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的早期试验范文

自1930年8月卢绍稷接任上海中学师范科主任一职时，师范科已初具规模，卢氏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主要有:(1)重新修订师范生训练标准五条:第一条体格训练;第二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品德训练;第三条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信念的公民训练;第四条科学训练;第五条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实际问题为宗旨的专业训练。(2)联络教育机关，一方面借以研究地方教育的改进，一方面使本科毕业生有更多服务社会的机会。(3)建议师范独立，并陈述理由如下:师范生之训练与精神，都和高中普通等科不同，即师范学校与中学之目的及训练完全不同;师范毕业生之所以要改业的原因，非师范生入校之年幼，乃在师范训练之不专;短期之三年训练，实不足以尽师范教育之能事;高中设师范科，是违反近代师范教育独立之潮流，只能认为是办理师范教育之代行机关，唯有6年一贯师范与专办后三年之师范学校，才能算是师范教育之正宗办法。恰逢1931年5月，江苏省师范科联合会在上海中学开会，卢绍稷遂向大会提出建议，建议江苏省教育厅自1932年起，恢复师范教育独立制度，分区设立师范学校，将各省校高中师范科，自该年起停止招生，并将原有二、三年级学生办至毕业为止。这个建议获大会一致通过，又经由该会常务委员会将决议案呈报江苏省教育厅，不久即获批准，如期改制。上海中学师范科亦遵令于1934年7月最后一班毕业即行终止(后改为工科)，前后存在时间约七年。

上海中学师范科停办后，卢绍稷改任教务副主任，1935年2月升为教务主任。在其所任职务中，以教务方面任职时间最长、所作贡献最大。其间，他除了于每学期开学前制订教务进展计划及周历以作为实施的准绳、充实教学设备、办理招生等一些常规性的教务工作外，较为重要的有:(1)修订中学课程标准。他认为课程编制必须依据三条原则:第一，根据教育厅颁布中学教育之目标。第二，适合地方与学生之需要。第三，注意中小学及大学教学之衔接问题。具体来说，初中阶段从第三学年开始，酌设选修课以试探学生兴趣与能力。高中各科课程中，凡关于公民基本训练之重要学科以及切于实用之学科，而为学生继续求高深学问所必需者，均定为必修科，同时于二、三年级酌设选修科，以适应学生个性与社会需要。此亦为上海中学课程特色所在。(2)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实行各种相应的指导。其中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以入学指导和生活指导为主，二年级学生注重修学指导，三年级学生注重升学及就业指导，尤以升学及就业指导最为重要。(3)成立学科研究会。先后成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学科研究会，就各科教科用书、补充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征文比赛、学科比赛等，经研究会决定后再分别实施。(4)协助校长推广教育事业。卢绍稷认为，学校教育的功能，从青年学生方面来说，在谋他们身心的发展与经验的改造;但从社会方面来说，就在于帮助他们去适应社会以求发展，并能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以增进人类的福利。所以“学校不仅须能为培养人才的场所，须能为实施教育的主要机关;并且须能为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的中心机关，对于社会须有各种推广事业的措施”。其实上海中学在建校初，就十分注重实施推广教育事业。如开办暑假学校、举办民众学校、联络附近教育机关、组织中等教育研究团体等。卢绍稷的各项教务工作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赞扬，19

37年《视察省立上海中学报告》一文中指出:“教务主任卢绍稷‘任事得力，各项教导行政均能有条不紊’，均应予以嘉许”。于行政职务之外，卢绍稷在上海中学还兼任高中教育、史学、党义、公民等科目的教学，其中教育科主要教授三民主义教育法、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社会问题等课程，并将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他在讲授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等课程时，将平时所用教学讲义整理成论著发表出来，如《乡村教育概论》《教育社会学》《中国现代教育》等学术著作皆是如此。与此同时，卢绍稷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于校内组织师范科教育研究会，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实际问题，并组织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科教学研究会;于校外曾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市教育会等学术团体。1930年，与大夏大学校友孙亢曾、程宽正等十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建设社，是发起人兼任第一届理事，该会以研究教育之实际问题为宗旨。综合观之，卢绍稷在上海中学是结合自己“所学所教所办”来从事教育学术的研究，这便是他与上海中学之间最本质的联系。他正是以上海中学为主要平台，致力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初试

同近代大多数学者一样，卢绍稷也非常关注乡村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他认为乡村教育非常之重要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关于“改良乡村教育”与“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之主张明载于“中国国民党政纲”，所以“今日乡村教育之重要，夫人而知之矣”;二是实施乡村教育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素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而整顿一国教育，乡村与城市应相提并论通盘筹划，断不宜有畸轻畸重之措施。多年来城市教育多有人注意，相比之下乡村教育却加意乏人。如此农民弃农入市为工，城市人口与日俱增，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欲求解决或防微杜渐，皆应注意乡村教育。

然而，近代参加乡村教育的研究和探讨的学者，由于各人切入点的不同，理论学识和所处环境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理论信仰的不一，导致有关乡村教育的理论学说也是各式各样。就卢绍稷而言，他坚持认为教育应当“社会化”，因为“教育的目的，是替社会谋共同幸福，不是仅替少数人谋知识，谋生计”，否则“学校与社会，便有一道鸿沟为界，不能收到圆满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倾向于运用教育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对乡村教育进行研究和探讨，《乡村教育概论》一书便是他这种理论研究结果的集中体现。在书中，他强调道:“自‘教育社会学’发达以来，学校之设立于乡村者应‘乡村化’，设立于城市者应‘城市化’，已成为定论”。而反观中国乡村教育的实际，中国向来不注重乡村教育，近年来大学、高中才有“乡村教育”课程之设置，从前认定乡村教育为专门事业而研究者甚少;即使在乡间服务教育事业者，亦无所谓乡村教育方针。

这种乡村教育确有改造的必要，改造的目标则“须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与活的国民”。直言之，乡村教育应以“乡村化”为最终目标，至于乡村学校教育、乡村社会教育、乡村教育调查等问题均要以此为指导原则。

一般来说，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教育制度中重要组成部分。卢绍稷有着同样的认识，指出学校教育是“社会最好的事业”;“学校的生活是最适应的生活;学校的事业是最正当的事业”，乡村学校教育是乡村教育事业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关乎乡村教育事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针对当前乡村学校教育与城市教育无区别的现实，他分别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师资训练等方面论述了乡村学校教育应如何实现其“乡村化”的目标，其中尤以课程与师资为重点。他说:“夫课程为求达教育目的之工具(欲有良好之乡村学校教育，必须有最完善最适用之课程)，其编制须随教育目的而定。乡村学校教育目的，今既以重新规定，则现在学校课程，自亦有修改之必要”。编制乡村学校课程须依据六项原则:(一)须意农业训练;(二)求其最能适合乡村社会之需要者;(三)求其能适应乡村儿童之个别者;(四)须采择乡村实际生活之材料并须促进环境;(五)须谋足以增进乡村与城市之关系者;(六)须顾及乡村学校之经济状况。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乡村学校应设置的课程为:(1)必修之科目:公民与党义、国语、算术、社会、卫生、自然研究、园艺与农业、艺术、家事、体育;(2)选修之科目:外国语(英语)、职业指导。除课程设置外，乡村学校师资的训练与培养同样重要:“乡村教育之改良，须先培养乡村教师”，“乡村学校教师，一方面为乡村小学之教师，他方面为乡村人民之指导者，换言之，即为乡村社会之领袖”。然而，乡村教师培养之实际情况与此目标相去甚远，“现今造就教师之学校，十九设在都市，学生感于都市之文明，毕业后，皆愿意服务都市，不愿意到乡村去，其到乡间者鲜不为都市中之落伍者”。面对乡村师资遭遇的困境，卢绍稷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首先，要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使其能安心乐业于乡间。其次，学校必须解决乡村教师住宿问题，供给其家庭生活，唯此教师才能真正关心学校和社会上的事情。再次，要多设乡村师范学校或师范科以培养乡村教师。具体办法是:(1)高中部师范科设乡村教育组。(2)省立中学附设乡村师范部。(3)设立乡村师范学校。(4)普通师范学校，附设乡村师范部。(5)设立农业学校。(6)设县立乡村教师养成所或年限一至二年的乡村师范讲习所。这些学校都是培养适合于乡村生活之小学教师以及指导乡村教育改进乡村社会人才的重要机构，“然有时恐其不足，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科或高等师范科，亦宜同负此责。虽其所培养者未必即为乡村小学教师，但直接间接均有裨益也。直接者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或主持人员，间接则为乡村师范教师，或辅导员”，多方位多渠道地实现乡村师资培养“乡村化”的目标。

除乡村学校教育之外，卢绍稷认为乡村社会教育也是乡村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且两者应该同样注重。他说，教育一般可分为学校与社会两种，一方面，学校教育不过是人生历程中“时间最短，内容最简单”之一部分，而社会教育，则凡人自生至死，均须涵濡熏陶，且学习的内容繁复广博;另一方面，一个人在学校时间非常短，而在社会上时间不仅长，且凡人生活所具有之知识、技能、习惯、理想等等，多来自社会教育，“此社会教育之所以宜与学校教育并重也”。但乡村社会教育与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途径不必强同。以此为出发点，卢绍稷强调指出，乡村社会教育在以“乡村化”为目标的前提下，还应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即:(1)使认识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及政策。(2)使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之意义及其关系。(3)使明了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国内外之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及其趋势。(4)使明了自己在地方上国家上及世界上之地位。(5)使有党治下公民生活之训练。(6)使乡村人民皆有相当之职业。(7)使有公共卫生与公共娱乐之知识与习惯。(8)使有守纪律、结群体、尚协同、善互助等之美德。(9)使能热心社会活动与改良家庭生活。(10)使能自动举办乡村各种公共事业(如选举、政治、教育、卫生、娱乐及各种社会事业)。(11)使有建设并发达乡村经济组织之技术。(12)使有改进乡村社会生活之理想与能力。如何贯彻这些目标，他认为，须设立乡村补习学校、通俗演讲会、乡村图书馆、妇女讲习会、卫生讲习会、乡村娱乐等组织。

“教育与社会为至有密切之关系，今无论乡村教育，欲适应社会或改进社会，皆非先举行‘乡村调查’不可”，这是卢绍稷论述乡村教育调查的理论基础，并强调:“盖不调查，则不知乡村人民之需要，与乡村教育进行上困难或阻碍之所在也”。他认为，第一，要进行乡村社会调查。调查的项目主要有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组织及风纪、教育。第二，即着手乡村教育调查。具体办法有:制作好“全县乡村教育概况调查表”“乡村学校概况调查表”“乡村校长调查表”和“乡村教员调查表”，并令办事人员、各校校长及教员分别填写后汇寄调查人员手里进行统计;为谋便利起见，教育局组织“乡村教育调查委员会”，由各委员分任调查;调查某项事情，勿以少数为依据，须求多数之平均为标准。调查结束后，要就乡村教育调查之结果，研究今后办理乡村教育应采取的方针、决定进行之秩序，以使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人们有所依据，循序渐进。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乡村社会、乡村教育已有人进行调查，但在卢绍稷看来，这种以个人的名义调查，“容易被人看轻，收效皆未宏耳”，并呼吁今后调查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最好由教育行政机构(包括教育部、省教育厅、市县教育局)或教育团体主持其事，如此定能收到实效。由上述可知，《乡村教育概论》一书是在“乡村化”的目标之下，对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乡村化”的主张在当时众多的乡村教育理论学说中亦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尽管如此，该书仍只能算是卢绍稷对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次理论初试，是他运用西方的教育社会学原理与方法分析中国乡村教育的一次理论尝试，距离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最终实现还很遥远。而他坚持认为，一门学科的真正确立，最关键的因素是有良好的研究方法，并且对于这种方法的实践更是其题中之意。继《乡村教育概论》之后，他编撰了《教育社会学》专著，对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教育调查的论述是该书的最大特色。此外，他又以上海中学为中心，开展“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实际调查，他的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意识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意识的发展

与《乡村教育概论》一样，《教育社会学》也是由卢绍稷在上海中学所使用讲义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该书是近代国人所撰写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之一，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唯我国今日对于社会心理学之专著虽多，而关于教育社会学之著作尚少。余乃依据美国有名教育社会学家斯密士(W．R．Smith)、斯纳登(D．Snedden)与比德(C．C．Peters)等之学说，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由此亦奠定了作者在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全书在体例上分为“基础”“原理”及“应用”三编。“基础”编论及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包括何为社会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用社会学的观点去观察教育等。“原理”编是全书的重点，专论何谓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原理是什么，包括教育社会学的意义、重要性、思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

“应用”编强调如何将教育社会学的原理应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上来，主要包括学校行政社会化、课程社会化、教学法社会化、训育社会化以及社会教育民众化等。上述这些应用领域正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领域。而该书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对社会调查和教育调查的强调和论述，作者认为教育无论“欲适应社会或改造社会，皆非先行调查社会入手不可”，而社会调查则是“应用社会科学于人类各种势力与社会现象之研究，以指示社会改良之步骤”，可分为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组织及风纪、教育五项内容，各项调查，“皆有(由)专家，分析或比较现状，而指示改进之标准与方法，以求增进效率”。为了在实践中能有效地推广社会调查等各项事业，作者又特别强调道，担任社会调查的人选“非智慧高，知识甚，存心甚公，希望甚切之人难为功。如调查得法，则可根据科学资料(scientificda-ta)指示改进方法而革新社会”。而作者本人即有这方面的尝试。

如前所述，卢绍稷主要是以“中学教育”作为教学和工作的重点，这使得他深切体会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中学教育期间是“青年身心发展最速，变化亦最快。如能获得良好教育，建立良好基础，将来毕业后，无论升学或就业，对于个人定有远大前途，对于国家民族亦必有贡献”。在此前提之下，他强调指出，中学作为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的重要场所，它固然要有宽大的校舍、充实的设备和优美的课程，同时也须有良好的师资，而良好的师资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广博的学问、精湛的教学技能和高尚的人格外，还须有健康的身体，“教师的身体若不健康，精神必不振作，时常要患病，要请假，教育是办不好的”。联系我国中学教育的实际，一方面，近年来教育行政当局关于小学教师检定的制度中，已注意到体格检查并作出明确规定，凡身体不健康的人，就不准充任小学教师。而对于中学教师，则尚未加以这方面的注意;另一方面，现今一般中学，只顾及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不曾注意教师身体的健康。如学校能积极提供学生在课后充分的运动设备，而对于教师的运动设备则不太负责;又如学校对于学生缺少睡眠能够注意到，而对于教师的过分工作则视为当然，殊不知，中学教师的健康，“在教学上、训育上、校风上、社会上以及民族复兴，都大有关系，绝不容疏忽的”，中学教师健康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中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十个实际问题之一(这十个实际问题分别是:(1)初高中课程衔接问题;(2)会议问题;(3)公文问题;(4)膳食问题;(5)性教育问题;(6)毕业会考问题;(7)毕业生出路问题;(8)教师健康问题;(9)教师进修问题;(10)教师保障问题)。为了能唤起教育界人士意识到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卢绍稷遂以上海中学为平台，开展“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实际调查。他首先根据在上海中学担任教务的工作，将历年教师缺课和患病状况，分别制成了三个统计表(见表1、表2、表3)。在对各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后，卢绍稷统计出:中学教师每个学期都有人因病请假而缺课;中学教师每学期患病人数，多的时候几乎占教师人数的1/2，最少的时候也要占教师人数的1/4;中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与服务年限成反比。随后，又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教师身体不健康的原因在于课务忙碌、他校兼课、身体瘦弱、环境恶劣、心里烦闷等等。

进而又从教育行政、学校行政、教师自身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关于教育行政方面，卢绍稷认为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举行中学教师体格检查。教育行政当局检定中学教师时，应举行体格检查，倘若其体格不及格，那么无论其学问怎样好，教法怎么样好，都不予及格。(2)大学学生注重体格训练。因为中学教师大都是大学毕业生，欲训练其学生为优良的中学教师，非注重体格之训练不可。(3)严格规定每周教学时数。(4)增加教师待遇。(5)服务相当年后给假一年。关于学校行政方面，需要做到:(1)施行健康诊断。(2)严格考查缺课。(3)病后回校须受诊断。(4)注意学校卫生。(5)设置教师娱乐室。(6)举行教师运动会。关于教师自身方面，需要做到:(1)生活有规律。(2)厉行运动。(3)注意营养。(4)多行校外教学。(5)假期旅行。(6)免除郁闷。在这三种中学教师健康的解决办法中，卢绍稷认为教师自身方面最为重要，因为“教育行政和学校行政当局的补救，究是被动的、暂时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健康，非由自己补救，必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就整个调查方法而言，即便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之，其调查程序已相当完整。这种研究实际上代表着我国教育社会学正逐渐由理论建构面向实践的探索。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K．Merton)曾这样说过:“一门新兴学科要在学术领域里赢得独立的地位，不是强调其在学术领域里的独特性格，便是强调此学问的实际效用性。”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致力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种种尝试，特别是其立足于本国教育现实所进行的各项社会调查及教育调查，即是为在学术领域中作出独特贡献，更是为了突出教育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实际效用。可以说，卢绍稷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许刘英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