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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蒙古族社会结构研究论文

2015/01/29 阅读:

一、与周围外族的通婚

蒙古族在进入青海地区时就面临多民族混居的局面。蒙古族在入驻青海后,由于其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度和本族人口的相对稀少,青海蒙古族只能考虑与外族通婚。清初,随着大量的蒙古部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部进入青海,群族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依然没有改变,青海蒙古族通过与外族通婚方式吸收新鲜血液,对蒙古族社会的婚姻家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与当地的藏族通婚藏族是青海地区分布比较广、人数多的民族。清朝时期,蒙藏关系是青海众多民族关系中的一环。蒙古族和藏族杂居的格局和自身的婚姻制度使两族联姻成为维系蒙藏关系的重要纽带。根据《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偏见和歧视的分析》中的观点,存在严重偏见和歧视的族群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族际通婚。蒙藏存在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仰基础和游牧经济基础“。河南蒙旗历代亲王中有四个娶了藏族夫人,历代河南亲王和嘉木样活佛保持了几世的家族联姻。”④青海蒙古族上层人物的行为必将对普通百姓产生影响,其更为广泛地密切了蒙藏关系。

(二)与当地汉、回、土族通婚青海蒙古族同样也和其他民族通婚。自蒙元时期,蒙古人已经来到青海地区;在清朝时期,青海东部还依然分布着历代蒙古人的后裔“,这些蒙古人的后裔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其一是今天分布于青海互助、大通、乐都以及甘肃天祝、永登的土民,他们自称蒙古尔。其二是已经汉化了的蒙古人后裔。”⑤这种新民族或族群的形成其中不乏青海蒙古族和汉、土等族相互通婚的因素的作用。

(三)与外来人口通婚清朝在青海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后,蒙古各旗的衰落致使本族人口减少,而外来各族人口不断流入当地蒙古族草原,承租王公草场,做生意,和当地蒙族女子结婚,极力融入当地蒙古族社会。“又潜入牧区投靠牧民,招娶蒙番妇女”;雅孙制度作为蒙古族固有的婚姻制度,也随着本族社会的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外来人加入雅孙仪式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雅孙制度在不断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它的产生一方面可以弥补当地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力资源,同时对当地人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通婚领域”。⑥

二、本民族文化的“涵化”

文化涵化是一种文化变迁的形式,是指异质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蒙古族作为外来的民族,进入青海以来,在语言、服饰、习惯等文化各方面与本地世居民族相比较而言,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其民族文化受到外族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一)语言词汇的多元化清朝时期,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的分布格局业已成型,随着与其他民族的交往,青海蒙古族在输出本族的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清乾隆年间,蒙古亲王旺舒克就从西藏请了100多位藏文学者……其中一部分则专门从事藏文教学。后历代亲王、郡王均选送本族青少年入藏传佛教寺院为僧,而入寺学经则必须学习藏文”。⑦藏语凭借宗教信仰这样的一种独特力量影响着青海蒙古族语言。其他民族语言也在通过自身的方式影响着蒙古族语言,在《土族语词典》的现代土族语中有2654条与蒙古族词语同源,有820条来源于汉语词汇。

(二)风俗习惯的异化礼仪作为规范人们重要的行为规范,直接影响着人际交往。青海蒙古族在与青海藏族、土族和汉族中的来往中,在礼仪习惯方面有着藏、土、汉等族的色彩。清政府在罗卜藏丹津事件以后,对青海蒙古族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限制和规范“,至年羹尧奏请禁约青海十二事:一、朝见进贡,定有限期……父没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⑧P100的规定,这对蒙古族旧俗“兄终弟纳嫂,父死娶庶母,子死翁收媳”的收继婚制度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清政府是出于分割青海蒙古部落的目的,但是这样移风易俗的明文规定无疑会对青海蒙古族的婚姻习俗产生重要影响。青海蒙古族的婚姻建立过程中有喇嘛参与,还保留着蒙古人传统的宗教信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青海蒙古族婚姻的主要形式,青海蒙古族婚姻习俗是在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形成的。

(三)服饰“藏化”元素一个民族的服饰完全是对其生活区域的地理气候、人文环境的长期适应的结果。蒙古族作为一个带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外来民族进入青海地区,对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独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风格。青海蒙古族由于进入青海地区的历史时期、分布地区、地理环境和周边民族影响不一,因此青海不同地区的蒙古族服饰呈现不同的风格,但由于藏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类型,对蒙古族服饰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青海不同区域的蒙古族服饰特点不一,但是都有藏族服饰风格。蒙古族在初入青海地区时仍然穿传统的蒙古袍,到清代嘉庆时,青海蒙古族穿藏族服装的现象已经有明文的记载,“至蒙古服色本与番子迥异。今蒙古率皆穿戴番子衣帽,毫无区别,以致易于混淆……”

(四)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清朝时期,青海蒙古族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但是在和汉、回、土、撒拉等族的交往中,有的蒙族群众信仰汉传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近代晚清社会,随着外国基督教传入青海,有少部分蒙族群众是基督教徒。

三、社会阶层的分化

随着青海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清政府在青海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以及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一系列政策以后,蒙古族社会开始分化,社会阶层出现新的变化。

(一)蒙古贵族的“城镇化”清政府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分别功罪,以加赏罚”,分割属民、辖地,划分牧地等措施削弱青海蒙古族各部,但依然通过法律的条文、册封、赏赐等方式保留了青海蒙古贵族的特权,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草场、矿场。清政府的限制性措施和青海蒙古各旗人口的外流,为青海蒙古族贵族生计方式转变提供了可能。“青海湖周围各旗王爷将自己旗的草场出卖或出租给外族商人……有许多人不常住在本旗放牧的地区,而是住在丹噶尔、西宁等地。他们在城里买了房,有专门的王府”。⑩

(二)蒙古下层民众的“非牧民化”青海盟旗制度和“扶番抑蒙”的政策,使青海蒙古各旗日益衰落,藏族游牧民族抢掠各部牲畜、强占牧地“,到了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黄河南藏族九个部落大规模渡河北移,占住蒙古牧地‘,抗不回巢’”;輯訛輥P193蒙旗内部也问题不断,青海蒙古“勾通番子,抢劫其主,以致其主伤毙”;“蒙古虐其下,反投野番谋生”等,种种问题致使牧民离开牧地,沦为盗贼、流民。

(三)群科旗中成员的“另类”清政府处理罗卜藏丹津善后事宜,实行开垦屯边,移民实边。“奏称边内地方,宜开垦屯种也……请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輰訛輥P101还有一些陕甘无地农民逃荒到青海地区;一些回汉商人通过贸易、租借、购买领主的牧场的方式出入蒙旗领地;还有与他们渊源颇深的藏族,他们通过婚姻进入青海蒙古族社会,成为群科旗(蒙古族的一个基层社会组织)中的“另类”。群科旗因“另类”成员的加入,开始由一个民族集团逐渐成为一个地域性集团。这些“另类”被当地人接纳,被称为“群科家的人”。

四、结语

清朝时期,青海蒙古族地区在其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整个社会从人口、婚姻、生产、文化、习俗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整个青海蒙古社会是对现实条件下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条件变化的调整、适应的结果,但对青海蒙古族来说,却是整个群体社会持续衰落的表现。

作者:宋占红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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