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研究的维度范文

摘要：

社会网络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同样是一个颇具研究意义的主题。国际留学生的社会网络是学习者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社会互动的接口，是联结社会和学习者个体的纽带。以此为切入点为国际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语言学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东道国对外招生和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

社会网络；互动；国际留学生

一、引言

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源自于社会学对社会互动的恰当描述，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学家使用社会网络这一隐喻表示不同尺度上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关注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因为社会互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它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活跃于人类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流行病学、组织研究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并被广泛地应用于求职和职业流动、城市化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社会认知、传播、交换、疾病与健康尤其是艾滋病等问题的研究中［1］。

二、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研究的维度

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社会网络同样是一个颇具研究意义的概念。社会网络是学习者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社会互动的接口，是联结社会和学习者个体的纽带［2］。一般而言，国际学生构建的社会网络分为同胞、其他国家留学生和目的语本族语者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社会网络全面反映了留学生在目的语国家人际交往的状况，同时也与留学生的语言学习、文化理解和学习动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Fraser2002；Isabelli－Garcia2006）。具体而言，一方面，学习者自身有内在交往的需求，交往的过程不仅能够增强了解、分享认知，通过社会网络的扩大，形成重要的人脉资源，为学习者提供情感支持和生活帮助，另一方面，有助于留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环境、增进学习者持续参与语言学习、提高人际交往积极性的动力。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正逐渐成为国际留学生人际交往、心理、语言习得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引起社会心理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二语习得和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兴趣。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1）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2）社会网络对目的语环境下二语学习效果的影响；3）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结构发展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中前两个主题具有同源性，都源自西方国家和教育机构推广海外留学项目以及对留学海外学习成效的研究，这两个维度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1．社会心理学、教育学领域

这一维度的研究发端于西方国家教育机构及其研究者对海外学习（Studyabroad）的相关研究。早在40多年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意识到海外学习是培养具有国际知识、跨文化交流技能以及全球视野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这一视角下的国际学生社会网络研究应运而生，从最初Bochner（1977）提出的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主要考察学习者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社会支持，最终为改进国际留学项目设计和管理提供指导。Perkins（2004）倡导为国际学生社会网络提供支持，并指出“教育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协作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国际导向社会环境”［3］。Campbell（2013）考察了6名日语学习者赴日之前、在日期间以及回国之后社会网络发展变化，通过学习者体验呈现了学习者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国际留学项目设计提供了启发。近些年我国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胡哲（2012）；李钊（2012）；刘宏宇，贾卓超（2014）等的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网络对其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有着积极作用。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国际留学生适应东道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因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目的语环境中的语言学习也是适应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而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其社会网络除了具有一般大学生社会网络的特性外，还具有“跨文化”的特性。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者把跨文化适应能力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学习者与东道国居民有效交际的能力、建立和保持关系的能力、处理心理压力的能力。社会网络可以被作为衡量学习者融入目的语言语社区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

2．二语习得领域

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目的语环境是语言学习的最理想环境，学习者有充足的机会与目的语本族语者互动，提高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学习者参加社会互动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分析为探讨制约和促进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学习者社会网络与语言接触、使用和习得效果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有Isa－belli－García（2006）、Stewart（2010）、Dewey，Bown＆Eggett（2012）、Dewey，Ring，Gardner＆Belnap（2013）、Dewey，Belnap＆Hillstrom（2013）等。Isabelli－García（2006）最先把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团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学习动机、态度与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口语准确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Stewart（2010）通过电子日记的方式对美国留学生在西班牙语国家身份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学习者能够在课外参加体育运动等课外活动的过程中扩大社会网络、建构身份、促进语言学习。Dewey，Bown＆Eggett（2012）通过204名日语学习者自陈报告（self－report）分析了社会网络发展、语言使用和口语发展之间的关系。Dewey，Belnap＆Hillstrom（2013）考察了30名阿拉伯语学习者在摩洛哥和约旦社会网络发展与语言使用、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Dewey，Ring，Gardner＆Belnap（2013）考察了71名阿拉伯语学习者赴约旦和埃及语言学习项目中社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包括学习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学习者性格、与目的语本族语者交流的时间长短等。以上研究表明，学习者通过不断构筑并扩大的社会网络与目的语社会成员互动是学习者获得社会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对学习者在目的语国家的语言学习的积极作用已被初步证实。

3．经济学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社会网络研究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增加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Vishwanath，1991）［4］，因此，经济学视角下国际学生被视为经济个体研究者更为关注经济个体如何选择建立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LanDING等（2012）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是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择校和被录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仅为美国降低成本招收优质中国籍博士研究生提供了捷径，同时也为中国高校在国外传播、为吸引有来华深造意向的美国学生搭建了桥梁。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的积极作用不仅使留学生本人受益，也使与其交往的东道国学生获得了出国留学咨询的契机和衔接渠道。

三、理论基础

1．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模式

1）Bochner（1977）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Bochner（1977）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基于对30名来自中东国家国际留学生朋友圈的研究提出的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friendshippatternsofoverseasstudents：afunctionalmod－el），在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中至今仍颇具影响力，其他研究者也不断对这一模式进行着验证和修正（Furnham＆Bochner1982；Furnham＆Alibhai1985）。在Bochner的模式中，国际学生同时身处三个不同层次呈同心圆的人际网络之中，这三个社会网络圈依次为单一文化圈（mono－cultural）、双元文化圈（bi－cultural）和多元文化圈（multi－cultural）。单一文化圈，由本国同胞组成，为学习者提供情感支持，Adelman（1988）也指出由同胞提供的支持系统非常有用，具有相同旅居经历的人，一方面可以给其他旅居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应对新的环境，另一方面同胞还可以提供情感帮助，增加其心理安全、自我尊重和归属感，减少压力、焦虑、无助感和疏远感；双元文化圈由东道国学生或工作人员组成，是学习者与东道国联系的纽带，为学习者提供学业或职业帮助。研究证明，和东道国居民（或者同学）建立联系有助于留学生的社会心理适应（杨军红2009）；多元文化圈由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构成，是学习者娱乐休闲的伙伴。这三种“文化圈”在留学生适应过程和语言学习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作用。2）Coleman（2013）国际留学生社会网络模式Coleman（2013）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大量海外学习者社会化和友谊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学习者社会网络同心圆模式，用以阐释学习者在海外建构的社会网络。Coleman建构的社会网络同心圆从内到外由分别由同胞、其他国家留学生向目的语本族语者逐层扩展开来。箭头表示离心率，离心率的大小代表着学习者社会网络向本族语者扩展的能力。虽然对有的学习者而言，将社会网络扩展到目的语本族语者这一层面并非普遍、自动或方向一致，但是只要学习者拥有动机、投入时间并付出努力，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将具有较强的离心率。虽然这一模式将现实过度简化，忽视了学习者个体差异和环境变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Cole－man2013），但这一模式对社会网络与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具体而言，三层社会网络圈在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同胞网络圈：调查表明与同国人交流更倾向于使用母语（例如Dewey2004），对目的语学习帮助不大，如果本国同胞联系过于密切，甚至产生负面作用，抑制与目的语本族语者交往和语言发展（例如Krywulak1995；Isabelli－García2006）；其次，其他国家留学生网络圈：与其他国家的学习者交往，由于英语的国际通用语地位，当学习者目的语尚达不到成功交流的水平时，与目的语相比使用英语交流的倾向较大，但是如果双方使用目的语交流，目的语水平较高的一方将对另一方中介语发展起着一定支架作用，有助于语言学习；目的语本族语者：目的语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最佳的语言学习环境，与目的语本族语者的社会互动是语言学习的驱动力（Coleman1997；Allen＆Herron2003），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互动的时间长短是衡量语言技能发展的标尺（Segalowitz＆Freed2004）。与目的语本族语者交流对提高学习者社会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最具影响力（Lafford1995；Lapkinetal1995等），互动过程中本族语者新的和正确的语言结构以及对学习者的反馈，都将引起学习者的注意，通过重复、修正促进语言发展（Donato1994）［5］。Bochner（1977）和Coleman（2013）模式中第二层和第三层社会网络圈的位置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两位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差异使然。Bochner（1977）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对象是攻读硕士或博士的专业留学生，关注社会网络与学习者跨文化适应的关系；Coleman（2013）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对象是语言留学生，关注社会网络对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

2．社会网络的类型

社会网络根据交流渠道和实践共同体的性质分别可以分为以下两组类型：1）根据交流渠道或互动媒介社会网络可以分为真实生活中面对面行动中建立的社会网络和借助互联网在虚拟环境中建立的社会网络两类。社会网络是日常生活中与朋友、同学、同事、家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网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活动无处不在，只需连接网络，足不出户便可以参与到不同社会网络的活动中。虚拟环境中的社会网络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扩展互动的时空、方式、符号等，例如来华留学生普遍使用的微信、QQ朋友圈。真实与虚拟社会网络之间既有交叉重叠也存在些许不同。虽然虚拟环境中的社会网络并未改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本质关系，在人际交互中，交互的动机更加多样化，通过参与网络互动交流，在建立良好人际环境的同时增强学习动力，但是与真实社会网络相比，虚拟社会网络具有跨域时空的特质，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和通讯手段使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延续了与国内家人、朋友等社会网络的联系，缓解了留学生想家之苦和感到孤独的情绪，但过于陷入国内社会网络，势必成为学习者充分融入目的语社会、参与目的语社会网络互动的障碍（Coleman2010）［6］。2）根据实践共同体的性质社会网络是学习者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网络，学习者作为成员参与各类社团活动和言语社区，形成了不同性质的社会网络圈，如兼职同事、球队队员、兴趣小组成员、同住舍友等等，学习者是所有网络圈的交集即核心。由于不同网络圈中的成员与学习者亲疏程度有别，其中与学习者联络紧密的成员共同构成了强联系圈，也就是内圈，其他关系疏松的成员则退到外圈，形成弱联系圈。

3．社会网络评价标准

由于研究目的和视角差异，研究者对社会网络评价标准也有不同侧重。1）Boissevain（1974）社会网络评价标准包括结构和互动两个标准结构标准：社会网络规模（网络中的总人数）；（衡量个体与网络成员发生潜在交际的尺度）。互动标准：关系的多重性（角色关系多样性，涉及个体参与活动的领域）；互动的频率和期间（体现了个体不同关系交往者的投入）。语言学习需要各类知识的支撑，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其表达的内容无所不包，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尽可能地熟悉那些相关的知识，学习者才能提高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黄源深2007）。社会网络的开放性和密度越大也就是网络结构复杂度越高，学习者接触的话题面更广，获得的各类知识也就越丰富。2）Campbell（2013）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价学习者的社会网络，在Boissevain的评价标准上补充了两条标准：一是互动的语言，二是互动的渠道（媒介）以来华留学生为例，互动的语言有三种：汉语、英语和母语（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互动的媒介有facebook、skype、twitter、QQ、微信等。3）Coleman（2013）离心率如前文所述，Coleman（2013）社会网络同心圆模型中提出了离心率的概念，用以衡量学习者社会网络从同胞网向本族语者网扩展的能力。4）胡哲（2012）从规模、中心度、紧密度、异质性以及连接强度等指标对来华留学生社会网络进行评价胡哲（2012）的评价标准比较全面，基本上涵盖和融合了前人研究评价标准的各个维度。

4．社会网络发展的制约因素

学习者社会网络建构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受学习者内部因素、语言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多种因素制约。1）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表明，学习者性别和性别认同（Whitworth2006）、性格（Dufon＆Churchill2006）、学习动机和对东道国的态度（attitude）（Isabelli－García2006）都是影响学习者社会网络建构和扩展的因素。2）语言因素母语文化背景（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与学习者社会网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目的语水平影响强联系社会网络的发展（D’Urso1997）。3）外部环境因素学校管理：学校位置、宿舍安排、混合编班、导师制。4）其他因素学习者国别化差异和留学时间长短。与亚洲学习者相比西方国家学习者与目的语本族语者的联系更紧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之一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学习者交往模式上表现出的差异仍然具有较强解释力。四、结语社会网络分析为深入探讨国际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东道国社会融入度和目的语能力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测途径，也为降低信息成本，扩大对外招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而高校国际留学生教学管理部门从留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更多社会支持成为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教学机构和教师为学习者搭建平台，扩大社会网络范围，增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群体和中国社会广泛接触的机会，鼓励留学生从单一文化圈进入多元文化圈。具体而言，可采用的方案有：招募中国学生志愿者与留学生混合编班，共同上课；为学习者搭建桥梁；指导学习者交友策略；根据学习者国别和兴趣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等。另一方面，提高留学生社会网络的质量，量是前提而质是关键，也就是在互动频率、时间长度、网络密度应有所改善，提高互动成效。

参考文献：

［1］庄孔韶，方静文．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5）：46－5

作者：徐虹 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