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分工深化与社会结构研究论文范文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嬗变及其效应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均贫富的格局，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格局，而且使政治、社会、文化格局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权威、道德权威的衰落以及经济权威的崛起。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化趋势，用财富无法划分不同家庭的阶层，农村相应地也缺乏经济权威。村干部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几乎是惟一的权威。但农村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后，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率先富裕起来的人脱颖而出，从而在政治权威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权威。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出现的富裕阶层，成了乡村管理和秩序重构的最主要的两个博弈力量。总的来说，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威之间的博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村干部的权威的衰退和新富裕阶层权威的上升相对应。村干部权威的衰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乡村社会总体上从政治至上时代转变到经济至上时代;二是村干部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村民有求于村干部的事务也越来越少。相对应地，农村企业家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和收入，而且还影响到本地的资金周转。有的企业家通过捐款等慈善行为，还能够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或村民福利。所以，农村企业家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14］(P131－206)［15］。村干部和农村企业家的关系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合作关系，即村干部和企业家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二是竞争关系，大多数情况是企业家对村干部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甚至企业家直接竞争村干部。

2．农业劳动者的减少和务工人员的增多。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0到2012年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3．1%，还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详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从行业分布和从业时间两个指标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有些人看起来仍在从事农业，但实际上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服务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者人数会越来越少，而务工人员的人数则越来越多。这是农村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

3．知识取代经验，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型因素;相应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地位上升。在传统中国，经营或生活模式都比较固定，所以经验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经验，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导社会秩序。但在农村改革后，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农村工业的兴起，还是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都超出了传统的经验。因此，知识相对于经验就显得更重要。由于年轻人在学习新知识上的能力更强，所以在经营方面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笔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镇调研时，就证实了这种说法。当地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废品回收。收废品需要一定的知识，不同种类的塑料、金属，价格差别很大。年纪大的人在辨别能力方面，显然不如年轻人。所以，这里的年轻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是现金开支)也主要由年轻人掌握。知识对于经验的取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经营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日新月异的家用电器、新式服装、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与传统不一样。在新风气迅速取代旧风气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叹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将更多的决策权移交给年轻人。例如，在家庭消费品购置和翻盖房屋方面，年轻人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4．在社会组织方面，家族让位于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家庭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运动打破了这种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但因为这种组织的无效率，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又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农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普遍，村委会仍然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组织。但在农村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经济组织已经发展起来。首先是企业，大量存在的企业已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例如，威海市大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在企业就业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东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3784个，合作社总量达到70336个。2013年，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社员数量为53户，入社农户比例达到了16．1%。可以看出，各类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重要经济组织。同。在传统的地方秩序维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类纠纷基本都靠各个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协商解决，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但现在，家族势力有分化、衰落的迹象①。各类民事纠纷，也更多地靠公权力解决，而不是靠家族协商或调解。例如，在纠纷中如果发生打斗现象，很多人会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叫自己的近亲来帮忙。通过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也逐渐成为农村的时尚。

5．传统伦理的衰落和物质欲望的泛滥。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人情，而且导致了很多违法现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农村，儿女不养老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房产、养老等问题而导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违法为耻。只要能够挣钱，即使是违法，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农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的基本动因:农村专业化趋势和农民职业分化

(一)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都没能摆脱自然经济状态。从表3可以看出，1952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95%。1980年，虽然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达到93．0%。可见当时产业是非常单一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在农业部门就业。此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多年以来的自然经济格局，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进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不到总数的一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经到工商业部门就业。以前农民的财富积累几乎完全靠农业经营，而农村改革以后，工商业成为农村财富积累的新来源，而且工商业财富的积累要比农业快得多。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变化。由于家庭财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阶层分化，所以产业分化是阶层变化的重要动因。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国达到了43．55%，山东则更高，达到了46．40%。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全国和山东分别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全国仍有大约23%来自二三产业。家庭经营收入，2012年山东没有三次产业的数据，但从2011年的数据看，其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是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到了纯收入的50%以上。这说明，来自农业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二三产业。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保持了较快增长的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6．1%。2012年，山东全省农机化综合水平超过了81．5%，其中粮食机械化程度达到88%，经济作物达到58%。在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收率超过97%;玉米机收率达80．8%［20］。由此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很多作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或个人，农业专业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提高。

(二)专业分化导致的农村人员流动性增强，社会交往的距离拉长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中国传统乡村是相对比较封闭和稳定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农村改革以来，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农村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其中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的流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经常到外地特别是城市的人，在农村仍然是少数人。农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与外界联系比较多的人。随后逐渐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但此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民工潮”、“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从表5可以看出，山东农村劳动力虽然跨省流动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内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外出劳动力达到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8．67%，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41%。从外出劳动力就业地点上看，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占到了绝大多数，而其中地级市和县级市是主要的就业地点，出省就业的人很少。在外出劳动力中，大多数人都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微乎其微。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之所以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造成影响，一是外出劳动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务工人员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将不断壮大。二是外出劳动力对本村原有的阶层形成了冲击，从而刺激着原有阶层的变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员回家创业，从而从务工人员阶层跃升为企业家阶层。

(三)现代知识多途径输入农村农村阶层的变迁与现代知识向农村传输不无关系。现代知识进入农村，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代知识对农村的影响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向农村的传输，不仅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而且提高了年轻人的地位。因为年轻人接受现代知识更快，在积累财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强。二是现代知识和现代风尚改变了农村的风俗和风气。例如，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较高。但现代知识显然更注重平等，从而间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轻人显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们对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间接地削弱了传统的风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对110警察快速反应机制和法庭的诉讼机制，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现代知识影响下，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权威主义，从而间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最主要的途径是媒体。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在农村的普遍应用，都能够使农村居民特别年轻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触到现代知识和文化。电视和网络不仅打破了城乡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国家界限。此外，人员流动对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也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还是城市居民流动到农村，都能够将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维方式传输到农村。公共服务向农村的普及和推广，显然加快了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交通设施的改进有利于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现在，年轻人没有到过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在农村的普及，都成了现代知识在农村传播的有效途径。

(四)农村专业化与组织多样化农村的专业化导致了很多新兴经济组织的产生，例如，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这些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层状况。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单位，越来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业等经济组织。家庭的收入也已经不再依赖于家庭本身，来自企业、公司、合作社等组织的收入越来越多。几千年来牢固无比的家庭结构，在市场和经济力量的侵蚀下正逐渐瓦解，农村正在进行千年未遇的结构重组。政府组织向农村的渗透，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村民们可以越过村干部，直接与政府组织打交道。以上四种农村社会变迁现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来解释。是农村的产业分化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和新兴组织的产生。现代知识输入农村，则是城市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分工深化的结果。

三、农村阶层变化对社会管理的后果和影响

农村阶层变化虽然有积极的效应，但同时导致了很多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加在促使大量现代因素输入农村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优质因素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贫血。1．农村经济精英的流失。农村的经济精英通过两个途径流失:一是农村的企业家正大量地向城镇转移，目前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和各地出台的吸引资本进城的优惠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个进程。城市优良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文化和教育环境，对农村的富裕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村高收入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转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正大量流失。在发达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镇寻求就业，导致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乡村，很难找到年轻人了。在不发达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2．农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的农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镇。例如，在平阴县、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现了大量村干部到县城购房并居住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村的治理。

(二)管理队伍的频繁更迭和农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村治理内卷化是指农村治理陷入一种停滞或徘徊的圈子，而无法进化为另一种高级状态。当前农村治理有内卷化的趋势。首先，村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不仅在公共服务供应上，农村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而且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一直没有保障。农村土地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政府可以随意征用农村的土地，而土地补偿款却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农村的住宅却一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村的财产无法用市场价格定价。在社会治安方面，以警察为主的国家机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乡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劳务输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盗匪横行无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鲁西南某些劳务输出比较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盗贼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现象。农村现象也很常见。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村委会名义上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于选举过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地区土地都已经承包到户，且一定30年不变，但村干部及其亲属多占耕地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土地问题仍然是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村集体财产问题。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体财产的地方，如何使用或处置这些财产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三是宗族关系问题。在一些宗族关系和谐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为某一个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成为宗族竞争的焦点。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村民委员会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贿选、家族式竞争非常突出。例如，在集体财产数量比较大、征地数额比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机获得大量的好处，村干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贿选现象很严重。村民委员会竞选的白热化导致了农村管理班子的频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壳村，则没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传统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已经濒于失效，市场扩展以后新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所以农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或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秩序的紊乱。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农村，并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农村居民法制意识淡薄，信任体系不完善，合同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其次，农村金融和信用制度体系很不完善，个体农户较难从正规的信用机构借贷。其结果是高利贷普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经济纠纷也不在少数。虽然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如几户联保，但总体来说，农村贷款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国家监管制度在农村地区比较薄弱。在城市难以生存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转移到了农村。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对农村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机制。2．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完善。近几年虽然各类保障制度已经延伸到了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农村大量的贫困人口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救助，虽然新农合已经普及，但农村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东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99．88%，实际报销比率达到48．99%，新农合的大病报销比例达到了50%以上［21］，但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自费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负担。2013年，山东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2406元，256万人受益［22］。但总的来说，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额度还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户的选择还有问题。很多村干部都优先选择自己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否符合低保标准。

(四)文化变迁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指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塑造了一种新文化。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逐渐解体，而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和文化体系的变迁，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0］(P37－71)。1．从人情社会到拜金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传统农村盛行的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风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①。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会约束的弱化由于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个乡土性的、封闭性的社会，所以，农村的社会约束基本上是靠诺思所谓的非正式约束，亦即依靠惯例、习俗、习惯等。传统农村的封闭性使得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村庄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就更明显。非正式约束是与熟人社会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约束。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农村流动性的增加，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约束的效力就大为削弱。村庄的秩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村庄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例大为增加。赚钱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从事非法交易，个别村庄里的很多人因为与盗窃犯勾结或为盗窃犯销赃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并不以盗窃和销赃而感到可耻。相反，因此挣钱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骄傲。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和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出现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村庄内部，往往金钱的多少决定着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物质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传统的乡绅阶层受到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划分。一批富裕起来的人进入了社会上层。在现阶段这个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约束正在失效，新的社会约束尚未建立起来。在金钱欲的冲击下，不顾社会约束而追求财富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缺失，是非观念也大大削弱，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惟一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有些村民频频更新住房，在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

四、结语

农村阶层和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力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快速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农村的分工深化改变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和增加收入的方式，传统的农业经营技艺和财富积累方式已无法有效地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更偏重于知识和智力的技能，如商业经营、工业生产技术等，成为增加收入的更重要的手段。家庭收入的迅速变化导致了家庭地位的升迁。学习型的年轻人对家庭和村社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经验型的老年人。同时，因专业分工导致的新型组织的出现，也导致了家族凝聚力的弱化。对农村传统结构影响甚巨的城镇化，也是专业分工的产物。无论是山东还是中国，都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目前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3．73%。但从劳动力就业构成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之和，已经占到了68．6%，高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见农村城镇化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山东各地的城镇化也如火如荼。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和以不同方式地促进城镇化。在山东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集中。而在一些工业不太发达的地方，农村社区化则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城镇化必然导致阶层的变化，从而需要一个社会秩序重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社会结构的重构和文化的变革都大大滞后于城镇化的进程。虽然很多地区都已经快速地实现了城镇化，农村居民已经开始了城市生活方式，但很多居民并没有马上从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他们仍然沿用农村居民的很多生活习惯和文化。城镇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村居民到城镇居住就万事大吉了。城镇化是一个过程，它不仅需要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需要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城镇是一个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城镇化在要求政府改革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要求居民改变思维方式，以现代意识融入城镇。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方兴未艾，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远未稳定下来。今后农村阶层机构的变化征候和趋势，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作者：张清津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