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留学生工程教育作用分析范文

归国留学生作为民国时期大学管理、教学、科研的主干人物，他们提出的教育思想和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对于中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第一所矿冶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以下简称焦工)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其时所取得的不俗成就，都与归国留学生群体发挥的作用紧密相连。在焦工教师队伍中，有一批教员“留学欧美，在彼邦有工程经验，在海内有教书成绩，强半能牺牲京沪平津优越之环境，与国立大学优厚之待遇，来此鄙壤，授此朴土，与其他教职员同人实皆重视友谊及本院之前途者也”［1］。来自海外的这些归国人员构成了焦工(在本文中其起止时间包括西北工学院1938—1946年时期，下同)的归国留学生优秀群体。作为思想先进、视野开阔、深刻了解中外大学差距的归国留学生群体，他们在焦工的高等工程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若干有重要价值的高等工程教育思想和理念，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学界对于留学生的历史与影响研究颇多，但对于归国留学生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作用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以焦工为个案，仅就该校归国留学生群体对于现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作用略述如下。

一、初步提出现代高等工程教育

思想理念并进行了具体实践焦工归国留学生群体从事高等工程教育活动的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31—1938年的焦工时期;1938—1946年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下面仅就其中对于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述其荦荦大端:

首先，1931年焦工成立至1938年西迁前夕，归国留学生群体根据当时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针对中国近代工程教育较为落后的状况，努力发展现代工程教育，在学校内部初步建立了学科较为齐全、有较强专业特点的工学教学、科研、管理体系。近代以降，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应急功能的需求下匆忙展开的。为了救亡图存，清末洋务运动期间，也举办过几所带有若干工科因素的学校，例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但是，倘若严格地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他们并不是近代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建立在较为成熟的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理念基础上的、具有较为完整工科教育体系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培养掌握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为宗旨的“工艺培训所”。此种情况在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时期仍然存在。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了工学院，但是，工科院校的专业结构从总体上仍然存在专业设置少(例如中央大学工学院在1930年只有机械工程一个专业)、专业的行业性过强过细的弊端，未能形成完整的工科教育体系。因此，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平稳的经济建设阶段(1928—1937年)，近代中国的这种工科教育方式是无法适应国家急需大批工业建设人才背景下对于高等工程教育的新要求的。对此，作为深谙其中道理的、有留学海外背景的焦工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解决这一痼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理论有一种通病，“认定工为不入流的东西，工的地位江河日下，故工科学校未见有完整系统的建设，吾辈当前最急需者亦当为此也。”［2］90为实现工业化需要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体系完整的工科专业。在这种符合现代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焦工的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1931年(民国二十年)4月，曾留学美国的张仲鲁第二次任焦工院长(1931年4月—1933年7月)，其间由他主持颁布了《私立焦作工学院组织大纲》。这个大纲共有18条，其中规定:“本学院以教授工程学术，养成建设人才，而应社会之需要为宗旨。”193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清涟教授继任院长(1933年7月—1938年7月)。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本校拟向完整的工程科学之方向发展”，并在写给美国密西根大学地质硕士毕业归国、时任地质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张赓虞信函中指出:“本校既拥有省内别所大学不具备的较多公司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亦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员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著名的工科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3］236张清涟本人在这方面也具有特殊的优势，多年海外留学的经历和见闻，使他对办一所先进的、规范的工科学院充满信心。在张仲鲁、张清涟主校期间，他们与其他留学生出身的教师，广泛筹募经费，扩充校舍和设备;学习美国大学模式，初步建立了本校的工程教育体系。学院原设采矿冶金、土木工程两科，1936年将科改系，设采矿、冶金、路工、水利四系，通过此次较为彻底的改组，“四科并立;设备可以互相利用;教员可以专授所长，学生可以发展个性，蔚为国器，远仿欧美之成规，近应社会之需要”［4］。不仅如此，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尤其工程类学科更是当时的新兴学科，焦工能够较早地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工程教育和科技前沿发展趋势，可见归国留学生群体用心之良苦、眼界之开阔。在教育制度上，以他们曾经留学或者考察过的美国工科大学为蓝本进行改革，师生所使用的教材，大部为美国大学的原版英文教材。在课程设置上，结合中国实际参考美国工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强调学以致用。为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归国留学生群体自费创办《焦作工学院院刊》、《焦作工学院周刊》等学术刊物，并设立“张仲鲁先生工程论文奖金”，“以鼓励在院正式学生研究工程学术，发表有条理之思想或有根据之调查为宗旨”［5］85，这些措施是当时国内工科院校一个少见的创举，对于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工程学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几位留学毕业归国的知名教授还邀请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煤矿和石油专家孙越崎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到校讲学，特别是1935年10月在本校召开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焦工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始终不渝地坚持工程教育“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的育人原则，录取新生时，不以事先规定的名额定标准，而是根据考生水准定名额，即以考生成绩优劣确定录取人数，而且数理化试卷均为英文出题英文答卷，录取标准很高。《学则》则从学生入校后的日常生活到教学管理、从学习成绩到升留级、从奖励到惩罚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促使学生平时认真学习、一丝不苟。学校还通过进行频度不同的考试、学期结束后张榜公布成绩等一系列办法，激励学生竞争，鞭策落后。抗战爆发前，焦工的结业淘汰率曾高达30%－40%，日常学期淘汰率也在10%左右。学校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制定了奖励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学生的办法，如各门课程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者可以免交学费。但要达到这一标准，学生必须得付出加倍的努力［6］68。

归国留学生由于在美国留学多年，对于现代高等教育事业中师资的重要性有切身感受，故非常重视对师资的选聘和培养。张清涟始终把延聘教师作为至关重要的大事来抓，曾曰:“本校教员非博士不聘。”足见其心志之高。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形格势禁，不能完全做到此点。学校还注重留学生教师队伍本身的年轻化和梯队建设。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外教师一视同仁，督之甚严，对于外籍教员亦能随时随地进行课堂抽查。当时学校对于教员学习、教学、科研要求甚为严格，一方面是领导人责任心强;另一方面是学校对留学生出身的归国教师的重视和要求严格。张仲鲁特别赞赏《公羊传》之“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这句格言。他认为，归国留学生出身的教员必须迅速了解本国的情况，若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践的理论家;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践而无学理的“老木匠”，二者一定要结合。对于主讲工科专业的留学生归国教师，学校进行制度化的定期英文口语和书面考试，还进行包括人文知识在内的综合知识测验［3］238。张清涟担任院长之后，强化了工科的教学实践环节，他和同事们认为，实地练习是培养和训练工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长实际工作经验必不可少的环节。焦工学生除在校内实习和实验外，一般从三、四年级开始，每年春假或暑假(当时中国大学有日本大学春假的假期制度)，或安排参观、地质调查、实地测量，或安排到工厂、社会进行实习。实习时间按不同专业规定也不同。实习往返舟车费、行李费等均由学校负担，并供给每人每日饭费补助。学生的实习报告、记录本经考核，作为该科目成绩的一部分，如不及格则重修。此外，各系增设了各自的实验室，添置了若干设备，为培养工科学生基本实践技能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张清涟不仅关心教师们承接的重大科研项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归国不久不熟悉国内人际关系的教师们解决实际问题。据材料工程专家邓曰谟回忆，他“在仿制美国福特汽车发动机过程中急需科研经费，但苦于没有门路，院长特意找到银行经理，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3］338。由于归国留学生群体与其他教师和全体学生同舟共济，使焦工得到迅速发展，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已经超越河南省境，被当时京沪地区的报界赞誉为“中国工程教育的一个楷模”［7］。

其次，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焦工与其他三所工学院在西北陕南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时期，以张清涟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群体不仅仅是实干型的教育家，而且他们的工程教育理念能够较快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在焦工工科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参考和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在西迁之后适时提出了“通识教育”理念，以培养适合中国战时特点的高素质工业建设人才。1939年，三位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合作撰写的《吾国工业化的前景与人才关系之探讨》一文，以本校为蓝本，探讨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初步梳理了发展战时高等工程教育的思路。他们认为:根据国民政府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计划，要想适应战争时期西南、西北大后方工业建设的需求，有三个要素(即资源、资本、人才)应当作为国家战时建设计划整体考虑，其中战时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国家要实现战时大后方工业建设的新目标，急需两类不可或缺的人才:一是某一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二是具有宽广思维和通盘协调能力的组织人才，两者都须均衡培养，因为“吾辈从事工业建设的经历告诉我们，要使轻重工业样样具备，而工科学生责任的重大也可想而知了。吾辈设若只靠培养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养成的重要性当放置于技术人才之上”。三位教授指出，抗战发生之前在培养工科学生时，由于国人过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具体专业技能而忽视基础科学理论、组织协调能力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往往造成工学专业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理论上的欠缺和组织能力与技能之间的失衡。“须知知行是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产生出来的。”［8］268这就从工科教育培养人才总体目标的高度厘清了现代科学理论素养与具体工程技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意图在于匡正战前人们对高等工程教育存在的过分注重其实用价值的偏颇心理。他们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更有其更大的使命”，三位教授有远见地指出，在战时工业建设所需的两类人才中，工学院着力培养的应当是工业组织人才，绝非仅仅是纯粹的技术人才。他们参考自己所熟悉的美国工业化道路和现代欧美国家工程教育能迅速适应欧战爆发后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在文章中强调应当靠工科学校来培养战时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大量的复合型技术人员，“大学工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在于培植通才”。工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如美国工科学校一般，培养有血肉有灵魂的工程师，即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唯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提供这一类的人才”［8］269。既然给战时的工学院这样一个定位，又应如何改革目前存在的弊端，对于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三位教授当时显然由于条件所限并没有给出答案。1943年，唐仰虞(美国密苏里大学学士、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时任化学教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造就通才”的具体思路，文章认为，此种战时之“通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工科加人文知识的“博学人才”，而是特指战争期间工业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的工程技术的组织者，“决非只会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设计或操作的技术工匠”。关于将这样的教育理念如何具体地落实到工学院的管理、教学、科研实际环节之中，唐仰虞教授初步提供了一套实施方案，即“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吾辈所指称之工业组织人才，除却专业技能之掌握，对于旁及的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与工科有关联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历史地理等，都该有一定的了解”。唐仰虞教授还将战时工业人才的结构形象地比喻为古代罗马帝国的方尖碑，“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所以，战时高等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以达吾国边抗敌边建设之长远目标”［9］238。尤其可贵的是，为强化战时工科大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服务战争的功能，他明确提出工科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当具备健全的人格，求知的热忱，健壮的体魄。立身行事，当忠诚第一;待人接物，以公正为先。除了做有技能的工程师还不够，而应当通晓多方面的知识，样样拿得起，做得好，是多方面的多面手。”他还提出，“教学做应当合一”，“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是死教育”［9］338。归国留学生群体的这些高等工程教育理念，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且富有远见，有些见解远远走在了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理念的前列。而其更加深刻的意义，笔者认为，在于他们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率先探讨了“培养满足现代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工程科技人才和组织人才，将科技知识和综合知识通过中间实践，应用于生产，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一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使命问题。这些思想虽然由于当时战争频仍、学校四处迁移而无条件去进行具体实施，但是，在西北工学院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仍然继续探索，他们对于西北地区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做出了具体而实在的贡献，这是值得铭记的。在整个抗战时期，西北工学院集四校师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建立起学科比较齐全、师资队伍雄厚、西北地区唯一的高等工程学府，开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以至后来国家培养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绝大多数留学归国教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和优良教风，在战时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学生也发愤苦读，志在报国，其情其状殊为感人。校友师昌绪回忆说:“我们依靠政府发给的菲薄贷金维持生活。身着补丁服，脚穿烂草鞋，吃的是红稻米稠粥，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干打垒宿舍，出门就是山。教堂钟声响起，却听诵经之声隐去而读书之声骤起。”“到了节假日，除了爬爬山，更多的是在教室里学习。记得当年我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金风读书会’，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四年求学，在治学上我得到了严格的训练。”［10］由于夜晚自习，古路坝(当时的校址，位于陕西城固县)各处可见煤油灯灯光闪烁，灯火彻夜不息，遂形成“古路灯火”一景。古路坝的百姓至今仍然记得当年“焦作工学院的学生学习非常努力，对人也好，办事能力强，管用，不是书呆子”［11］。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培养“通才”思想观念的实际效果，反映出作为工科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站在民族复兴之大局，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乃至精英工程人才、科学家型的工程师、工业界的领军人物。

二、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进

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做出了贡献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无疑是一种舶来品，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的古代书院并无直接的历史渊源。尤其是经过晚清、民初的引进与借鉴，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制度有着显著差异的“西学”特质。尤其是以器物为主要教育内容的高等工程教育，无论是课程的体系、升学与学业考试制度、教学方法，抑或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应当怀疑其反映出以西方理念为先导的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对专门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而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承认，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一方面，固然引入了西式高等教育制度，顺应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要求，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走向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经过本土化的转换，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主要分析民国时期私立焦作工学院归国留学生群体在高等工程教育本土化方面的情状与作用。

(1)大学教科书编写和讲授方式的中国本土化工作。民国初年，国内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各专业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多直接取自国外，故呈现外文教材当家、中文教材点缀的局面。此种状况固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言自明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外文教材或译本中所载内容与体系，往往存在着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问题，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方面，西方(包括日本)教材在联系生产实践、制造工艺、设计思想、指导实践方面严重与当时的中国国情不符合。有感于此，焦工归国留学生群体自己编写了一批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有关数据表明，1931—1949年间，焦工仅归国留学生群体出版的教材就有物理学3种、化学6种、英文8种、中国地理地质8种、冶金9种、桥梁工程类9种。张仲鲁先生还利用广阔的人际关系，在担任河南大学校长职务期间热忱支持焦工归国留学生自己编写教科书，并设法给予资助出版。张氏在《汴梁书局国人教材出版宣告书》中，指出国人自编教科书的重要性为:“国立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根本，实在教科书。”［12］1936年，张清涟院长在焦工校务会议上作了《国化教科书问题》的讲话，认为国人动手编著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科书是高等教育同仁的当务之急，明确指出大学教科书应实现中国化，并要求本校各专业著名教授，“反复斟酌西洋之教科书，复以极大精力考量国家之现实需求”，努力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高等工程教育教材。汴梁书局1935年11月出版了一套由焦工教授集体编写的《大学丛书》，涵盖了文史哲、艺术、体育、物理、化学、冶金、机械、采矿、测量等各领域的不同学科的专业内容。这套丛书出版后，初步奠定了民国时期河南境内中国学者自编中国化大学教材与参考书的基础。以物理学为例，民国时期各高校内最早编出中文物理学教材的是北洋大学和东南大学，但编写较好的则当推焦工留美归国教授们合作编写的《大学物理》，此为河南省最早正式出版的高校本土物理学教材，并很快得到物理学界的认可，成为民国时期高校流行的标准教材［13］280。这些国人(包括留学归国教员)自己编著的教材，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重视教学实用性，其逻辑思路非常适应国人的思维特点。

(2)除了编著教材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外，焦工的归国留学生群体还在本校的大学讲坛上为教学方式的中国化做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做了三个方面的教学方式本土化尝试:一是改变西方人授课不注重体系与框架的总览而只求快速进入自己感兴趣的细节问题的模式，注重从简单到复杂、从总体到细节的有序渐进及逐步深入的教学方法，比较符合国内大学生平素养成的“先鸟瞰全局再扩大细节”的思维方式，深入浅出，线索清晰，框架完整。二是能针对民国时期缺乏实用人才的特点，强调学习理论知识与培养大学生自己动手能力的重要性，启发学生从一些身边经常遇到的简单事实中去领悟深刻的道理，鼓励学生自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三是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鼓励大学生适当选修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心理学、伦理道德等)，讲授理工科课程的教师也颇有能力延伸教材内容，讲解一些科学史上很有启发性的人物生平与奋斗经历，使大学生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结合起来，产生人生的深刻感悟。例如物理学教师张德居(美国康乃尔大学物理硕士)教授，不仅讲授物理学课文本身，而且结合课文引证大量古代中国物理学史料(沈括、宋应星等)，使学生了解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脉络，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他本人还游刃有余地向学生讲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诗文、小说、笔记和各种典籍，对学生有很大的感染力［3］454。对于那些热心传统文化、关心国家兴衰演变、渴望了解西方教育的青年学子，他更是在授课中格外关注，厚爱有加，多加勉励。

(3)努力建立营造中国古代书院式的教师与学生关系。留美归国的采矿教授钱慕宁逐步建立了能融洽师生关系的“家庭学校”氛围，他和同样具有留学背景的同事们一样，不仅授课有术，而且对学生有一颗慈母般的慈爱之心，他们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坐拥书城”，热心把家里珍藏的中国文化典籍出借给学生阅读，此种家庭藏书不但对学生开阔眼界非常有帮助，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河南境内大学的一种特有情况。籍贯江南的钱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族是一个以诗礼传家、有文化有品位的家族，他归国后到焦作从事大学教育，也是典型的中国化做法，即让有家学渊源的部分学生实现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而不是进行一种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的庸俗的实用主义教育。他对学生最大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使学生感悟到:单就财富的积累，其延续长度常常受限于富不过三代，唯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才能使人们真正在文化传承上香火不断，绵延不绝。此种传统教诲，通过焦工归国留学生群体独特的家庭式教育，使这种思想从一个家族扩大到整个社会，潜移默化地进入到每个学生的日常思想行为中，影响着他们在俗世的滚滚红尘中能够保持心灵上的超脱与高洁。所谓中国大学本土化，其中一个成效或当体现于此。虽然民国建立之后传统的家族结构受到了新经济结构的冲击，但内在的传统文化仍然通过民国时期大学这种家庭式学校在无形地言传身教，在动荡的民国经过大学学人的努力传承得到了持续和发展。西北工学院时期，师生们仍然利用本校一些留学归国的硕学鸿儒的家庭藏书室，进行读书活动和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14］408。这些师生以坐拥书城、拥书而读而感到一种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巨大乐趣。在民国动荡不安的总体时局背景下，他们努力追求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明窗净几、竹榻茶炉、棋局诗酒的大学内部古代书院式的读书风雅生活。在讲台上大师们侃侃而讲，到了课下，学贯中西的师长们邀请若干学生到自己家中，打开珍贵的书柜，让学生读几本好书，则又成为学生们的心灵大师和精神导师。教授们也经常邀请比较知己和有共同价值观的学生到家里谈话、读书，进行相互之间心灵的平等对话，其忠厚平和、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扎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对于大学生有着极大的人格魅力。学生们认为，在这些导师身上，体现出一种“学人”而不仅仅是教师的特有的气质，经常能够产生发自内心的对师长的感恩冲动。同时，归国留学生教员体现在课堂内外的人格魅力、学者气质以及个人涵养，则反映出融合了近代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这一留学生群体特有的学人魅力，对于莘莘学子自有另一种心灵的震撼与人文精神的感染。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这种已成遥远的渐行渐远的历史画面，时时常让我们回望民国时期的焦工，回望那些归国留学生师长为发展现代工程教育而努力前行的身影。