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服务贸易与环境协调度测度范文

摘要：文章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并选取低碳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天津市和上海市。以其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熵权法客观评价各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区域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评。结果表明，天津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在区间[0,0.29]内震荡，上海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在区间[0,0.19]内震荡，两者均处于失调状态，两个子系统虽还未形成协调发展机制，但整体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关键词：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熵权法

引言

2017年报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着从“中国货物”到“中国服务”的格局之变，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平缓，而服务贸易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决定在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和5个部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先后《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将天津、上海等城市作为低碳发展试点。这两大国家政策的叠加为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对环境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天津和上海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索两个港口城市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全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探索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服务贸易进行了有益探索。李凯杰（2016）[1]从出口质量、结构、附加值率及核心竞争力等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贸易情况，得出我国出口贸易“大而不强”的结论，并提出促进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实现从商品输出向技术、资本和服务输出转变；詹淼华（2016）[2]基于G20国家的比较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呈正相关关系；于勇和吕白（2016）[3]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分析服务贸易存在垄断和准入限制过多、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力量分散、立法尚不完善、高端人才稀缺、技术创新不足、金融支持薄弱等方面挑战。但是关于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定量研究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探索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

1研究设计

1.1研究方法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作为主要商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交换的经济活动，生态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也伴随着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物等环境产出，两者的发展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如何找到两者共同发展的平衡点，是实现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服务贸易子系统（E1）与生态环境子系统（E2）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服务贸易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度。本文基于孟庆松和韩文秀（2000）[4]的研究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其中，e1k、e2k分别为服务贸易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序参量，用以衡量各子系统的相变进程；αik为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一子系统序参量的最小值，即下限，βik为同一时间段内该子系统序参量的最大值，即上限，系统序参量eik介于αik与βik之间；ui(eik)用来衡量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由上述定义可知ui(eik)的值介于0与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对应的变量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在子系统的相变进程中影响因素有很多，为了综合衡量各子系统的有序度，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将子系统相变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应的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进行集成：同理，ui(ei)Î[01]，ui(ei)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其有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本文将E1-E2两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E定义如下：其中，u0i(ei)和u1i(ei)分别表示不同时刻子系统的有序度，由定义可知：EÎ[01]，E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E1-E2复合系统的协调程度越高。最理想的结果是E的值等于1，说明两个子系统高度协调发展，该经济模式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由公式（2）可知，在计算复合系统的协调度E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子系统相变进程中会有诸多影响因素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那么各因素的权重如何确定呢？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评价各因素对系统有序度的影响程度，即权重，从而提高结果的精确度与可靠度。设有m个评价指标和n个被评价对象，则熵值Hi的定义如下：最后，根据求得的熵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1.2系统协调度评价标准

为综合反映E1-E2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趋势特征，本文参考孙爱军等（2008）[5]的研究，将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1所示。

2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2.1复合系统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

一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能只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来衡量，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综合评价天津和上海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经过学者们的论证和实践检验，证明该理论是目前研究国家和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最优工具和方法。根据该理论，本文将服务贸易子系统分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和同业竞争4个序参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庄惠明等（2009）[6]、黄满盈（2011）[7]、陈虹（2010）[8]等学者的研究，采用服务业从业人数反映人力资本要素，人口结构素质反映技术要素。一般劳动力是基本生产要素，由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正面临着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新兴服务行业转型升级，所以高技术人才的规模对其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一般劳动力规模过度反而会形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服务业从业人数比重是负向指标，人口结构素质是正向指标。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某一地区的需求条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改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也会逐渐变大，所以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正向指标。用货物贸易总额与第三产业比重反映某一地区的服务贸易相关及支持产业的发展情况。服务贸易的产生最初要依赖于货物贸易，是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分离出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时至今日任何货物贸易过程中一定伴随着服务贸易，所以货物贸易总额是正向指标，同样服务贸易的增长也无法脱离服务业的发展，所以第三产业比重也是正向指标。以服务贸易的开放度反映其同业竞争情况。服务贸易开放度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所以该指标为正向指标。本文将生态环境子系统分为能源消耗、排放强度、环保事业发展情况3个序参量，其中能源消耗情况用服务业能源消耗总量、服务业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三个具体指标衡量；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用废水排放总量和废气排放总量反映；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额来评价某地区的环保事业发展情况。构建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如下页表2所示。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天津和上海两个沿海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人口结构素质用每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来表示，产业结构等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服务贸易开放度等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天津市服务贸易子系统指标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上海市服务贸易子系统指标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指标的计算采用matlab、excel等计算机软件。

3复合系统协调度测度

3.1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运用熵权法计算各要素指标的权重，对2006—2015年的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同一个指标对不同地区的子系统有序度贡献程度不同，所以分别计算天津和上海各指标的熵值和权重，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上海市人口结构素质指标（X12）的熵值为0.675，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指标（X27）的熵值为0.796，水平较低，但其余所选指标的熵值均大于80%，能够反映大部分原始信息。

3.2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

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计算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根据公式（1）计算各因素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从表4中可以看出，服务业从业人数比重对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逐年降低，这进一步证明一般劳动力规模过度不但不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反而会形成资源的浪费；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上海市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逐年上升，而天津却呈现下降趋势；虽然天津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不断增长，到2015年达到234.7亿美元，是2006年的3倍，但其增长速度远远小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说明其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根据表3确定的指标权重，运用公式（2）计算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两市的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均呈现增长态势，天津市从2006年的0.25增长到2015年的0.6，且逐年稳步增长，与之相比上海市的增幅较缓，从2006年的0.38增长到2015年的0.56，2007年出现了短暂且迅速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2007年上海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同比增长迅速，第三产业比重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2.5%，服务贸易开放度增长了3.6%。生态环境子系统有序度变化虽然没有规律可寻，但总体上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2012年和2015年，天津市生态环境子系统有序度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其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当年完成的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却明显降低。基于各子系统有序度，应用公式（3）计算得到天津和上海的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8年和2009年天津和上海的复合系统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可能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服务贸易出口额有所下降，许多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对环保投资造成较大负面影响；2010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其协调度有所回升；2013年上海市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骤然下降，但2014年又基本上升到了原有水平，说明2013年的骤然下降是由突发因素引起的。总体看，两个试点城市的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天津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在区间[0，0.09]、[0.1,0.19]和[0.2,0.29]内震荡，近年来其失调状态也在不断优化，2015年达到中度失调与轻度失调的临界。上海市复合系统协调程度明显低于天津市，在区间[0，0.09]和[0.1,0.19]内震荡，协调度等级仍为严重失调，主要是因为上海市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增长缓慢，而生态环境子系统有序度又呈现下降趋势。结果表明两个试点城市的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程度均处于很低的水平，天津市和上海市在追求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忽略了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两个子系统尚未形成协调发展机制，且任重道远。

4结论

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的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本文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和低碳发展试点城市：天津和上海为样本，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区域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得到如下结论：（1）2006—2015年期间，天津和上海复合系统协调度整体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但上海的增长速度缓慢。（2）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波动性，天津的最大值为0.293，处于中度失调；上海的最大值为0.141，处于严重失调。两个子系统还未形成协调发展机制，其协调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3）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在局部交替上升，且天津服务贸易子系统有序度的增长率大于上海；而生态环境子系统有序度在局部交替下降，且上海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有序度大于天津市。因而，服务贸易子系统对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贡献较大，天津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李凯杰.供给侧改革与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J].经济学家，2016，(4).

[2]詹淼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G20国家的比较分析[J].经济论坛,2016,(6).

[3]于勇，吕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吉林金融研究，2016，(9).

[4]孟庆松，韩文秀.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2000,(4).

[5]孙爱军，董增州，张小艳.中国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耦合协调度研究[J].资源科学，2008，(3).

[6]庄惠明，黄建忠，陈洁.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9，(3).

[7]黄满盈,邓晓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于“钻石模型”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7).

[8]陈虹，章国荣.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0).

作者：李虹 陈丽姿 单位：天津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