对国家理性的迷信，认识到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基础地位，但是没有放弃“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尽管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都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产生的，而是脱胎于社会结构落后的东方国家，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是深刻理解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指导。其次，通过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欠发达的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特殊性，既从社会生产出发考察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变革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又从人类自身生产出发考察血缘亲属关系对于社会结构其他要素的制约作用。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历史深度，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从萌芽到成熟的路线图清晰地展示了其与唯物史观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从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的每一步推进都促使社会结构理论随之完善。毫无疑问，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研究是奠基在他的唯物史观方法论之上的，唯物史观体系正是对整个社会系统所做的最深刻、最完整的概括和说明。

二、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

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人，马克思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历史哲学的飞跃。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为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基本观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凸显了他的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

(一)从“批判哲学”到“哲学批判”的实践思维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自我标榜为“批判哲学”，认为只要通过批判消除了人们头脑中不合理的概念，就会消灭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对于工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处境来说更是一种危害。思想必须要站在现实的土地上才能获得营养。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思想也要应用于现实才能发生作用。马克思摆脱了传统的思辨哲学，摒弃了在大脑中完成思想的回路并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最终解决的“批判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实践性思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批判的矛头从社会结构之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转向社会结构之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及其生产关系;二是将批判推进到建构，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在阶级社会中特别体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针对第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对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到哲学本身的形而上性，哲学属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的观念补充，“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因此，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要把批判对象同批判对象反映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认识，要清醒地认识到批判对象反映的思想观念的问题所在。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的基础正是物质生产及其生产关系，因此，要消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必须从现实着手，去掉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的部分。否则，无论是头脑中的意识，还是现实中的问题，都不会得到正确的解决。

针对第二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对批判的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6马克思不满足于用哲学解释现实世界如何合理或不合理，而是希望通过理论思考找到实际存在的不合理之处，进而为开展实践活动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即:哲学解释是第一步，是基础和前提;实践行动是第二步，是理论形成的目的和检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标准。假若不将已得到的理论运用于现实，理论就永远只是在虚空中循环论证，而现实的问题一件也不会少。理论家们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指导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而是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思想武器。这也是作为思想理论的上层建筑通过社会主体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的一种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社会阶级的严重对立，处于阶级结构底层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的方式解放自己，这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无法协调，即使能够得到暂时的调整，这个根本矛盾还是会再次爆发出来，对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运行造成危害。马克思的实践性思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无产阶级如何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

(二)从“精神运动”到“物质运动”的辩证逻辑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解读社会整体结构的钥匙。没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就不可能达到如此科学的深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对辩证法的本质做出了扼要阐释:“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2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最先得益于黑格尔。黑格尔肯定事物的普遍运动和发展，把事物的内在矛盾看作是运动发展的动力。这一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立足点并不使马克思感到满意。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事物普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之所在，现实事物只是精神理念的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物质”成为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关键词。马克思既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运用到具体社会结构的横截面分析之中。首先，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态势进行观察。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结合了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其实这也是基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特点。从动态方面看，社会结构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静态方面看，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否则就难以维系社会结构本身的整体性。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的内部要素并非静止不变，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随意变化，而是具有在动态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征。社会结构整体的稳定或变动状态取决于社会结构内部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既重视分析社会结构的要素性质和构成，也非常关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时刻把社会结构看作处在一个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避免对社会机构作固化理解。其次，从内部因素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结构的发展动力进行审视。社会结构内部要素的变化规律是什么?一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相对协调的，否则这个社会结构就会崩溃。但是维系社会结构持续运转的不是完全的和谐，而是有限的冲突，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结构不断优化。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内部要素的运动规律就是从不适应到适应、不平衡到平衡的无穷尽的运动过程。他还将社会内部结构的这种不平衡性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动力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结构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结构之外，而正是来自结构内部的矛盾本身。

因此，马克思坚持从社会结构内部因素的矛盾运动来考察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动力问题。那么，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社会结构是非常庞杂的系统，大系统中还蕴含着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而且各结构各系统还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中，彼此之间的矛盾作用关系错综复杂。马克思通过从社会结构中划分出经济结构的方法，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最归根结底的动力。这也成为了马克思分析具体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再次，通过“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方法对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进行考察。第一个具体是“感性具体”。因为具体事物当然是人们认识的起点，不认识具体事物，就无法获得最真实的感性体验。但是思考不能从具体事物的表象开始，而要立即上升到“理性抽象”。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8。通过逻辑抽象获得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后，还需要了解事物的多样性规定及可能性表现，即“理性具体”。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又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认识事物的完整思维逻辑过程。这种思维方法既可以用来考察具体事物，也可以用来研究整体结构。《资本论》就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的典范。比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具体观察，把经济活动抽象为产生、消费、分配等不同环节，进而形成了经济结构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经济结构的产生及运行。这便完成了从具体的经济活动到抽象的经济结构再到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回路。马克思正是通过经济分析来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人们相互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的。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他的实践思维是不可分的。实践是唯物辩证法的载体，唯物辩证法根植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所在。

除了运用实践思维和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外，在对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还用到了逆向回溯研究法及阶级分析法。对于前者，马克思形象地比喻为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同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形态，因此，马克思就选取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为典型分析对象。这是社会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首次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当然，“人体解剖”并不能完全代替“猴体解剖”。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充分注意到了其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从而不断获得对社会结构发展态势的完整认识。对于后者，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是社会结构主体关系最明显的特征。阶级分析方法并非马克思首创，资产阶级学者对阶级问题的研究给马克思认识阶级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马克思的独创性在于将阶级的划分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少部分人成为资本家，大部分人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变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资本家雇佣无产阶级，以劳动力的价格获得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超资本家付出的工资，多出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样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每一刻都在重复，且不断将这种资本关系固定下来。在竞争中，资本的兼并愈加激烈，不断有资本家破产，资本的集聚效应越来越大。无产阶级的人数剧增，但生活水平却与自己的辛劳程度成反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根源在于利益，利益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会走上反抗的道路。且这种反抗如果不完全改变这种社会的经济制度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从阶级矛盾的角度看，社会结构也必然发生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作者：蔡青竹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