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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色建筑的传承与创新

2019/07/20 阅读:

【提要】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纪念馆不同的展示意义,揭示海派文化影响下红色建筑的发展历程,并探究海派文化在其中的存在形式。

【关键词】海派文化;红色基因;红色建筑

上海作为殖民地时期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版图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许多历史人物和仁人志士在这里相继登场,书写了一幕幕铿锵激昂的历史剧作,留下了绵长的红色记忆,也为上海留下大量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红色主题博物馆和纪念馆是红色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载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重要载体。这些场馆受到宣传部门的高度关注,获得比较充裕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投入,建设很快形成网络,并且具有快速提升的专业水准,设计理念和表达方式体现出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特征。上海的红色基地很多,本文主要以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纪念馆为例,对比描述三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修复工程,以此来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发展历程。

一、复原——中共一大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在上海召开,“一大”对于党和人民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的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年中共的初创大会是在绝密状态下召开的,就是当年的参会人员都已经不清楚开会的具体地址,现在要在这茫茫大上海里寻觅20几年前的“一大”会址实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历时数月,经过多方查证,终于确定了望志路上的“恒昌福面坊”就是当年的李公馆,即当年的中共“一大”会址。随后,上海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搬迁会址内的居民,复原修缮并加固会址,铲掉了会址外墙上的“恒昌福面坊”五个大字和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的大大的“酱”字,同时,将混水墙改修砌成清水墙,恢复了“李公馆”的本来面目,不久将其命名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一大”会场曾被设在楼上,于1957年在进行复原布置时,便将会议室更改布置到楼下客厅,会议室里那张长方桌也从楼上被搬到了楼下。此外,为了对当时历史事件的高度还原,纪念馆还特地安排工匠仿照当年的家具样式制作了相似的一批家具摆设。一大会址的建筑风格为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为交错的青红砖堆砌,并镶嵌白色粉线,门楣上雕刻有矾红色的雕花,两个铜环搭配在黑漆大门上,门框上围绕着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属于典型的海派风格。原有楼房一共两排九幢,一上一下,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其中南面一排5幢房屋沿兴业路建造,会址座落在西首两幢,北面一排4幢房屋在黄陂南路树德里弄内。石库门建筑在所有租界建筑中,首先带上了海派文化的韵味,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海派文化其中的一个“可塑性”构成。“一大”会址的探寻、确认与成立,无论是家具的摆放还是位置的选择,都是对中共“一大”会议的还原与展示,也是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建筑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映射。扩建部分与原石库门建筑外观风貌协调一致。

二、保护——中共“二大”纪念馆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原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便所被选为“二大”会议召开的地方。中共“二大”会址在1959年正式成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分别于2002年和2008年进行了修复及扩建,将原来210平方米的纪念馆扩建到2282平方米。本次修缮主要采取保护性修缮方案,即修缮之后仍然要保证总体的历史样貌。外立面和屋面都需要根据原先设计还原历史原貌,会址室内也要在保证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恢复修建,改建的部分主要为会址展馆部分,展馆室为满足新的功能使用要求,需要根据接待、参观以及存放档案的需要实施保护性改建。从建筑风格上看,“二大”会址为两排东西走向具有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基本保留了其在1915年始建时的建筑风貌,经过多次磨合、雕琢,终于向世人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石库门里的纪念馆”。新馆的修缮设计忠实体现了“修旧如归,做精做细”的总原则,整体凸显简洁、庄重、大气、儒雅,细节展示出了经典自然的海派气息。

三、创新——中共“四大”

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顺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在1937年爆发的淞沪战争中,日军对虹口地区进行了疯狂轰炸,曾经作为“四大”会场的宅邸和周围巷弄都被夷为平地。经过几十年时间,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四大”会址早已不便考证。在这样一个既没有原始会址,又缺少实物史料的情况下,要建立“四大”纪念馆,无疑是给中共“四大”纪念馆设计者们提供的一个巨大挑战。在经过一定的探索后,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设计方向逐渐转为如何让纪念馆本身变成一种能体现历史纪念性的场所。为了体现纪念馆本身对中共“四大”会议的纪念意义,在相关单位支持下,选择在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基础上进行修建,并结合四川北路上的绿地公园进行改建,并根据原有辅助用房的性质适当调改。尽管纪念馆里基本没有当时“四大”会议留下的历史“原件”,但这个总面积达3180平方米的纪念馆却通过精心布局能够让参观者联想到当年举行的这次重大历史会议,并在历史长河中解读它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四大”纪念馆便是一个可以唤起人们历史记忆的地方。无论是人们入馆的方式还是展馆周围的环境,都能再现中共“四大”召开时的情景,让观光者可以参与到所在的历史事件中,于是参观这个行为本身也就变为一个具有纪念性的行为。这样的一种处理和设计,不但增强了展馆所传达的纪念意义,同时也让一座城市公园兼容了一个具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将历史记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同时没有改变公园结构,使这段历史记忆在不经意间被悄然唤起。“四大”会址的成立,与“一大”和“二大”会址的复原与保护既有相似,但区别也很显著,中共“四大”纪念馆不只是对“四大”会议的历史还原,同时也融入城市环境因素与人文关怀,期待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观感。当然,海派文化影响下的石库门风格依然有所保留,这也是对历史文化的认可与尊重。

四、反思与展望

随着历史的变化,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复原到中共“二大”纪念馆的保护政策,再到现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所设计的创新,红色基因在上海的存在也在逐渐创新。红色基地的设计依然保留了老上海的特色,石库门的设计是海派文化中的小小一处,这也是海派文化影响下的老上海风格。城市的精神往往反应了城市内在的灵魂,而城市精神的本质则是人的精神。这片红色的记忆里,不仅仅承载了上海的历史传奇,也承载了历史人物的英雄壮举,承载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灵魂。

参考文献

孟昭庚2011《红色起点“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寻觅记》,《福建党史月刊》第1期。

邵雍2011《“二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社会学》第6期。

杨嫣2012《“二大”会址纪念馆在宣教工作上的多样化探索及思考》,《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期。

童明、黄潇颖2014《中共四大纪念馆暨上海四川北路公园改造》,《城市建筑》第25期。

虹区、益初2002《中共“四大”会址的发现与确认》,《上海党史与党建》第1期。

作者:杨璐 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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