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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加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新模式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要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放在重中之重的突出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是课堂的主宰,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被动地接受。事实上这种授课模式不太为高职学生所接受,也不利于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课堂要求教师要适时转换角色,建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生动活泼的教学体系。教师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参与者,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把课堂变成展示学生才华的舞台。因此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不应再把学生单纯地看做是“教育对象”,而应看做是课堂的主体,培养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合作精神以及独立思考和质疑能力。学生在作品阅读中,如能有效提出疑问又能在教师的协助下得以解决,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热情。结合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目标要求,有些知识的延伸也需留给学生们自己去实践,以提高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品评鉴赏能力。笔者在古诗词教学中,经常把诗词中所蕴育的美用现代音韵格律进行再创作,以加深学生对诗词意境的理解。如欣赏陆游的爱情词《钗头凤》,在解读完词中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悲剧之后,趁着学生还没有从悲情中回过神来,插入用现代文语境和韵律创作改编的《钗头凤》:“你用那红润柔酥的手,为我斟来了黄封的美酒。全城内弥漫着春光,宫墙外摇曳着杨柳。无情的东风,吹散了美满姻缘的欢乐。几年的离愁相思,都一齐涌上心头。错呀!错呀!真是铸成了大错。今年的春光还似当年,可相思已使你变得瘦损不堪了。和着胭脂的泪水,湿透了丝绸的手帕。桃花纷纷凋落,亭台楼阁冷冷清清,你我纵有山盟海誓,也难以写信再诉说彼此的深情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罢。”如此用一种艺术形式对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解读,往往会带给学生心灵巨大的震颤,对作品的悲剧意蕴有更深刻的领悟。鉴于此,我让学生对作品选上的另两首《沈园》诗也做相似的艺术再创作,当堂朗读。学生在原词美感意境的激发下,苦心琢磨,竟也能写出声情并茂的语句来。让学生对古典诗词进行艺术再创作,是笔者古诗词课堂教学的一大尝试,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深层次阅读及审美能力,还能锻炼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而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也促进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乐趣和积极性。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及网络平台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

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辅助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是信息时代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最有效的途径。多媒体课件在课堂教学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对于高职学生,通过背景资料声音、图片、视频的使用,艺术性地再现古典情境,可以大大提高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直观性、形象性感悟。因而这就要求古代文学教师要掌握一些课件的制作技术和制作艺术。制作的课件要集文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当一幅幅图文并茂、动感十足的课件演示触动学生的视听神经时,课堂气氛也会活跃起来。如欣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课件形式演示古典琵琶曲,再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情境,给学生以直观、形象的视听感受,这是任何一位优秀的讲坛大师都难以企及的教学效果。再如讲李煜的《虞美人》,篇尾配以邓丽君的《几多愁》曲调,学生在慨叹词人悲剧人生的同时,亦会为词中泣血的故国深情而一洒同情泪的。多媒体课件在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将文学知识与艺术欣赏互相映衬的功能和氛围,再加上教师画龙点睛式的精巧点拨,极易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效果是大有裨益的。同时古代文学教师还可以把网络平台功能恰当地融入到教学中去,如鼓励学生创建班级QQ群,通过网络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流。还可把学生作业中的佳品贴到“经典诗词鉴赏贴吧”栏目上,让学生评论欣赏,教师则适时介入点评答疑。学生定会对这样新的学习形式兴趣盎然,积极参与,查阅资料后上网交流,交流中还往往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达到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提高鉴赏能力的目的。

三、加强课堂和第二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古代文学学习兴趣

高职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大多最初对古代文学认同感不高,心理上有一种文学代沟式的“畏难”情绪,再加上某些古代文学教师教法不当,没有谙熟古典诗词教学艺术,往往用抽象的思维、枯燥的说教解释一首首意境优美的诗词曲赋,导致学生对学习古代文学兴趣不高甚至厌烦,学习效率非常低下。赫尔巴特在《教育讲义纲要》中指出“兴趣意味着自我活动”。高职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便古为今用,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运用知识能力的综合问题。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在学生的情趣上多动脑筋,通过组织一些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主体能力的教学方式和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讲清代诗人查慎行,要联系当代知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金庸小说仍是当今大学生最喜爱的作品之一。金庸本名查良镛,是查慎行的后人,他《射雕英雄传》中的每一回目,都引用的是查慎行的诗作,以示对先人的崇敬之情。如此学生会加深对查慎行的感知,学习起来自然是格外认真。同时教师应重视学生的第二课堂,发挥第二课堂作用,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诸如组织一些有益的竞赛活动,教师把班级同学分成几个小组,以组为单位开展古典诗歌诵读会、古诗词背诵大赛、编排古代文学作品剧并让学生登台表演等系列趣味活动,将所学知识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既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又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和求知的欲望。为加强高职学生的古文基本功,笔者管辖的古代文学教研室每学期初为各年级学生精选五十首经典诗词曲赋作为必背篇目,背诵测试成绩计入期末课程总成绩。三年时间学生共计能背诵近三百首诗词经典,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并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为激发学生背诵经典名篇的热情,教研室每学年都要搞一次全系学生参加的“古典诗词曲赋背诵大赛”,评出集体奖和个人奖。各班学生对这一活动都极为重视,纷纷参与,不仅获得了锻炼,还从中体味到了经典文化的乐趣。记得一位同学在展示才艺时,竟能将屈原的《离骚》从后往前背,其“倒背如流”的功夫着实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大呼过瘾,学生钦佩之余纷纷效仿,掀起一个以背鸿篇巨制为荣的学习高潮。这些活动的有序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热情。

四、课程改革与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前提下,笔者所在的教研室多年来积极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强化对学生人文素养和专业技能提高的培养;强化实践性环节,建立以古代文学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新体系。教研室近年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做了大幅调整,制定了切实可行、适合我系学生实际的教学大纲和考核方式。课堂教学注重知识传授的实用性,删除那些理论性过强、过深且脱离现实的内容,把古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过去传统的“讲授式”授课方式,更多的采用指导式、讨论式、赏析式的教学方法,并配以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内容,对学生的学习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为此,每学期的期末考核,我们都有量化标准。结业考试采用百分制,安排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两部分内容。理论知识占课程总成绩的40%,平时作业及课堂实践成绩占20%,古代文学经典名篇背诵占40%。考核严把质量关,杜绝作弊。就拿古典名篇背诵为例,期中考核时,学生依次来办公室,在老师面前逐条背诵,篇目不过半者,成绩记为零分。期末背诵采用闭卷形式,将本学期所列经典名篇以填空形式测试,成绩不过关,期末总成绩就很难及格,按系里规定,本门课程未结业需跟下一年级学生重修。在这一目标要求下,学生起早贪黑地背诵古典名篇。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强制性举措,却为学生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古文功底。

平时的作业考核,为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能力,每学期教师都要求学生上交两篇有关古代文学欣赏知识的论文,严禁上网抄袭。教师对学生的习作进行辅导,提出意见建议,鼓励学生深入探究。学期中和学期末以班级为单位,开论文宣读会,评选优秀论文,成绩计入期末课程考核总成绩。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乐趣和积极性。近几年,我们还引入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机制,每学期期中和期末,教研室都要搞一次学生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的评议,把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客观上提高了教师教学效果。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今天,高职院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已逐步实施。高职学生的古代文学素养在入学时相较于普通院校学生,虽然有其薄弱的一面,但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高职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只要把握好以学生熟读、背诵作品为前提,以作品鉴赏为核心,启发学生多思考,多创作,做到古为今用;开展好第二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积极性,打好古文基本功;古代文学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保证教学质量。那么,很多本科院校学生能做的事情高职院校学生也同样做得出色。一句话,高职院校古代文学教学只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去实践,古代文学育人功能就会大有可为。

作者:张国军单位:兴安职业技术学院文学院

第二篇:网络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①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无法与当前的教学环境相适应了,在网络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高校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不足,是可以通过网络来弥补的。如今高校教学中所面对的学生多为九零后,对于他们来说传统的教学模式会让他们觉得枯燥、没有兴趣,而且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网络环境下,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查询,将教师所要讲授的某些基础性的知识,在课前进行充分的了解,而网络可提供的信息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比教师在课堂有限时间内传授的知识量要大得多,因为对于文学来说学术研究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而网络则是获取这些信息的最便捷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师不及时更新知识储备,很容易滞后于学生,而精心准备的课程也不再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需要的是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讨论和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中,大部分教师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也都在积极地调整之中,但还有部分教师不愿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走出来,认为可以通过对教师情感力量的调整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这并非是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做到的,那么就需要借助网络环境来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新型课堂的需要。另外,与学生交流方面,也可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完善现有的交流形式,面对面的交流毕竟会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如果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就不会被束缚在课堂上,即使在课后也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与交流,教师还可以将与教学相关的网站、文件在网络上分享,以便及时更新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还可以获取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情况。

二、网络教学模式的优势

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新型的网络教学模式较之传统教学模式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教学模式打破了固有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仅局限于课堂之上,而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随时随地地进行沟通,获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反馈意见,进行辅导答疑。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指导学生的课后学习,针对学生不同的接受情况进行个别交流,学生通过这种沟通方式,可以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计划,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这种交流方式也弥补了传统教学课堂的不足之处。其次,网络教学模式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便捷途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教学资源的共享方式是非常有限的,教师能够提供给学生的专业信息也只能局限在某一范围之内,而那些优秀的资源和新信息,只能被一部分学生利用,无法做到普及,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但目前的网络技术可以通过链接、网络文件和信息库等方式将这些专业信息分享给学生,这样教学资源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对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也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最后,网络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网络教学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自由的学习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网络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学习,这种学习模式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并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通过这种形式获取的知识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学生可以藉此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总结学习地规律和方法,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三、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措施和办法

在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也同样存在于其它学科的教学当中。在探索新型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今天,高校教师更要将这种挑战转化为机遇,将传统的教学模式与网络技术相结合,从而建构出一种提升教师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从教师方面来说,首先要更新教学理念,将教学活动从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我们要将网络技术运用到课堂教学实践当中,那么,相应的教案、课堂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课件、作业等都要进行重新的安排和梳理,使教学活动能够与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相适应。在这一教学模式中,老师是主导方,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要按照教师的设定进行自我学习,通过计算机网络对教学内容进行预习,掌握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基本常识,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以讲授法来完成知识的传授,而在与网络技术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通过提问设计、学生讨论发言、教师总结点评来完成教学活动,注意力要放在如何引导学生方面,而不是停留在对教材和材料的分析和单纯的讲述上。由于网络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所以学生能够掌握的知识和学术观点也就更加丰富,这要求教师必须及时地更新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确保在课堂活动中,针对学生所提出的疑问进行正确的解答和评判。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网络创新教学模式时,教师所要采取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采取学生独立自主式的教学方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中心,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水浒传》的时候,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其产生的时代和历史文化背景,在分析作品主题的时候,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学生根据个人所查询的资料,详细阐述个人对主题的看法,然后选取代表进行发言,最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进行客观评判,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掌握正确查询资料和独立学习的方法。课后再布置与其相关的作业,加深学生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也能够逐渐提高理解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其次,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在网络教学模式中,所谓的互动式教学并不是单一的课堂互动,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这种便捷的沟通方式,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古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知识体系,仅仅依靠课堂的时间,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知识拓展,这就需要教师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通过QQ群和论坛等网络交流方式与学生沟通,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分享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文件和网络链接,以此来弥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足,对于当前高校的教学改革来说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多学科交叉式的教学方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并不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它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某些课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古代汉语、语言学、文学理论、写作等课程,通过对相关课程的整合,可以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具体的做法是邀请相关课程的授课教师加入QQ交流群和论坛,通过网络平台,教师可以从所讲授课程的角度,提供更专业的意见,使学生可以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达到更深入理解古代文学知识的目的。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只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小部分,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作为高校教师更要善于把握这个机会,根据这一变化做出相应地调整,创新教学模式,更快更好地推进教学改革和实践的进程,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作者:何雨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中文系

第三篇:文化传承与古代文学教学

目前,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职能已经继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之后而成为高校第四大职能,其与前三个职能一起构成了彼此相互联系的高校职能的逻辑统一体。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校第四大职能的确立,既给高校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高校各项工作带来了挑战。面对新形势,各高校都在尽力结合自身特色开展文化传承创新活动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当然,高校开展文化传承创新的探索与实践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层面的宏观构想与实践,还应努力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让各授课教师结合教学、科研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承创新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做到教书育人,文化育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古代文学课程特点,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与职责。

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涵盖了古代文学史、文学作品及鉴赏、作家、文学现象、文学知识等内容。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之一,是先人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是经过时代淘洗和读者选择之后的文化精品,饱含丰富的社会、人生底蕴”,具备丰富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以及以人文关怀为最终目标。中国传统文化富含人文精神,有学者就曾指出:“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古代文学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庞杂,涉及广泛,主要包融爱国情怀、民族精神、传统美德、道德修养、生命意识、审美意识等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已经潜入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构成之中,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中国文化鲜明、独特的民族性。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的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无数的志士仁人与民族英雄身上,还充分地渗透在古代文学作品之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明志,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从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遗恨,到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从杜甫“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的吟咏,到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誓言;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到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言……爱国情怀成了贯穿古代文学之始终的主旋律,历代爱国文人围绕这一主旋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情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至于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培育了优良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内容丰富,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忧民之美德;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之美德;有“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仁爱之美德;有“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的孝悌之美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好学之美德;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勤俭之美德;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忠诚之美德;有“知耻近乎勇”的知耻之美德……这些传统美德,早已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古代文学作品常常提及道德修养之论题。孔子教育弟子注重德才兼备,《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孔子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并未忘记育德。孔子还提出提升道德修养在于自身,《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主张个体人格的完善,也即通过自身约束而提升道德修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说明提升道德修养完全在于自身,不必仰仗他人。孔子所强调个体需通过内在的努力,才能完成个体人格的完善,从而达到仁者的境界。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人格的升华。孟子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韩愈《答李翊书》提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文中的“根”“膏”就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作文之根本,需积久之功,不可速成。道德修养至于一定境界,方可作文。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作者对生命短暂及时间紧迫感的认识。如孔子面对飞逝的河水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屈原感叹时间之紧迫:“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汉代人尤多感叹生命之短暂,《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此外,由对生命短暂及时间紧迫感还萌生了对生死的认识和对死亡的哀叹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故子路问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平等地看待生死,其《齐物论》说:“夫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汉代民歌《蒿里》则直接表达了对死亡的哀叹:“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面对生命的短暂,有的还萌生了及时行乐的念头。《古诗十九首》就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之句,求仙不成,转而及时行乐。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较高层次的、积极的生命意识。他们不仅意识到生命之短暂,还意识到要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实现生命之价值。屈原面对事业不成、功名未立的遭遇而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但他没有彷徨,为实现抱负,明知“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上下而求索”。司马迁在遭遇宫刑之后坚持以“立言”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不朽,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名著。曹操在感叹生命之短暂的同时,唱出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抱负,而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道出了自己的信心。李白面对人生道路的艰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没有气馁,而是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无比自信的强音。

古代文学的审美观念是发展变化的,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在众多的文学审美观念中,“文以载道”与“中和”二者影响较大。“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提出的,其《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其意思就是说写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其中之“道”,主要就是指道理、道义、正义等。“文以载道”是由韩愈“文以明道”的观点发展而来的,成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念。“中和”,其内容就是反对“过犹不及”、“固执一端”和偏激片面,《论语》所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其最好的注脚。“‘中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之一”,强调为人处世要遵循“允执其中”的准则,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有较多启示。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古代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在帮助学生陶冶情操、人格养成、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树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值得人们为之传承创新的。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所选用的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经典之作,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精品,是先秦至近代每个阶段优秀文化的具体体现,代表着各个时期先进的文化。朱自清先生曾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古代文学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学生感受经典,感受文化,从而引发学生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创造、积淀下来的光辉灿烂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教育理念等内容,无一不深具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品格影响、制约着当下的生活和教育。”因此,作为当代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古代文学教学与文化传承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将古代文学中所寓含的传统文化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

首先,教师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树立文化传承创新之理念。理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集中表现。文化育人首先体现在理念的指导和影响上。教育理念对具体的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活动、教育方法以及学生的成长等产生直接影响或施以无形制约。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树立文化传承创新之理念,并将其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坚持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统一起来,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完美结合。其次,教师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建立文化传承创新之标准。古代文化内容庞杂,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那么在文化传承方面就应该注意运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要做到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对文学作品中积极的、优秀的、昂扬向上的、有价值的东西,如上文所提及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传统美德、道德修养等,是民族文化中的精髓,一定要传承下去。而对那些消极的、及时行乐等观点要加以批判继承。也即在文化传承创新时,要鉴别什么样的文化是优秀的、先进的、值得传承下去的,从而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之目的。同时还要知道当今到底要创新什么样的文化,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建立文化传承创新标准,在教学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地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这需要授课教师充分地负起责任才能完成。再次,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在高校的课堂教学中,传统的“一言堂”式的课堂教学还是屡见不鲜的。在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教师教学手段与方法陈旧、古板,缺乏生机。有的教师本末倒置,过度热衷于科研,课堂教学则常常是疲于应付。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疲于传授文学常识,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学不到本属于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美学内涵及文化价值等,而且还视这样的课堂为枯燥乏味的代名词,从而失去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因此,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古代文学教师,还是应该将传道授业放在第一位。在课堂上,应该结合自身的科研优势,淡化古代文学知识的灌输,要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对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美学内涵等进行充分挖掘,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引导学生对作品人文精神与美学内涵等的感悟上,使大学生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好的心理品质,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审美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

同时,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帮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所蕴涵的审美价值。教师在指导学生感悟文学作品之时,要求学生既要能真正进入文学作品之中,又能跳出文本之外,将文学作品与作者、时代联系起来,进行延伸性阅读。学生真正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是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而且也是关键一环。“但是,文学文本的解读既不能完全停留在文本本身,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个人化的反应。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还要求能够对文本的美学趣味、社会意义、审美价值等作出分析和判断。这必然要求我们借助文本以外的更大的意义系统。例如:只有将《红楼梦》放置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准确、深刻地认识这部长篇巨著为我们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物命运,以及包蕴于其中的复杂的审美内涵”。可见,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文本与文本之外的东西均要兼顾,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

最后,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教师也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素质。教师既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也是古代文学作品文本解读与文化阐释的指导者。教师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对审美内涵的挖掘,都需要通过优美的语言表现出来,让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通过感染而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共鸣,从而激发出学生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真正领悟到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之精神。这都需要教师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完成。这样的素质表现为多方面,它既需要教师自身科研水平作支撑,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水平,探求课堂教学艺术,掌握现代的教学手段,寻求科学的教学方法,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等。唯有如此,课堂教学才能促进学生个性情感的解放,才能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从中领悟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与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之目的。总之,“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要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要以自己的艰苦努力,挖掘古代文学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传承创新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陈功文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第四篇: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革新

(一)教学内容的革新著名作家高尔基指出:“文学是‘民学’,即人学的最好源泉。”文学着眼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倾注了作家对人的独特感受,其目的是为了人的成长和完善。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应从人性的角度体味古人的喜怒哀乐,寄寓古人一份“了解之同情”,并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意义。

1.把“文学学”还原为“文学”台湾作家张晓风在《开卷和掩卷》中假设了一位十八岁中文系的X君,在学期间学过国文、文学史、历代文选等多门课程,但他也许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是“文学学”而非“文学”。何谓“文学学”?“文学学是指文学的周边学问,例如修辞学,例如理则学,例如声韵训诂。”文学则是人学,有生发,有感动,有喟叹,有沉思。中国古代文学在与古人的精神交流与对话中,还原古人的生活,了解古人的思想,体味古人的修养,感受古代文学独特的魅力。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学习既是一个知识汲取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人格修养完善的过程。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者须把人文教育渗透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将知识转化为素养,真正完善学生的人格。如笔者讲诸子散文之《孟子》时,谈到孟子的人生理想,板出《孟子•尽心上》选段“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请学生朗诵,细细观察他们,发现学生念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笔者再拓展开去,询问有多少同学知道父母喜欢吃什么菜?多长时间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从而引起学生注意孝在小细节中,孝亦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又如在古代文学的专题讲授中,笔者认为应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立起来,与他们对话,不可当他们为古人。当遭遇李白时,即使沾酒便醉,少不得也得饮酒两杯,也许太白之诗读来更觉飘逸。当遇上杜甫,可能我们得搬个小凳,耐心坐下,听他絮叨开元盛世、安史之乱,也许唐代风云如在目前,沉郁顿挫更觉刻骨。再如读王勃《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当年轻的王勃带着满腹的失意,巧遇南昌滕王阁,注定会引发文学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滕王高阁,巍峨庄严,毗邻江边,登楼远眺,似听鸣鸾之车马,佳人之清歌。回首沉思,而今唯有清晨观云栖画栋,黄昏睹珠帘卷雨,繁华如斯,寂寞如斯!闲云倒影,物换星移,阁中帝子杳然无讯,唯有滚滚长江水无语东流。一座滕王阁,寄寓王勃不可言说的人生失意,一泓长江水,启示王勃宇宙之静穆与永恒。

2.改革课程,因材施教潘懋元教授说:“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其主要途径就是教学。课程则是教学活动中内容和实施过程的统一,因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课程居于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的‘心脏’。”可见课程直接影响学生,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笔者所在的院校既有二本的学生,也有独立院校的学生。如何满足各个阶层学生的需要,因材施教?如何把握古代文学知识传授的尺度?如何根据实际设计教学过程?这些都对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提出挑战。首先,在教材选用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在大学教育中,课程占据重要地位,但教材又是课程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一方面要符合授课的实际,另一方面要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直通用的教材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但随着课时的缩减,科目的合并,学生自身专业素质的局限,袁本《中国文学史》对于学生可能存在内容庞大、知识过深、学习比较吃力的问题。笔者所在的院校将教材换为马积高、黄钧两位先生编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史》,可能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当然,对教材的宽容不是简单的更换教材,笔者在讲授古代文学绪论时,特别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介绍《支那历朝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中国文学通史”系列10种、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并辨析各部文学史的优缺点,方便学生自由选用,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次,针对本校学生的特点,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基础的牢固,引导学生重视对作品的诵读,以鉴赏为核心,启发学生的想象思维,课后注意知识与诵读的落实。在夯实学生古代文学根基的基础上,对本学科的前沿动态予以一定的介绍和延展。如笔者鼓励学生阅读原典,在讲到相关专题时,携带相关原典给学生传观,如《诗经译注》、《楚辞》、《春秋左传注》、《史记》、《古诗十九首》等,激起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不少学生拍下书籍的封面,表示要去团购相关原典。同时,笔者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声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临时抽背学生。在期末时,教师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阅读学习情况作为作业计入平时成绩。对古代文学基础的强调,使得学生立足作品,贯通文学史。笔者课下检查的时候,发现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作品选上认真标出自己不认识的字,标注不认识的词,划出自己疑惑之处,甚至有同学专门准备了抄写本,将一篇篇的古代文学作品用繁体字抄写下来。对古代文学基础的重视,既符合本校学生的实际,又让他们在学习时树立信心,找准方向。最后,精选教学内容,注意延展阅读。为适应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时量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笔者在授课时,采用专题讲座形式,选出典型性的作家作品予以重点分析,并有针对性的讲解重点难点,教学目标为既要贯穿文学史,又要突出重难点。在重视课堂四十五分钟的同时,关注学生的课外阅读,要求学生对课堂没讲到的内容自学,并以阅读书目的方式将研究前沿的内容介绍给学生。如笔者在讲解《史记》时,详讲司马迁的游历与李陵案,希冀学生对太史公寄寓一份“了解之同情”。在重难点部分,笔者特别突出“发愤著书”的知识点,在《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的学习中提炼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引导学生思考为何《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从文学与史学方面对《史记》的成就予以重点讨论分析。在参考书目中,笔者列出韩兆琦《史记通论》、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等参考书目,拓展学生的视野。

(二)教学方法的革新除了教学内容的适当调整,教学手段的丰富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多媒体环境成长下的大学生,采取灵活适当的教学方法,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1.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思想即具有启发的因子。第斯多惠说:“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可见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贯彻启发式原则,具体可以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创设问题,触类旁通,拓展学生思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问是发明创造的火花,是启发式教学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须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巧设问题,触类旁通,为学生设置创造性学习的氛围。如在讲解汉乐府诗《战城南》时,笔者有意让学生自己阅读分析,设置了以下问题:请回忆梳理先秦文学中战争诗的发展轨迹。《战城南》中人与乌的对话有何深意?怎么理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在诗中的作用?从《战城南》可见乐府诗的哪些特点?另一方面是适当让出讲台,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怎么给学生提供施展自我的空间?怎么让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落到实处?在适当的时候把讲台让给学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如笔者在讲授完《离骚》后,组织一次课让学生自己讲解《楚辞》相关作品,篇目有《湘夫人》、《山鬼》、《国殇》、《橘颂》,学生主动建立自己的团队,在准备中分工合作,有专门做ppt课件的,有朗诵文章的,有负责讲解的等。在学生讲授中,其他同学的好奇心和积极性也被激发出来,发挥无穷的潜能。如学生在讲《山鬼》时把“山鬼”的渊源详细追溯。如学生在讲屈原《橘颂》时,将之与张九龄《感遇》(江南有柑橘)对比赏析。如学生在讲《国殇》时,将之与汉乐府《战城南》进行比较阅读。如学生在讲《湘君》《湘夫人》时,重点关注湘夫人形象。让学生参与教学,不仅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潜力的挖掘,而且寓教于乐,有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和自主性的开掘。

2.古今结合,贴近当下古代文学并方堆。古代文学课程不仅要还原历史,而且要探究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意义。古代文学与现实的结合,既可激发学生兴趣,鼓励他们参与其中,又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比如笔者在讲《李白及其诗歌创作》的专题时,以余光中先生的《寻李白》做导引,老题新解,激发学生对李白的探索和追寻。如在讲李白《与韩荆州书》时,不仅注重其文学性,而且关注其现实性。在讲授时,笔者先请全班同学推举一性情豪迈,朗诵颇有功底的男生朗诵此文,然后请学生设想他们都是韩朝宗,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推荐李白?学生兴趣很高,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有学生说愿意推荐李白,因为他忠贞爱国,才气过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学生则表示不愿推荐李白,因为他过于傲气。笔者引导学生,韩朝宗最终没有推荐李白,再让学生找寻深沉的原因。一方面是李白过于自负骄傲,无谦卑之姿。有用世之心,无政治之才。如文章名为《与韩荆州书》,本为恳求长官,不用“上”而用“与”。另外,“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实有迫人表态之嫌。另一方面是恭维不得体,夸大不实,反惹人反感。如李白恭维韩朝宗“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实为太过。从而提醒学生在应聘时,特别是求职信的写作中避免犯李白式的错误。

3.合理运用多媒体多媒体的使用是课堂教学现代化的标志。教师在教学中合理运用图片、音频、视频等,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而且能使课堂生动活泼,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图片的运用。仅有文字的ppt课件仅是电子黑板,但加入图片后,能使整个文字活泼起来。如笔者在讲王维的诗歌创作的时候,特别贴出《辋川图》、《雪里芭蕉图》等。《辋川图》群山环绕,林木掩映,静雅端方。别墅外,云水悠悠,舟楫偶过,给人隐逸脱俗之感。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图画的品赏中落在实处。《雪里芭蕉图》又称《袁安卧雪图》,图画的出现,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与讨论,他们对雪里芭蕉作出种种推测,笔者亦在教学中缓缓引出对王维佛学修养的讲解。比如音频的运用。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文学即“诗乐舞”一体。乐府词曲皆能吟唱,快意吟诵亦能起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若教师仅采用讲述模式,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如笔者在课间十分钟不仅播放叶嘉莹先生、霍松林先生等名家诗词吟诵,而且播放《雨霖铃》、《独上西楼》、《钗头凤》、《长相思》等音乐给学生听,引领他们在音乐中回归一片古典的缠绵宁谧。在课堂上,笔者也注意音乐的效用。如当讲到《诗经•蒹葭》时和学生一起唱《在水一方》,在讲到《红楼梦》时给学生唱《红豆曲》等。音乐的熏陶一方面能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心灵。比如视频文件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应该是视频文件了。视频用生动具体的声音画面展示文学形象,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获得一种直接的感动,对课堂教学大有裨益。如在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时,笔者插播《三国演义》片段,学生反映《卧龙吟》胸襟开拓,健朗大气,让他们感受到诸葛亮拳拳报国之心及“建安风骨”的内蕴。如在讲授杜甫诗歌创作的时候,笔者插播《大唐诗圣》杜甫吟诵《佳人》片段,发现有学生黯然垂泪,获得一种心灵的感悟。多媒体的适当运用不仅增强课堂趣味性,拓展学生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陶冶了学生的身心。

二、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价值取向不明确、基础学科地位下降、教学模式陈旧等困境都是不容回避的。因此,作为古代文学教师,应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把“文学学”还原为“文学”,改革课程,因材施教,在教材选用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针对本校学生的特点,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精选教学内容,注意延展阅读;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授课时古今结合,贴近当下,并合理运用多媒体。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双重改革,以冀使这门传统学科重新焕发生机。

作者:雷斌慧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第五篇: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这一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融通———群辩”的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融通”指不同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现代汉语词典》对“融会贯通”的解释是:“参合多方面的道理而得到的全面的透彻的领悟”。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就有类似的表述,南宋学者朱熹在《朱子全书?偊b学三》中说:“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会能融合贯通,以至于此。”“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就是让学生学会对知识的广泛联想和比较,从而深化对本学科知识的学习。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梅贻琦校长就强调大学教育在通而不在专,倡导“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着重于通识教育。所以,他重建了文科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实践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使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独步全国,享誉世界。我们主张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知识交融起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立足古代文学知识,适当联系诸如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内容,将其穿插在教学活动中,并结合当代社会生活来分析问题,从而让学生对古典文学现象的领悟更为全面透彻。培养学生有较为宽阔的知识视野,使学生触类旁通,增强专业学习兴趣。就文学学科而言,“融通”也主张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进行研究。“群辩法”是美国的戈登(WilliamGordon)及其同事提出的,最初用于工业生产,后来推广于课堂教学。“群辩法”指在集体中大家交流不同的意见,运用移情、想像和情感的能力,利用非理性的力量理解新的知识,此法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适用于集体之中,鼓励不同学科与观点的交流融合。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阐释文学作品,学会质疑教材观点,培养创新思维。同时,鼓励文学创作,提高写作能力;参与项目课题,增强创新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融通—群辩”的教学模式,就是要立足于古代文学学科知识,在融合人文社会科学多种知识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知识的比较中,游刃有余地授课,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敢于质疑,重点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融通—群辩”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的具体实践

2012年5月,“中国古代文学‘融通—群辩’教学模式的研究”被学校确立为教改项目,时间为两年。2012年秋季学期以来,先后在2011级文秘与现代文秘班、2012级师范班和文秘班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现分为几个环节来总结具体实践。

(一)课堂教学讲授环节教学中注重体现项目的内容要求,将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知识结合起来,并打通古今中外文学界限,在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时适当联系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如,元代和清代因为当政者是蒙古族和满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就要介绍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学知识;讲杨玉环与林黛玉形象中的任性、怨妒的因素,就结合心理学知识来讲解。又如,讲解元杂剧,讲关汉卿《窦娥冤》的复仇主题时,就将其与曹禺的《原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比较:认为《窦娥冤》写了封建社会里鬼魂的复仇,以幻想的方式体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有民俗文化色彩;《原野》的故事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体现的是农民的苦难与狭隘复仇心理;而《哈姆雷特》则反映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进步思想,带有近代思想启蒙的性质。在讲王实甫的《西厢记》时,比较了曹禺的《雷雨》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把三部戏剧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周蘩漪与朱丽叶比较分析,以拓展知识容量,效果良好。三个形象的区别是:崔莺莺是举止幽静内心热情的大家闺秀;蘩漪敢于大胆追求爱情,无视世俗,但性格偏执;朱丽叶则有西方女性直率开朗、感情热烈的特点。布置的阅读思考题也体现了“融通”的思路。再如,讲唐宋文学,将王安石的诗歌《明妃曲》与现代诗人朱湘的新诗《昭君出塞》比较分析;将陆游的爱国诗歌《关山月》与闻一多的《死水》比较,使课堂教学不局限于古代文学内部的知识,视野较为开阔。

(二)学习小组讨论环节开学初,任课教师将班级同学分成几个学习小组,课堂上经常组织小组讨论,交流观点,教师再加以点评引导。讲授先秦文学,布置了关于《诗经》中的情诗与现代和外国诗歌、流行音乐歌词的比较讨论。大家选取的诗歌和歌词有:《静女》与《粉红色的回忆》、《关雎》与流行歌词《情非得已》、《蒹葭》与歌曲《在水一方》、《慓有梅》与《盛夏的果实》;讲解魏晋南北朝与唐代文学,布置了关于课程论文写作提纲的讨论。这些讨论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教改思路中的打通古今文学限制的“融通”意识。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在学习小组中组织了关于“古典六大名著”的讨论。主要请学生针对教材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质疑教材观点;或者补充教材的不足;或者深化教材的说法。有人认为,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四)第19页,写奸雄曹操“其残酷、奸诈的性格和刘备也是鲜明对照,”说法不够客观,认为小说过于拥刘贬曹,对曹操的优点概括少了,比如他也重用人才。也有人认为,教材对《西游记》里唐僧的评价偏低,说他“一见到妖怪,就吓得滚鞍下马,涕泪交流,”其实,唐僧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佛教信仰的虔诚;能抵住各种诱惑。这些观点是言之成理的,反映了学生读书肯于思考的精神,对深化专业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体现了“群辩”意识。

(三)课外指导学生学习的环节教改项目的顺利进行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课外时间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加以具体的指导,这不仅深化了学习,还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效果良好。1.平时的作业指导书面作业一学期布置两次,要求写出课程论文的文献综述与写作提纲。教师共拟定了近80个题目供学生选择,题目体现了“融通”意识,注重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比较。并在课余时间里,对每个学生的作业一一面批指导,学生在写作原稿后又加以修改,形成了作业的改正稿。如,《从萨特存在主义看贾宝玉与哈姆雷特的生存困惑》《李清照、林徽因、白朗宁夫人情诗的比较》《简析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对<红楼梦>的评价》,这样的作业有“群辩”意识,是对现有教材观点的评价、质疑,也为顺利完成毕业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讲宋元明清文学,作业要求学生在阅读教材《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后,找出说法不够完善的地方,发现和解决问题。有人认为教材对南宋诗人杨万里评价不高:“他的诗大都是‘斧藻江山,追逐风月’,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和他相处的万方(是否是多灾)?多难的时代显得很不相称。”为此,写了作业《质疑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观点———以杨万里的诗歌为例》。有人针对教材认为王维“这些诗艺术上的成功,并不能掩饰他思想上的严重缺点,”写作了《质疑教材中关于王维思想评价的观点》。有人在郁贤皓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也发现了问题,如注释李白的诗《蜀道难》句子“问君西游何时还”的“君”,郁贤皓注的是“征人”,而朱东润的《历代文学作品选》注的是“泛指入蜀的人”,认为朱东润的注释更切合诗歌的原意。对这些作业,任课教师在课外指导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课程论文的写作魏晋南北朝与唐代文学这部分内容为考查课,要求学生完成一篇4000-5000字的课程论文,选题与写作也体现了“融通”意识。完成较好有从文学与文化学结合的角度研究问题的《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吴文化》;将古代与现代诗歌作比较研究的《一样离别两样情———李白<送友人>与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比较分析》。此外,还有《<李娃传>与<茶花女>女主人公命运的比较》《李商隐与舒婷朦胧诗的比较》《不同领域下的人性共鸣———李白与普希金诗歌的比较》,这些课程论文的选题符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课题的要求。在写作过程中,教师都利用课余时间加以具体指导,保证了论文的质量。3.毕业论文的写作人文学院实行导师制,每位教师都要在课余时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对大四的学生来说,主要就是毕业论文的写作。笔者不仅指导学生撰写作毕业论文,还带领学生积极申报相关的科研课题,培养科研能力。如,学校毕业论文重点资助课题《清初小说<林兰香>的接受学研究》,用西方的接受学理论研究古代小说创作。再如,本科毕业论文团体课题《“古典四大名剧”四个情节的跨学科研究》,4个子项目的内容分别是:《西厢记》吟诗情节的文化学研究;《牡丹亭》还阳情节的民俗学研究;《长生殿》怨妒情节的心理学研究;《桃花扇》骂贼情节的历史学研究。

(四)期末考试考查环节在课程的考试和考查方面,也注意体现教改项目的内容。在试卷中有16分的作品比较分析题,要求阅读3首女作家抒发爱情感受的诗词: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席慕容的《渡口》和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一首(当你我的灵魂带着勃勃生机),读后回答两个问题,每个8分:一是指出这三首诗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二是分析三首诗在艺术表现技巧方面的不同。从答卷情况看,回答较好,这是体现了“融通”意识。考查会给学生出一些能培养其联想和想像能力的题目,如将李白的《将进酒》一诗改写为抒情散文,或者,选取《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一段故事情节,为人物设计内心独白,这是体现了“群辩”意识。学生的回答充满了情感与想像力,内容很丰富。

三、研究和实践这一教学模式的意义

教育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生动地创造,中文专业的教学也是如此。“正因为教无定法,才彰显出语文教学的复杂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才体现出教师驾驭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这是教师内涵发展的‘助推器’。”1.知识的“融通”:拓宽专业视野鼓励主动求知我们注重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与其他人文学科知识的联系,有助于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课程视野局限,教学内容单一。我们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适当联系同类题材的现代与外国作家作品,可以审视古今中外文学的整体创作,使学生的知识面更为开阔,加大了课堂教学知识容量,使教学内容更为充实新颖,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与专业素养。“融通”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大学的学习氛围,它与中学课堂教学的区别。这种学习,既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单纯获取知识,而是使学生突破教材有限内容的束缚,让他们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广泛联想,充分交流,甚至突破文学知识的范围,延伸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从而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激发广泛读书的求知欲。以毕业论文的课题为例,主要是从“古典四大名剧”的每部戏剧作品中选取一个典型情节,采用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目的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旨在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这是教改项目内容的一次成功实践,既有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又有古典戏曲与现代戏曲的比较,还有对教材内容的补充深化,是“融通—群辩”教学模式的体现。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较注重内部、局部的研究,视野比较狭窄,如研究《西厢记》,以往主要是关注王实甫的生平思想、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只就戏曲论戏曲。而我们的课题打破了人文学科的界限,立足中国古代文学内容,适当联系古今中外的相关作品,并加以比较,试图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提供一点新的方法和思路。2.能力的“群辩”:增强专业素养培养创新思维项目注重同学们的写作水平、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在学习小组里经常交流学习体会,利用好手中的教材,用质疑的、反思的眼光分析作家、作品,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内容,可以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改变以往被动接受知识的不足,更好地体现大学宏通开放的学习理念,从而进一步深化中文专业学习,使学生们收获更多,他们的学习态度也从以往的“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教师参与学习小组讨论,当面指导、批改作业,这种学习方式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从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看,只会死背书本知识的大学生不受人欢迎,而表现出色的是视野开阔能力突出的青年。而“群辩”的实践,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群辩”要求运用联想、想像、移情等非理性的方法来思考问题,文学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点。教学中鼓励学生们积极写作,发表作品,并适当计入平时成绩。如2012年春季学期,2011级文秘班就有多名同学在校报上发表作品,并有征文获奖;笔者也身体力行,在《常熟日报》《常熟理工学院报》上发表了文章。与毕业论文资助课题有关的文章也公开发表,如《<长生殿>中怨妒情节的心理学研究———兼及京剧《贵妃醉酒》的有关情节》,从文学与心理学交叉的角度用古今戏曲比较的方法分析《长生殿》。这些项目与成果都体现了教学模式中“融通—群辩”的意识。综上所述,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课程改革十分必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要从知识的“融通”和能力的“群辩”两个方面来培养学生。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还指出:“改革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研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4这段话分析了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病,指出了高校课改的方向,这些思想是我们教师从事课程改革的行动指南,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努力实践。

作者:王菊艳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第六篇:古代文学教育的价值

一、情感教育

1.亲情。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善孝为先。所以在中国亲情的歌颂是被广泛认同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有着重视亲情、伦理的传统。爱母崇父的思想在古代诗文作品中有着广泛的呈现。例如小学课本中的《游子吟》,其中就表达了孟郊对母爱的珍惜,以缝衣的动作从细节展现了母子间的骨肉情深。在诗句淳朴素淡的字里行间中表答诗人对亲情的珍重和爱惜。再比如手足之情,王维于重阳节创作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该诗篇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对家乡兄弟的怀念。这些力显亲情的作品烘托了亲情的珍贵,让学生更加珍惜眼前的亲情。2.友情。中国有兄弟如手足一说,兄弟一词在现代代表了不仅仅是血缘上的兄弟,更多的是形容关系好的朋友。现代网友评出的男人一生要保护的三样东西:家中的父母、爱你的妻子还有便是身边的朋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友情的歌颂也多不胜数。最著名的文章要数《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的俞伯牙的故事。俞伯牙擅琴,钟子期会赏,二人互为知音。当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感叹世上再无处觅知音,于是碎琴于子期墓前,从此不再弹琴。这段友谊也被传为千古佳话。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文学史中并非独树一帜。现代教学中通过对这类古代文学内容的讲解并加以引导,在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同时还能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友情观,领悟到友谊的真正意义。3.爱情。中国古代文学同样有赞颂爱情的篇章,学生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还可以认识健康、美好的情感,从而正确地认识爱情。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在当下的价值体现

(一)文化内涵经过千年传承和发展的中国文学,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无论政治、文化等诸多都在其中有所体现。无论是千古传颂的《道德经》《资治通鉴》,还是引发红学热的《红楼梦》,都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

(二)阐释价值通过对古代文学内容的研究和拓展。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古代人的真实想法。直接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由此看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中的理论,不仅仅是对古代知识的一次寻求发现,更具备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思想文化价值毋庸置疑的是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理论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不仅促进人类对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在我们认识自身的过程起到了作用,很多其中的价值观影响至今,成为了人们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正能量。现如今社会上仍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古代哲人思想。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不仅是历史、是经历、是情感、是传统、是宗教,更是时展的剪影,是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的理论、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是现代世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教材,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所以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在让学生掌握了中国历史文学史,更渗透性地传导了正能量、国家的精髓,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潜移默化未被挖掘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者:常征 单位: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一、对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调查不仅仅是为了发现问题,更主要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针对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加以应对、加以解决呢?增加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有三大途径,一在于教师的督促,二在于培养学生的兴趣,三在于教给学生方法,包括查阅文献的方法和读书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很重要。问卷中,调查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时间与老师的课堂教学进度是否一致,69.69%的学生晚于教学进度,24.65%的学生与教学进度基本一致,只有5.66%的学生进行超前阅读。这说明教师对作品的介绍、对书籍的推介起着重要作用。而如何促进学生课外阅读,值得思考。笔者认为,从方式方法上,教师可以采用写读书笔记的形式督促阅读,也可以通过开展小组阅读讨论活动推进深层阅读,还可以采取学生自主阅读、教师课堂点评的方式深化阅读。而这些灵活生动的促读方式也能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一旦学生阅读的习惯养成,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教会学生充分利用电子古籍进行阅读也是一条促进课外阅读的便捷之径。相对于纸质图书资料,电子图书资源在检索方便快捷、阅读不受时空限制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在古籍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电子古籍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在现行本科古代文学教学中,古籍电子化的趋势并未对学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应该在充分利用纸质平面教材的同时,教会学生利用网络资源中丰富的电子古籍扩大阅读量,加快阅读进程。在当今信息化资源共享的时代,网络上有海量的电子古籍,从普通读本到孤本、珍本,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因此,教师应该教给学生在网络查找电子古籍的方法,比如介绍《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电子资源,让学生学会使用。在课堂教学中,针对学生提出的增加课堂互动、采用多种授课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意见和建议,教师应该及时调整教学思路和方法。首先,教师在深度备课、强化知识点传授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教学互动环节,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真正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落到实处。怎样增强课堂互动呢?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然后提出某些主题或话题让学生们课堂讨论;也可以在课堂上将知识点作碎片化处理,精心分割成一个个小问题,让学生像玩通关游戏学习、互动,既刺激他们思考,又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采用小组讨论、小组背诵竞赛等方式进行课堂互动。除了增加教学互动,教师在上课时还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吟诵式教学、小组试讲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插播影视作品、插播“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音译简称)网络视频等。古代文学的教学离不开吟诵,所以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一定的音频朗诵资料外,还可以选择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声韵谐美、适合吟诵的佳作,教会学生“诵”与“吟”。如果学生不能很好理解“吟”和“诵”的区别,可以利用“慕课”平台,插播台湾成功大学王伟勇教授《古典诗词之诵吟歌唱》的视频,让学生在风趣幽默的王教授的精彩演绎下,轻松愉快地弄清“诵”“吟”“歌”“唱”的区别。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小组合作试讲,让学生直接参与课堂建设,老师只扮演点评嘉宾的角色。试讲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老师备课的艰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通过大量搜集资料、阅读文本熟悉教学内容,然后在网络上寻找合适的图像、视频,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出声像兼容的精美课件与同学分享,并在课堂上用流畅的语言讲授知识,这个过程不但让试讲的学生进入深度了解知识的层面,也让在课堂上听同伴试讲的同学饶有兴致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再有,情景式教学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在讲《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时,可以让学生模仿张生、莺莺、红娘等角色进行表演,既活跃课堂气氛,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灵活变化讲课方式可以持久地刺激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关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第一,将师德建设作为教学团队建设的核心。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灵魂,也是教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师德风气,便很难形成集体凝聚力。应该看到,当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大部分教师都能秉承着自己的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这样的师德风气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师在面对金钱、地位、名利考验时,丧失了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不齿行为在高校依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教师的形象,这些人的存在腐蚀着我们的教师队伍,给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学”传递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古代文学”的教师团队更需要具备高尚的师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自己首先言行不一,这会让学生寒心,让教育寒心。

第二,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风气。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经告别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千里走单骑的时代。个人的眼界、学识、经验往往是要受到历史局限的,只有把个体放到集体的大熔炉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团队协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作用下,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最终将集体的力量整合重拳出击。尤其在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

第三,培养好的团队带头人。对于一个出色的团队来说,没有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核心人物即团队带头人。针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应该由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学术眼光的教师担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奖惩机制。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最早的刺激-反应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离不开这种机制的支撑。落实到“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上,高校可通过具体的刺激来使教师做出反应。

第五,相应的资金配备。。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将资金向科研大量倾斜,才使得很多教师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写论文、申报课题、出书成为了高校教师工作的三步曲。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校在对教师奖励上、薪酬上、培训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工作必定无法完成。“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一门基础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所有文学课中,它是涉及知识最多,领域最广的一门。这一领域民间学会最多、每年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最多,申报课题人数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师参加培训、会议、调研、考察、访学机会也很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备,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团队便失去了建设的动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长久以来,“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内容包括了对千年中国文学史的诠释,涉及到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但由于其缺乏时代感,故长期以来备受冷落,加之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特殊性,这种冷落在这类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在意料当中。事实上,“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浓缩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智慧和品格。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千年精神奋斗史,那些坚韧、坚忍、刚毅、刚强、大仁、大义的民族品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都可找到原型,这些品质恰恰是我们当代社会最缺失的,从职业类师范院校走出去的学子,更需要这些品质的涵养。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自刘勰“文以明道”之说出,文与道之关系即成为古代文论的根本问题。唐人基本承续明道之说,柳宗元可为代表;李汉则有“文以贯道”说;至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影响最大。古今论者都在辨析明、贯、载之不同,以论各家之区别:汉唐时期,文以明道论者大都重视文辞,被视为重文派;而宋学家提出文以载道,明确指出文的工具地位,被视为重道派。其实,单纯从文道关系上看,“明道、载道、贯道”三者并无大差别。文以载道,文当然是工具;文以明道,文也是工具。即使文道并重,文毕竟不能超越道,这在六朝都不例外。本文认为,宋儒的“文以载道”对文的定位是准确的而且是正确的。它揭示了文章的本质:文章本来就是工具,是思想的载体,只能服务于主旨的表达。作为工具,文辞和技艺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形式单独存在。因此,辨析“明”、“贯”和“载”之间的差别,没有太大意义。在重文还是重道的框架中讨论宋儒与汉唐文人的是非,实未能区分二者之差异,更未得宋儒论文道关系之要领。然而,宋儒的文道观与汉唐时期的文道观之根本差别,不在“明、贯、载”上,而是在“道”上。一般以为所谓道就是儒家之道,古今一以贯之。其实不然。文以载道之“道”,与文以明道之“道”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尽管二者都包涵儒家思想,然而宋儒之所谓“道”与汉唐时期之“道”,其所指并不相同。汉魏六朝人之所谓道,乃外在世界运行之道,自然一切物象以及人伦物理都以之为根本,当然也是文章或文学的根本。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汉书》卷56)认为人伦之道出于天道。刘勰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都是原道的过程。以儒家伦理为本者如文中子,亦以礼乐教化目之,如其曰:“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中说•王道篇》)所关注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汉唐论者谈道不出此范围。而宋儒所言之道纯粹为人伦之道。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此道乃“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2]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个道指的是人伦道德,就是儒家道统。这是承续了韩愈原道的思想。韩愈已经将道转到儒家道统上来,但尚未加以形而上的改造,还不是精神本体。到宋儒这里,益加精细,深化为心性之学,道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汉唐人之道,其根本是宇宙论,而宋儒所谓道则是人性论,属伦理学。虽然,汉唐宇宙论中也有伦理学,宋儒之理学中也有宇宙论,但正如李泽厚所指,汉唐的伦理学从属于宇宙论,而宋儒的宇宙论从属于伦理学。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为伦理本体的道,不再像汉唐时那样依附在皇权身上,而是存在于自觉的个体身上。礼乐政刑必须依附皇权,而心性之学则必由个体承载。尽管张载还在以“天地之性”作为自然人类的最高法则,但这个“天地之性”所指向的不是宇宙,是与“气质之性”融为一体的人类价值观,是人的伦理精神,个人的道德信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活动之根本是审美活动,而伦理精神则是人类审美的前提,也是文学的价值支柱。文以载道,载的不是自然之道,而是伦理精神,人的信仰成为文的中心,文学的主体意识由此建立起来。文学主体意识的建立,是继承了魏晋以来重文心的路线,但更上了一个层次。文章的作者是人,其所展示的是写作主体的思想。主体精神成为文章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汉唐文论也重视文章作者的地位,但其价值指向的是外在功用,文章的价值是由外在的繁华和功业判断的。如王充也极重创作主体,他说:“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不过,魏晋人重视文章主体,但曹丕仍将文章定位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使刘勰也认为空文无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外在的形貌和实际的功用才是他们判定文章价值的标准。宋儒改变了文章的价值指向,由实际的功用转向超越的伦理精神。宋儒“轻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明确将文辞规定在技艺的地位上,指明了文辞只能是工具,只能为本体服务。文辞不是本体,只有思维着的精神才能成为本体。“文辞,艺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文章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辞藻华美和政事功利,而在于创作主体伦理精神的展示。“文以载道”否定了文辞,建立了人极,为文学本体论的构建打下了基础。文章精神主体的建立,标志着古人文辞活动中的伦理自觉。而人的文辞表达有不同方式,人的伦理精神以不同的文辞形式表达,就形成不同文体。如张载言:“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4]也就是说,诗、书、易、礼、春秋,各自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和展示着本体,而且各自可以完整地把握,因而张载紧接着说:“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5]理辞与情辞都能完整地把握与展示伦理本体,而导向伦理本体的情辞则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学。这,已经接近于文学的本体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重大进步,超越了汉唐文论。

二、走向本体的文学

载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学。如果要成为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问题,更需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伦理与情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过程。但正是在天理与人情的问题上,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存在着严重困境。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天理与人的个体欲望、快乐无关。“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天理的根据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作为伦理本体,必须斩断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超越这符合人类伦理精神的要求。然而作为人类伦理精神,它可以不来源于经验,但它作为合目的性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从而为审美判断提供价值方向。即如康德所说:“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协应的。”[7]宋儒承认人欲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将人的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水平。“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8]严苛的天理与人欲(自然)尖锐对立,如此天理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实践中人的情感很难导向这一理念。天理处处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现伦理,而且人的情感常处于禁锢之中。情感是审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锢对人们的审美思维进行造成极大的阻碍。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判断是一种反思判断。所谓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经验去寻求普遍法则。而在宋儒这里,律令森严,与伦理原则常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感性,难以在寻找普遍法则的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审美活动就会受到极大限制。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其伦理内容的严重局限。在审美活动中,伦理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这才能作为最大公约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通,美感才得以产生,审美过程才得以进行。但宋儒的天理在内容上并不具备这一要求,它是特定时期甚至特定人群(统治者)制定的伦理法则,就是将儒家礼教定为普遍的伦理法则,如程颐曰:“礼即是理也。”[9]朱熹亦曰:“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10]这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欲望、情感也逐渐活跃,与僵死的规范极易发生矛盾。个体情感在寻求普遍法则(反思判断)便时时发生冲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发展,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和频繁,主体难以产生审美愉悦。再者,宋儒的道德认知路线始于“格物致知”。“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属于“静态的知性抽象”,须通过格物才能被个体认知,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或精神超越。伦理本体变成了抽象概念,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理性丧失了本体性,与主体感性两不相干,难以得到感性认同,这就阻碍了个体心情产生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审美思维便难以进行,作为本体性的文学就难以存在。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谓“文从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条,而不是文学。伦理本体与主体情感(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理学论述的核心,也是理学的困境。理学家努力突破这一困境,心学因此诞生。在理学谱系中,心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张载提出“心统性情”,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11]但此处尽管将“性”,即道心纳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为本体,本体依然是性。他努力弥合人心道心,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2]但人心道心还是分裂的。心取代天理成为本体始自陆九渊。陆九渊认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14]伦理精神乃人心固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5]伦理本体就在人心,“心外无理”。伦理本体离不开人心,须以人心为基地。这里,主体与本体最终走向融合。将伦理本体从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到了王阳明则全面展开,伦理本体与日常生活情感、直接经验和心理感觉融为一体。其实在王阳明这里,本体的心也不等于人心,但它却不能离开人心。心作为本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联系。阳明曰:“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6]人的感知与伦理本体成为统一体,伦理本体与人的情感亦为统一体。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7]这里,理论上是在提升人心入道心,但实践上只能滑向人心。阳明心学根本就不承认心外之理的存在。理学的立足点是道心,而心学的立足点是人心。原来在宋儒那里的伦理与内心情感的尖锐对立在阳明这里被消除了,人的情感得到解放,情感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情感的自由活动是审美判断的前提,是产生愉悦感的前提,也是人的审美思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作为本体的心,内容其实还是宋儒那一套,还是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并非不对立,但因其理论立场的改变,立足于人心,主体的能动性大大增加,情感活力加强,主体在反思判断的过程中,其感性常常会对本体观念中与之对立的内容进行溶解,甚至对伦理本体重新解释,使情感与伦理融通,形成圆融的审美境界。在情感的自由活动中,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就会产生。故此,阳明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王阳明认为,人情与伦理本体是统一的。性与情成为体用关系:“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9]于是,良知成为人情与本体的统一体,情感流行就是良知。即所谓“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

[20]甚至认为情是伦理的基础:“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21]到最后,情就是伦理与感性的统一体,而做为心之用,情成为天经地义。人生在世,无非情字。阳明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22]可见,在王阳明这里,情已经开始融通伦理本体,形成一种审美愉悦。王阳明用了一个生动的词表达,这就是“乐”。他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23]既是本体之乐,又是人生感性之乐,这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而到了泰州学派,大倡“百姓日用”,其所谓“乐”已偏向自然人性,人情成为主导力量。其影响所至,文学界掀起遵情浪潮,有人(如冯梦龙)甚至以“情”取代“道”,情成为本体,道学最终演变成美学。而且,道由外在的天理转为内在的良知,心取代道成为本体,伦理本体由外在的强制转变为内在的超越。人心道心合一,知行合一,人由伦理符号还原为真实活泼泼存在。这既体现了伦理的精神,又是感性的存在。“所谓‘良知’作为‘善良意志’或‘道德意识’反而被染上了感性情感色调。”[24]这种存在已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审美存在。人作为道德本体的承载者,同时具有较大的感性自由度,在审美判断的过程中,个体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油然而生,审美思维得以充分展开。此时如以文辞展开这一思维,理学家“文从道中流出”的理想在实践上就成为“文从心中流出”。这就是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活动过程,作为审美的文学即本体的文学就此诞生。到此,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辞,而是一种人类审美活动过程的展示。宋元以后,文人的生活与文学艺术逐渐融为一体。文艺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郭绍虞曾指出明代文人重文艺,并指出其与理学相互兼容,只是未深入讨论。其实这是明代文学值得关注的要点。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从本质论的角度上看,中西方美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表现”与“再现”,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强调艺术是一种“摹仿”,因此,西方最早的艺术大都是造型艺术,以肖似为美,而文学则以冷静客观地再现生活为主,因此史诗和悲剧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叙事的重要地位。与之相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性文学,《尚书•尧典》中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陆机《文赋》中又言:“诗缘情而绮靡”,这就奠定了中国式的美并不是面向外界求肖似,而是面向人心内部,目的是“言志”和“传情”,“志”为思想,“情”为情感,二者之中,诉说人生感受的“情”更是占据主要地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不管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甜蜜思念,还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慷慨激昂,不管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伤感哀怨,还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淡定洒脱,都是将“情”放在首位的,由此可见,以情感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标准之一。欧美广告擅长以逻辑性较强的叙述手段作为基本构架,而中国的广告创作应该更多的发扬表现传统,以情感为诉诸点,尤其是国人更重视的亲情、乡情、爱国之情等,这种从古代文学中形成的表现传统,不但更加适合我国创作者的思维逻辑,同时也更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因此,在广告创作中更多的寻求情感切入要比直截了当的推销产品更加有效。可以通过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构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叙事,凸显商品在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中的作用等方式作为广告的基调。如金龙鱼食用油广告中,仅仅渲染出春节将至的喜庆氛围,几个手持灯笼的孩子唱出“亲爱的爸爸妈妈在等我,等我快回家”,似乎是传统文学中游子思乡母题的再现,不需要其它的补充,便将食用油与家乡亲人的团聚联系到一起了;雕牌洗衣粉广告以孩子偷偷帮下岗的母亲洗衣服为切入,以“妈妈,我能帮您干活了”为广告词,既强调了该产品的用量节省和清洁能力,又让消费者感于母女的殷殷情深;百年润发洗发水广告中,以尘世的沧海桑田做背景来衬托人世间最具戏剧性、也最感人的爱情故事,让浓浓爱意随着一瓢清水冲洗的青丝秀发细细流淌,使得此洗发水成为中国式爱情的符号性代表。这些创意看似与古典文学无关,但实际上传承的正是古代文学中“诗缘情”的表现特征,符合国人重情感求和美的传统心理,并给产品带来了附加价值。所以在广告创作中应在推介产品的同时更重视作品中传递的情感以及情感的表现方式,以情动人,这些已经形成传统的特质即使用现代的场景去表现出来,仍然可以深刻地打动人心。

二、注重意境创造,展现“温柔敦厚”的含蓄之美

虽然中国文学善于表现情感,但这种表现绝不是过分强烈的,而是温柔敦厚的,从《诗经》开始,我国文学创作就形成了这个美学传统,即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虽相思而不逾矩,“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虽忧愁而不哀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虽幸福而不狂喜,中国传统式的情感是欲语还休,深沉舒缓的。由此联系到广告创作上可知,中国式的广告并不适合直接照搬西方式过分强烈和明显的情感表达,应该适可而止,展现出“温柔敦厚”的审美特质。从表现情感的方式上看,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种亲近浑融的审美情感是与含蓄的形式表现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意境”这个词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中国式的美学概念,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和美学家用了众多文字来诠释这种美感:司空图“诗家之景,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严羽“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简而言之,所谓“意境”其实是中国式情感的表现方式,并非是如西方式的直接表白,而是在形式上注重情景交融,在结构上讲究虚实相生,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无一不是将情感与景物紧密交织,并且以有限表现无限,构建出精妙意境的。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花一物皆有情,表现分离之苦,不说心碎,而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回忆相聚之欢,不说繁华,而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苏轼悼念亡妻,将肝肠寸断之思寄予明月松冈,杜牧抚今追昔,将百年兴衰之叹付诸烟雨楼台,这种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样貌,决定了中国式情感的表现应是含蓄传神,并且诉诸于具象表现的。另外,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还表现其大多采用以有衬无,以实写虚的方式。如绘画艺术中的“留白”、“点染”,总是三言两语将最重要的部分描绘出来,而更多的情感和景致交给读者去自行体会,比如杨慎的《临江仙》,一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十个字中包含的是无限苍茫的古今之思,这与西方式的详尽写实手法完全不同。即使是叙事性作品,中国文学也同样会重视构建这种含蓄的意境之美来烘托氛围,表达感情,如《水浒传》中写景阳冈“一轮红日,厌厌的相傍下山”,林冲夜奔前“纷纷扬扬地卷下一天大雪”,只几个字就将当时的情境展现出来,同时表现人物的处境和心理。

中国文学的这种美学特征也同样可以给广告创作以启示,当前中国很多广告都是通过赤裸裸的宣传甚至重复广告词的方式出现的,虽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营销效果,但并不能给人美感,甚至引人厌恶。如果说西方广告淋漓极致地发挥了其开放自由的文化特征的话,中国式的广告更应该表现传神含蓄的意境美,在产品优势的宣传上,不是直接陈述,而是尽可能地以简短的场景或事物去呈现,追求“实者逼肖,虚者自出”的效果,这里的“虚”指广告的主题,“实”指广告的内容。如白沙集团的广告:宁静如镜的湖面,灰暗的天空,一个中年男子重重的脚步迈向湖边,远处,几只白鹤在浅水处嬉戏、助跑、腾空,振翅飞向蓝天;随着白鹤的腾空飞翔,画面逐渐明亮,男子凝望飞向远方的白鹤,双手并举舒展地做出飞翔的手势,伸向天空,画外音响起“鹤舞白沙,我心飞翔”。这则广告主要目的是凸显白沙集团创想、自由、向上的品牌理念,正是通过含蓄优美的意境营造展现出来,广告使用的主要意象:白沙、白鹤、湖水,既是集团所在地湖湘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在传统绘画诗词中常出现的意象,整个画面动静结合、错落有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给观赏者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感。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心随白鹤起舞的描绘,突出了“飞翔”的企业核心,将想传达的内容含蓄地表现在短小的场景中,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另一则中国银行的广告则选取了静谧的竹林作为背景,一黑衣少女在竹林中冥想、漫步,“竹动”、“风动”、“心动”的字幕接着出现,最后,在一片青绿的竹林之前,出现“有节,情义不动”字幕。没有画外音,也几乎没有背景音乐,整个画面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的含蓄蕴藉特质,而且,在中国文化中,竹子一直是君子风骨的象征,作为银行的广告,以竹子为视觉符号,巧妙地避免了财富、金钱等俗套,强调了刚直不阿、重信重义行业精神。意境美的创造需要对古典作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李煜、王维、苏轼、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反复欣赏和比较,理解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的特征。还可以尝试将经典的诗词用广告场景的方式描绘出来,再从已有的广告作品中寻找有意境的作品,对其进行分析赏鉴,这样由模仿到创作,慢慢地摸索出意境创造的方式和思路。

三、引用和借鉴古诗文,彰显“文抽丽锦”“拍按香檀”的形式之美

国学大师钱仲联在《梦苕庵论集》论及古典诗词的鉴赏中,强调必须抓住两个关键:诗词的“声”与“色”。所谓“色”,即诗词的文采与藻饰,诗人通过修辞设色,描绘生动的形象。“声”,即诗词的声调和音节表现于格律之中,呈现声韵和谐的美感。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为主,最早的诗歌形式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从它产生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形式上的美感在于辞藻华美和韵律和谐,古典文学一贯重视语言文字的锤炼,汉语之美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先秦时期相对简朴稚拙,但刘勰也赞美其“‘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崾崾’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这种质朴平易的语言风格到汉大赋时期就已演变得浓墨重彩,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也说:“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至唐代之后,字词的锤炼之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辞藻的表现力,风格的多样性都已十分成熟,所以文学史上一直流传着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精辟而美丽的佳句。除了文字本身的优美之外,古人也重视音韵的作用,现代心理学证明,声音的高低错落、起承转合与人的情感表现能够达成同构,可以说,韵律是文字的“情绪”和“个性”,字调的刚柔、长短、轻重、平仄、韵律不但能与内容结合起来更有效地表现情感和思想,更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立的音乐的美感,这一点在格律诗和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于广告中的文案而言,应该挖掘和发挥出汉语的美感。具体来说,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引用和依托古典诗文作为软推销文案,如酒类广告可以引用李白众多关于酒的诗句,景区或楼盘也可大胆引用山水佳句,有的商品品牌名字也可嵌入诗文中,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酒)、“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电视)、“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兰空调)。这是比较浅层次的,需要丰富的诗文储备。另外一种要更难,但也更深刻,就是并非直接引用,而是借鉴和摹仿古典诗文来创造文案,这就要求创作者有较深刻的古文功底,能够驾驭文言字词,懂得基本句法,掌握诗词格律的基本要求,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给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一品黄山,天高云淡”、“悠悠岁月酒,滴滴沱牌情”采用诗词的平仄、韵脚、声律,既有古典诗文的形式美,又精确地表达出品牌的文化内涵;青岛啤酒的藏头诗广告“青翠纷披景物芳,岛环万顷海天长。啤花泉水成佳酿,酒自清清味自芳。”更是以完整的诗歌创作为广告增加了吸引力和文化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中国银行系列广告的广告语“止,而后能观”巧妙地化用了《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形式和内涵,彰显出深厚的品牌文化,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审美效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