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析范文

摘要: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内在机制，然后利用2005—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它们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数量关系。结果发现，城镇化与人力资本提高总体上推动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地区差异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作用很大;但在东部地区，由于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弱得多。因此，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要加大针对农村的投入、大力推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才能有效推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关键词:

城镇化;人力资本;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化常常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国外一些研究证实，城镇化通过增加对农村产品的需求、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技术溢出等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Nguyen，2014)［1］，但也有研究指出，这些渠道并非总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城镇化甚至会因致农民失地而增加农村贫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Azam和Gubert(2006)［2］，Ravallion(2007)的研究则发现，城镇化减轻贫困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特征［3］。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分歧。例如，宋元梁和肖卫东(2005)、李子联(2014)、陆铭和陈钊(2004)、万广华(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存在正向效应［4－7］，但高连水(2011)的研究则表明，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大［8］，而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甚至认为城市化与城市偏向一样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9］。已有研究为我们认识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其结论分歧也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有必要继续探讨城镇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后机制，并据此解释结论分歧的合理性，以便为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城镇化、人力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

以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为标志的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作用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是直接或间接推动农村家庭劳动配置优化。农村家庭第一次劳动优化配置发生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新增城镇人口的过程。Gollin等(2013)认为，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的动力来源有三个，一是农村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从而产生“推力”，将农村劳动人口“推向”城市;二是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上升，产生“拉力”，将农村劳动人口“拉向”城市;三是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粗放式”扩张，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规模扩张、工作岗位增多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10］。无论动力来源如何，由于人口往城市转移都导致了城镇化。然而，不同动力来源的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却不同。

直观地看，在城镇化过程中，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居民将率先迁移进入城市，城镇化过程大大拉低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度(有些研究将之称为农村“精英”流失，见张永丽和黄祖辉(2008)［11］)，因此，在经济结构不发生调整而只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带动的城镇化将很难促进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由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拉动”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将因家庭成员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就业而获得非农收入及由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其他转移性收入;而由农业生产部门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将直接推动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提升。因此，在由城市非农部门生产率提高“拉动”的城镇化或混合动力作用的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城乡劳动力转移和优化配置带来的转移性收入不能补偿农村家庭因高素质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城镇化就无法起到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反之甚至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引发的农村家庭劳动第二次优化配置则发生于农村内部。由于城镇化发展使城市对农产品和其他依托农村资源生产的产品需求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最终必然推动农村内部产业结构调整，新的产业部门得以出现并扩张。与原来的“纯粹”农业生产部门相对应，我们将之称为“乡村非农”生产部门。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农村家庭将再次进行劳动优化配置决策。假设一个典型的农业产业和乡村非农产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函数为F(L)，L是劳动投入。代表性农村家庭拥有耕地和人力资本禀赋，家庭劳动可配置于农业产业与乡村非农产业部门，但将劳动配置于乡村非农生产部门需要耗费成本，例如通勤时间，它与农村乡村非农产业部门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发展水平相关。当一部分劳动配置于乡村非农生产部门后，家庭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缺口可通过就地雇佣解决。假设农业生产部门对具有不同禀赋的劳动力提供无差别工资，但乡村非农生产部门的工资与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正相关，后者来源于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那么，代表性农村居民家庭的决策问题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优化两个部门的劳动配置，以最大化家庭效用。

模型第一个约束式左边第一部分表示代表性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从统计角度来看可归类于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的家庭经营收入，该收入取决于家庭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的数量、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第二部分表示对农业生产雇佣劳动的支出;第三部分表示家庭通过将劳动配置于农村乡村非农生产部门获得的实际收入，从统计角度来看则可归类于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的工资性收入，它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也与农村乡村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正相关。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家庭通过在农村内部优化配置劳动能够获得收入的增长，但是，由此获得的收入增长幅度与农村居民劳动力素质以及城镇化对农村各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农村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能从城镇化发展获得的收益就越多，越容易通过农村内部劳动配置优化实现收入增长;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的带动作用越强，农村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家庭优化劳动配置的空间就越大，农村居民由此获得的收入增长幅度也越大;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交叉协同效应。由此进一步的结论是，在不同地区，由于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的影响不同、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禀赋不同、可能影响农村家庭劳动配置决策的其他因素不同，城镇化、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表现也应不同，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二、城镇化、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检验

1．检验模型。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设定如下的关于城镇化、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面板检验模型。其中，r_income表示农村居民收入，urban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rhcapital表示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lntrfacil表示农村交通条件，X表示影响农村家庭劳动配置决策的其他因素所组成的向量组。在这里，我们分别引入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交叉项，以及农村交通条件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以捕捉它们各自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互补协同效应。ε是误差项，ln表示对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值，it指第i地区第t期。另外，为了在模型中纳入更多的解释变量且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并考虑变量度量的准确性和数据来源的可靠度，我们将模型(5)的X向量组构建。其中，pop/labor为劳动力人均负担人口，perculland为人均耕地面积，policysup为农村政策扶持力度，opening为对外开放水平，fdevel为金融发展水平。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耕地面积可能会成为农村居民劳动在农业生产部门和乡村非农生产部门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已在许多不同研究中被提及，例如，约翰•奈特等(2011)关于劳动力负担人口对农村居民外出工作决策影响的研究［12］，王韧(2006)关于农业人均扶养比例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13］，武小龙和刘祖云(2014)关于政策偏向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14］，魏浩和赵春明(2012)关于对外贸易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15］、刘玉光等(2013)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16］，等等。

2．数据样本与检验方法。除了农村劳动力人均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两个变量有直接可用数据之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我们采用实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实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实际值由名义值分别以2005年为基期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用接受高中及以上学历教育人口占农村家庭人口比重来表示。关于农村交通条件，因为没有直接可用的合适数据而采用各省区市的公路密度数据来度量。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公路里程数据是年底值，为了更好捕捉既有交通条件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影响，在实证检验时我们采用的是该指标的上一年度值。政策扶持力度用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度量;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用相应地区人民币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用相应地区年底存贷款余额与当年GDP之比来度量。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面板的横截面跨度为31，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Nguyen(2014)指出，估计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跨地区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相邻地区，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另一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明显影响;二是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问题。城镇化并不是一个随机过程。本文选用省级面板数据，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克服第一个困难。对于第二个困难，参考Nguyen的做法，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来排除面板模型中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察到的影响μi，以此减小估计结果的内生性偏误［1］。

3．检验结果分析。(1)面板单位根检验。虽然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与社会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平衡性，模型各相关变量序列都应当是平稳的，但是为了防止面板数据回归系数估计值有偏即出现“伪回归”现象，仍然需要检验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分别选取了LLC、ADF－Fisher、PP－Fisher和Hadri四种检验方法。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序列和金融发展序列只在一种检验方法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外，其它变量序列均在两种以上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基本上可认为各序列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回归分析。(2)面板模型估计结果。F统计量表明，无论是基于全国总样本还是各子样本，我们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设定都是合理的，同时，调整可决系数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能力也很强。首先，基于全国面板的估计结果(表1第1列)表明，城镇化发展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村居民收入对于城镇化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4153和0．7759。而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的估计结果(表1第2、3列)则直观地体现，城镇化和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条渠道来实现，城镇化发展对工资性收入的正向促进效应要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人力资本的效应则相反。这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城镇化更重要的作用是扩大了城市对依托农村资源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在农村的、不同于原来纯粹务农的就业机会。而对于那些留在农村同时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则更容易从城镇化发展、农业产品市场规模扩大中抓住机会，从农业经营中获取收益。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协同作用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反映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市非农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加，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转移进入城市，导致农村“精英”流失。而由于总体上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农村居民收入减少。考虑到乡村产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普遍不高，因此，相对于受雇他人领取工资，城镇化造成农村“精英”流失产生的负面影响对需要具备相当知识技能的家庭经营活动的冲击显然要更大。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体现了这一点。

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弹性系数为－0．5692，其绝对值比工资性收入对应的这一弹性系数绝对值要大得多，也大于纯收入对应弹性系数的绝对值。但如果我们将这些效应加总，城镇化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确实推动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各主要细分收入的增长。其次，估计结果也表明，虽然交通条件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但交通条件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是正的，两者之和略大于零。这一方面说明交通便利降低了转移成本，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加速转移，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同样会造成农村“精英流失”、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优先选择乡村非农产业或高效农业生产等作为转移目的地而不是异地转移进入城市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交通条件改善也为他们发挥知识优势、获得更高收入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虽然交通便利降低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但交通条件与人力资本水平则协同增加了工资性收入，而且，它们也共同推动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正如理论分析所强调的，估计结果充分体现了城镇化发展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

东部地区①由于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城市非农产业规模庞大，对农村劳动力需求旺盛，且城乡空间距离相对较小，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受到的转移吸引力更强，也更有条件以较低成本转移到城市并进入非农产业部门就业，因此，从人力资本损失角度来看，城镇化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冲击相对也更大。这与我们的分析相一致。模型估计结果(表2)表明，城镇化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较大，相应弹性系数估计值分别达到了－0．2276和－0．2691。但是也要注意到，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协同效应是正的，说明城镇化仍通过为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优化劳动配置等渠道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好地补偿了城镇化“抢夺”农村“精英”单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造成的冲击。从细分收入上看，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的协同一方面体现为城镇化促进了农村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在乡村非农部门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得到了增长，更重要的是，城镇化发展也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农村家庭小规模经营的发展，留在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相对更容易抓住这些增收机会。另外，交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其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的前提下，交通条件改善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效应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继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加强教育投入，才能真正起到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目的。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城乡空间距离较远，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小诸多原因，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在相同作用机制上，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在整体上的负向冲击也较小。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固然也造成了农村“精英”的流失并因此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较高的转移成本使农村“精英”流失的程度远远小于东部地区，相反，城镇化更大的好处是为留在农村的比重占优的劳动力群体提供了实现农村内部优化配置的环境，因为无论是农业生产部门还是乡村非农产业都因为城镇化获得了扩张。模型的估计结果(表3)显示，城镇化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均显著为正，且总的正向效应要远远大于它们协同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的负向效应，而且，从细分收入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双低”环境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果上比东部地区更明显。另外，交通条件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与东部地区也有差异，表现为虽然交通条件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但交通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显著为正，且其绝对值大于前者。此外，估计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政策扶持与对外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均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上。在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耕地多少左右了农村家庭劳动配置决策。在东部地区，耕地过多可能束缚了家庭将更多劳动配置于生产率更高的乡村非农生产部门，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农村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居民则更依赖于耕地以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得收入。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城镇化和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村“精英”流失并因此阻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推进有利于农业和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居民在农村内部优化劳动配置创造了环境和条件，奠定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它们的总效应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基于2005—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城镇化与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效应，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这种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作用很大;在东部地区，由于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相对小得多。这种差异源自地区发展与外部环境对农村居民劳动力转移、农村家庭劳动在农村内部的优化配置产生了不同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将城镇化建设视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视为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无疑正确，但是，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快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加大针对“三农”问题的资源投入，特别是要将农村教育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加强面向仍然大量集聚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和乡村非农产业的资金和技术扶持，将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非农产业的产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强化包括交通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缩小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流失的负效应、放大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家庭劳动配置优化的正效应。

作者：袁伟彦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