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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创立

2016/04/22 阅读:

摘要: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面向真实的社会问题,融会众多先进思想成果,是时代思想的伟大结晶。西方社会的结构嬗变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国家理性与物质利益的现实矛盾是马克思关注社会结构问题的直接动因,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是马克思创立社会结构理论的主要理论资源。全面理解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创立背景,是科学认识该理论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结构;时代背景;理论资源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理论财富基础上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哲学飞跃,也第一次使社会结构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基。全面理解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提出背景,是科学认识该理论的必要前提。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对经济活动和无产阶级的现实观察。本文正是基于但又不限于学界的这一认识成果,紧密围绕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时代背景、理论资源和社会实践,力图还原其社会结构思想的最初图景。

一、时代背景:西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嬗变

罗素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他的环境的产物,都表现了他所在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现实是他建立科学社会结构理论的社会基础。1688年英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8世纪中叶,牢固掌握国家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完全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羁绊,适时抓住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机,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力系统。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基本完成。继英国之后,美、法、德、俄、日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前后完成了各自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厂手工业。德国以及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西方社会借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嬗变。经济结构上,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类型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类型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生产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革命还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尽管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但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已经反复发生;政治结构上,资产阶级为了给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推动了传统社会的专制权力形态向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转型;文化结构上,由传统社会的崇尚宗教、迷信、权威的文化观向科学、民主、平等的现代文化观转变,由单一的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变;社会关系结构上,社会交往日益扩大化、复杂化,但阶级关系却逐渐清晰,很快形成了利益对抗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系列工人运动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爆发了。

从总体上看,当时的西方社会刚刚完成现代转型的第一阶段,经济结构的变革引起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变,传统社会结构迅速土崩瓦解。虽然德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欧其他几个国家,但马克思所在的莱茵省是当时德国政治和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也位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大量新问题,促使马克思开始对历史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马克思就对欧洲各国的生产力状况及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分析,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中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实践,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总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西方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质变的时代。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给马克思的观察思考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使得马克思的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并取得重要成就。

二、理论资源:已有思想材料的启示和局限

任何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须从已有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思想结晶。这一理论的形成,吸收了马克思所在时代积淀下来的几乎所有杰出理论成果。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甚至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瑰宝中去。古希腊城邦在本质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法律的约束中分享权利和义务的政治体系。这种社会结构形态给马克思的启迪主要有两点:一是共同体对人的生活具有“正当性”,二是人在共同体中进行自己与他人的互构。但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类,分别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

(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结构思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时期到工业革命初期,这种思想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阶级分化等方面的理论观点促进了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认知。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亚当斯密提出,在看似充满了偶然性的市场活动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①在客观地调节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从而使得市场活动能够持续稳定地进行。他最负盛名的观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却最终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社会利益的实现甚至比每个人出乎本意去达成更有效。因此,如果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政策阻碍这只“看不见的手”,经济发展就会蒙受损失。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应当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给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开辟道路,提出了经济领域可以独立于社会领域的思想,这为马克思日后将经济结构从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铺垫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是,马克思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将经济结构视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科学理性。

除了经济运行规律之外,古典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思路也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阶级观有重要影响。魁奈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所谓“纯产品”学说之上的阶级结构理论。他把社会成员分为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三个阶级。农业生产由于创造“纯产品”,因此是唯一的生产阶级。魁奈的这种阶级划分是以分工为标准,但他没有做具体区分,比如他将农业生产部门中的农场主和工人都看做是劳动阶级,却将工商业部门中的工人也视为不生产阶级,这样就掩盖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本质差别。但是,重农学派的这种“薪资阶级”的关系判断方式影响了马克思。后来,杜尔阁继承了魁奈的社会阶级结构划分,并对它作了重要补充,即他将三个阶级内部都进一步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雇佣者阶级,这离真实反映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近了一步。亚当斯密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时,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和取得收入的形式的不同,第一次科学地把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划分为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大主要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李嘉图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的经济根源。西斯蒙第更是尖锐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化对立,并强烈批判这种阶级关系的不对等。[1]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马克思称阶级理论并非是他的独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学者早已注意到了阶级现象,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还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接受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压迫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而是视为一种历史过渡现象。马克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总结到:“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结构思想如果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只是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积累下一定的思想素材,那么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反思及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人的考察则成为了马克思展开社会结构反思的真正起点。谈到市民社会,不得不首先提到英国社会学者弗格森。他是西方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第一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就是指一种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繁荣的社会。他把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相统一,也把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财产、政治组织以及意识变化结合起来认识。弗格森还认为国家产生于调整私有制关系的必然性,但是他对等级、阶级之间的差别并不清楚,他将国家内部的纷争仅仅归结为个体或社会的对立。黑格尔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内涵,他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家庭扩大与分裂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合形式。对于国家概念,黑格尔和弗格森有着完全迥异的理解。按照黑格尔的思辨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将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看作绝对理念的各种外化规定,将市民社会看作绝对理念外化的一个中间环节。年轻的马克思也曾被黑格尔宏大思辨的哲学深深吸引。但是,进入莱茵报工作后,残酷的社会现实给马克思带来深刻的觉醒。在理性与利益的首次交锋中,马克思感到了深深的苦恼。通过真正开始和现实生活接触,他逐渐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在人们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开始意识到所谓国家理性和国家正义的有限性。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黑格尔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另一重要启示。在黑格尔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君王等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黑格尔关于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历史发展的独到理解,为马克思科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正确的逻辑思维起点。但是,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绝对精神,他的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马克思学到了通过考察市民社会,破除理性主义的政治国家观,从而为社会—政治批判寻求新的哲学基础。将感性的人,而非绝对精神作为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思想最有价值的吸取。不过,二人对人的特质的认识完全不同。费尔巴哈醉心于自然人,认为人与自然的本质是同一的,而马克思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性,通过对现实社会的人的考察导入对市民社会内部“本质矛盾”的剖析。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历史发展规律思想及人的本质的考察成为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储备。另外,马克思还创造性地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为科学构建社会结构理论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源于16世纪,于19世纪达到顶峰。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设想成为了马克思深化及丰富其社会结构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空想社会主义将历史发展的规律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肯定了社会发展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规律。其次,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依据不同的标准尝试对社会历史时期进行阶段性划分。圣西门指出,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进步标志在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文明和科学的发展等等。傅立叶认为将各个历史时期区别开来的标志是生产的特征和水平。由于每个社会形态都有较低阶段的残余和较高阶段的萌芽,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形态。最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还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傅立叶认为人的情欲和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欧文则认为是人的理性推动社会得以发展。从前人们过的是动物性的生活,后来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但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人类的理性反而丧失了。私有制社会是一个不合理性的社会制度,必将被合理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认为社会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是,他对于这个发展阶段的认识更加客观、清晰、具体。“两个决不会”理论就是很好的证明。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圣西门发现,“游手好闲者”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而广大热爱劳动的群众却沦为被压迫的对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利己主义和生产无计划的问题。傅立叶认为,所谓的当代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命运的对立面,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

[3]利己主义支配着所有人,每个人都处在与他人利益的冲突之中。这种残酷的、不公的、“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消除。欧文指出私有制使社会两极分化和对立日益加剧,他还用会计数字现实地说明劳动者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成为了少数人致富的工具,却让自己陷入奴役的悲惨境地。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全部私有制,对现存社会制度实行彻底改造。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结构做出了天才的设想。协作、公有、计划、生产性劳动可以视为他们构想的社会结构的几大关键词。莫尔首次勾勒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认为财产公有、人人都进行生产性的劳动是乌托邦社会的最大特点。圣西门主张建立在实业制度基础之上的优良社会,人人都劳动,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按才能而非出身分等级,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在傅立叶的理想社会里,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种,人们的才能将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欧文敏锐地注意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他寄希望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劳动公社”,从而消灭脑体对立、城乡对立。[4]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赞空想社会主义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5]。

三、直接动因:国家理性与物质利益的现实矛盾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但马克思并非是一开始就对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发生兴趣,而是他在现实中遭遇了难以解答的认识难题。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自我演进的最高环节。在国家这个最高的伦理实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特殊性与普遍性达成了统一。可社会现实呈现给马克思的却是不同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关于国家与利益的经验的存在。理论不是源于现实,便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不能只在哲学思辨中去推理。黑格尔心目中的国家与历史上的国家完全不同。黑格尔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国家“尚未长成”,所以还没有能力完成它们本来的目的。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国家观的信奉者。他认为,在国家这个有机体中,法律的、伦理的和政治的自由必将实现。现实中国家的实际形态与其观念规定相矛盾是因为国家还未完善。而且在所有现代的形式中都已经包含着理性的要求。马克思的许多早期文章都反映出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受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在1842年为《科伦报》写的一篇社论中,马克思提出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完善的国家是完全民主的国家。在关于出版自由的一文中,马克思从哲学上对出版自由进行论证,认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人的本性。“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现”,国家不应该扼杀出版自由。在接下来的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普鲁士国家并不是理性和公正的代表,而成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这让他非常愤慨。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突破了对现存国家的理性的质疑,意识到社会生活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存在一些客观关系支配着个人及个别政权的意志和行动。一些初看起来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其实隐藏着客观关系的作用。在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之中,马克思发现以往社会结构理论(包括黑格尔的社会思想)的最大不足在于没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马克思便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他对社会结构的不懈探索。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马克思“苦恼疑问”的关节点,也成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建立的第一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着力探讨了二者的真正关系。首先要解决的是现实和理念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想象中的理念的活动绝不可能是独立的主体;其次落实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没有将“脏水同婴儿一同泼掉”,而是先肯定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做出的学理区分,而后他明确指出黑格尔的思辨思维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头足倒置了,“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6]。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矛盾的认识不应重新辨认逻辑概念,而要把握特有对象的现实逻辑。如果没有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世界,把经济活动连同由其产生的物质的和由物质而产生的精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世界看成是社会的范畴。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世俗存在物,存在于国家中的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跟作为公民的自身、跟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的其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分裂。”[7]这时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裂还未给予重视。通过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将社会结构的发展形态划分为了四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程度。第一种社会结构是基督教取得国教地位,宗教意识形态以国家的形式对人存在,人的解放程度为最低级;第二种社会结构是国家成为立宪制国家,宗教保持国教外观,人完成了一定的政治解放;第三种社会结构是立宪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制国家,宗教世俗化,人实现了政治解放;最后一种社会结构是马克思希望实现,并且相信按照历史规律定将实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废除了宗教,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的彻底解决依赖于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异化的所有社会关系的废除,因为宗教问题实际上就是世俗问题的曲折反映,“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8]。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人类解放。他明确把宗教批判发展为政治批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9]。马克思看到了不合理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是宗教的根源,必须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同对这种制度的观念反映的法哲学批判结合起来。

黑格尔对社会与国家的区分是极其抽象的。他常常将社会职能与国家职能混淆在一起。他也缺乏阶级概念,将等级差别理解为纯粹的社会差别。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方面发现了政治国家、哲学和法对市民社会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从为农民利益辩护发展为为无产阶级利益辩护。尽管马克思此时还常常暴露出黑格尔思想的影子,但他并不是简单转述,而是赋予黑格尔思想以现实性。至此,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第一步重要转变。

参考文献:

[1]杜玉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51-5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3]傅立叶选集:第三卷[M].汪耀三,庞龙,冀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2.

[4]蔡青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四大理论来源[J].武汉:社会主义研究,2015(1):39-40.

[5][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252,428,425.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作者:蔡青竹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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